在“解放”这件事上，如果说大姐廉琦贞和小妹廉美贞的契机都是遇见一个“白马王子”，那么廉昌熙的推力则显得沉重许多。
母亲去世的前几天，他还是一个令父母操心的孩子。因为不敢向父母交代辞职，只好穿上西服出门假装上班。
母亲去世后，廉昌熙几乎是“自动”成为了支撑家庭的男子汉，不仅接替了照顾父亲的任务，还对大姐和小妹倾注了相当的关心。他带领受伤的家庭，挺过一个人生的冬天，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一、当我沉默时,我感到充实
《我的解放日志》剧情紧贴三兄妹上班下班的日常生活展开，三兄妹都在首尔上班，但因为家住在京畿道三浦市，通勤时间超长，生活、社交、恋爱等各方面都不得不为此妥协。
京畿道是什么概念呢？从命名看，“京”指首都一带，“畿”则是以首都为中心，方圆150公里的地区。所以廉昌熙前女友把京畿道形容为“包围着首尔的蛋白”，很残酷，也很形象。
从住得远这个冰山一角开始，衍生出了三兄妹所承受的一系列匮乏。首先是物质匮乏，单身生活节俭一些无妨，但对于大龄未婚青年来说，物质的匮乏是致命性的，正如廉昌熙所抱怨的：“没有车，又住在京畿道，这样我要怎么谈恋爱跟结婚？”
美贞曾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出生在首尔，我们会有所不同吗？”在廉家的语境下，这个问题也可以替换为：“如果有钱，我们会有所不同吗？”
廉昌熙一口咬定：“当然不同。”
大姐的答案与之相似：“如果有钱，心地就会善良啊。都说谈恋爱会让人善良，这句话也不是空穴来风。不管是钱还是男人，如果能拥有些什么，自然而言就会变得善良。”
美贞则说：“我觉得都一样，不管在哪里，我都会是现在这样。”
表面上，美贞很清醒，但从她那异常的沉默中，不难看出她实际上陷于一种绝望的乏力感中：白天不断被职场消耗，下班后也无法从家庭中获取温暖，日子久了，便逐渐丧失了回应世界的精神气和开拓进取的欲望。
这便是第二重匮乏：欲望的匮乏。“人活一口气”，欲望的匮乏比物质的匮乏更可怖，人若是囿于物质的匮乏，还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但若是丧失了欲望，就失去了全部行动的动力。
应该说，这两种匮乏都要归结于原生家庭。物质匮乏，是由于父亲做了姑姑的担保人，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务；欲望的匮乏，则来自于家中无所不在的压抑感。
廉家一家人的氛围是怎样的呢？通勤路上，兄妹三人彼此不交流；父母都把爱藏在心底，只会用教训的口吻表达关怀；遇到麻烦宁愿饿死、坐牢也不愿意告知、求助家人；整个家里除了吵闹就是死寂，没有一刻是被欢声笑语萦绕的。
“家和万事兴，家乱万事废”，这样的家庭，种出来的作物都是歪瓜裂枣的，更别说生活在其中的人了。
这样的家庭氛围很大程度上由固执保守的父亲和自诩不幸的母亲造成。美贞这样描述父母：“我觉得我爸很可怜，他好像从来都没有真正幸福过。我妈好像认为自己因为子女变得不幸。”由不擅长爱的父母抚养长大，孩子们也不懂得如何健康地爱。
...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常中，每天都像是一个循环，一种无力感扑面而来：无论白天在外面前进了多少步，到了晚上都要回到令人窒息的家中，仿若妖怪现形，始终无法完成蜕变。原生家庭这四个字，轻易就冲散了奋斗的成就感。
在廉昌熙看来，生于、长于山浦市，更是决定了他一辈子的坐标系：交友、恋爱、结婚……
这种匮乏导致他后来遇到心仪女性，也选择放弃，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困境：如若不能改变住房和经济上的现状，无论和什么样的女生谈恋爱，最终都会分手。
一开始，廉昌熙只会通过倾诉排解怨气，却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被困的局面。直到同事给他当头一棒：“如果郑雅凛不是有钱人，你还会这么讨厌她吗？如果她家境平凡，是个普通女人，你会这么讨厌她吗？”
同事进一步建议道：“你不要否定自己的野心，就让它自由发展啊。只要你变成有钱人，就不会讨厌郑雅凛了。”
言下之意，廉昌熙同样有升职加薪的野心，与其看不惯竞争者，不如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将嫉妒之心化为行动之力。
同事对廉昌熙同样野心勃勃的判断未必准确，但他的思路却不无道理：与其烦恼，不如行动。
为了破局，廉昌熙做出的第一个尝试是向具先生借劳斯莱斯，“以圣人的姿态，生活一段时间”。这个办法一开始很奏效，但车被刮后，他又立马回到了容易被郑雅凛影响的状态。
第二个是辞职。这不失为一种摆脱原有环境的办法，但也只是权宜，作为一个成年人，无论休息多久，总要再次面对社会。
第三个是母亲去世以后，廉昌熙接替了母亲的职责：照顾父亲，辅助出工，关照姐妹——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照顾，还有精神意义上的修补。
他敏感地注意到美贞的失恋，特地去停车场蹲守具先生。美贞借钱给前男友的事泄露时，他也设身处地替美贞解释。
全家一起去海边时，廉昌熙甚至深情脉脉地安慰父亲：“爸，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融洽。”“你身边还有我们三人。我爱你。”“有爱天下无难事。”
...对于天天以泪洗面的大姐——这种外放的、自然而然的情绪纾解方式，说明大姐是恢复最快的，不像美贞和父亲都把负面情绪憋在心中——廉昌熙没有直接表达安慰。大姐真正情绪压抑的时候其实是她摆弄头发的时候。三年后，当她遭遇恋爱的困境时——就像在第一集中她相亲失败后，冲动地将头发烫卷一样——她又一冲动剪了短发，廉昌熙便开导她：“别再拿头发撒气了，换位思考一下泰勋的处境吧。”这番长兄般的口吻，说明廉昌熙已成为家庭精神顶梁柱般的存在。
廉昌熙一点一滴的关怀，真的就像“毛毛雨”一样默默滋润着每个家庭成员，将破碎的家庭重新粘合起来。同时，这场毛毛雨也反过来滋润着他自己，为他积蓄着重新行动起来的勇气和动力。我们可以想象，正如有一次廉昌熙在银行让一个大叔先领钱，在助人的付出中收获到一种满足感一样，廉昌熙在照顾家人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休息，重新建立起自我价值感。
起初，廉昌熙总是吵吵嚷嚷、抱怨不断，后来逐渐变成一个能藏住话的人，大概也是因为他在付出中发现了行动的力量吧。最后一集中，廉昌熙对自己的这种变化总结道：“当你想倾诉的话语已经涌到了舌尖，但是把那些话憋回去的瞬间，从那个瞬间起，你就成为了大人。”这里有一个易被误读的因果关系，其实成为大人、性格成熟是原因，欲言又止、话说三分才是结果。
二、我很普通，但不想永远普通
廉昌熙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是多么普通，自己的生活又是多么平淡枯燥。同时，他认为“普通”并不是他个人的特点和命运，而是与他一同长大、玩耍的一批人的共性。
他将自己居住的社区视为“戏剧性”的绝缘体：“这个村子从我出生到现在，除了夏天淹水和老人过世，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平静无波。”
分手时，他宁愿将原因全部推到对方身上，也不愿意“被发现是个不怎么样的男人”。
有时，他又觉得普通人谈恋爱亦有优势：“第一眼见到会让人有点失望，先表现得普通，再一一展现优点。”
因为生活过于沉闷，身边忽然出现了具先生这样离群独居、富有而低调、还身怀绝技的异类，他就深深为之兴奋。
对于这种“普通”，首先，廉昌熙很乐意承认普通是一种现状，却不相信自己会永远以普通人的身份过普通的生活。他有一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成功哲学：聚在一起的人之所以聚在一起，是因为水准相当，所以不必非议他人，只要修炼自身，等待时机，就能自然而然地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当具先生把地球上的人比作77亿个堆叠的硬币时，廉昌熙被这种说法击中却又十分不甘：“我那么拼命地活着，但你能从和那座山一样的硬币堆中找到我这个硬币吗？”
廉昌熙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他很在乎“通过努力能不能摆脱普通人的身份”，也说明他内心其实明白陷于与他人的比较中有多么痛苦，同时又不甘心输给他人。
其次，廉昌熙很乐意就着“普通”这个话题大发议论，自我嘲讽，却不能忍受别人说他普通。他总是抱怨郑雅凛虚伪，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虚伪的时候。
...被同事的提醒的那天，他在大街上看见一座巨大的英雄雕塑，晚上又梦见被英雄雕塑砍杀，这一段没有台词，但参照同事的感叹“身为一个男人，又不是要当救国英雄，为什么我这么抬不起头？”，我们可以将这个梦视为一个分水岭，从这一天起，廉昌熙开始将自嘲深化为真正的反省，重新认识“普通人”的身份，也重新认识自己的“普通生活”：
升职失败时，他自我劝慰：“至少我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今天”。
拿到劳斯莱斯的车钥匙，他没有开去人潮拥挤的地方炫耀，而是选择在独处中感受平静和温柔的状态。
他还开始正视内心深处一次次延宕的辞职念头，决心放弃挤独木桥，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此外，相比于以“非凡”为目标的职场，家庭这一指向日常生活的场所，也具有普通的特征。在家庭中照顾父亲的那段时间，也让廉昌熙有机会认识自己，体味普通的真实滋味。
就这样，三年过后，当他与池贤雅分手时，他对“普通”的态度已有很大改观，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我就要这么平凡地过生活”。他不再苦恼于自己如一韩元硬币一般微不足道，转而珍视生活的平淡之味：如果戏剧性意味着为了钱疲于奔命，忍受别人的轻视，或者被囚禁于绝症的地狱，生活还是平淡些好。
更何况，生命的普通，并不妨碍人们用有限的生命去从事有价值的事业。只要能够认清自己的优势，执着而勤奋，就能实现自身的独特价值。在最后一集中，廉昌熙误打误撞又仿佛命中注定般走进了殡葬礼仪师培训班，在他那心领神会的微笑中，一段更有价值的职业之旅正在向他开启。
三、任性的孩子，也会一夜长大
作为廉家孩子中唯一的男子汉，廉昌熙本来承受着很高的期待，却成为最令父母操心的那一个，也是最受宠的那一个。他虽然经常惹父亲生气，天天被母亲挑毛病，但他的快言快语和任性发泄，却也说明他享受着最多的容忍与疼爱，以及他与父母的关系最少拘束。
有三件事情很好地表现了廉家微妙的兄妹关系和复杂的亲子关系。
第一件事是，大姐和廉昌熙像往常一样吵闹着回家，大姐生气地抓起拖鞋扔向廉昌熙，不料廉昌熙一躲，拖鞋砸到了美贞头上。两人都愣在原地，都没有去承接美贞的委屈和愤怒，所以美贞再怎么生气，也只好把气撒在拖鞋上。
这个场景说明，美贞虽然是老幺，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宠爱，甚至连一个打架时愿意为她出头的人也没有。可以说，三兄妹没有一个是像样的，最成熟的是妹妹，最幼稚的反而是哥哥。
第二件事是父亲看见廉昌熙因为工作原因不敢挂电话，每次都要浪费一个小时来听店长闲话家长，便批评廉昌熙作为一个男子汉却对人生毫无计划。廉昌熙口无遮拦地反驳道：“难道爸的人生就按计划走了吗？你生了三个小孩，女儿让你操心，儿子死不听话，除了种田还要经营工厂，做了两种工作，结果连轿车都买不起，夏天工厂还没有冷气吹，只能闷在里面，难道这种生活都是你计划好的吗？”这样过于直白的顶撞虽有一定道理，却体贴不足，缺乏设身处地的同情心。不听话是孩子的行为，并不是长大的表现，如果他再成熟一些，或许能在顶撞与赞同之间找到一种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在任性与听话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第三件事是在廉昌熙得知有一个接手便利店的赚钱机会时，他小心翼翼地铺垫，努力斟酌措辞，尽量不令父亲不快：“那个，爸，我想说一件事，因为不说的话，我觉得太可惜。我真的只是说说，你放轻松听一听。”言罢，还很客气地提示：“如果你感兴趣，这是个赚钱的机会。”
儿子和父亲说话，需要战战兢兢到如此地步，直令人感到无奈，可还是被父亲一句话就否定：“我的生计我会自己想办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固执了，更像是要维护作为父亲的权威。
应该说，正是“这也不许那也不行”的成长经历，使廉昌熙时时渴望着任性，但又始终不能任性。他一直希望能有个哥哥为自己遮风挡雨：“我要是能有个哥哥就好了，那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活着，我好想念从不存在的哥哥。”
具先生的到来，恰好为这个“不存在的哥哥”提供了一个具象化的载体。具先生的富有、独居、能跳远等一系列特立独行之处，令廉昌熙产生了崇拜心理，具先生的形象因此带上了哥哥一般的光环。具先生把车借给他开，更令他感受到一种被宠溺的错觉，所以他才敢开着别人的车到处溜达。换言之，成为弟弟，本质上是一种任性的方式。
...我总怀疑廉昌熙早已明白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也已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和心智，只是仗着父母健在，才当孩子当了太久。否则，母亲去世时，他怎么毫无不适，一夜之间就学会了主动承担？他不仅学会了照顾父亲，关照家庭，甚至懂得体味责任之中的艰难与寂寞。当然，也不排除是集数不够，编剧只好压缩情节，草草收尾。
甚至，从承担责任的抽象意义上而言，廉昌熙已经超越了私心，到达了道德的层面。从他和吴斗焕讲的《重返伊甸园》故事中，可以感受到，他赞同那个用自己三年孤独去换取他人五分钟温暖的人，不仅是出于法律上的判断，更重要的是道义上的认同。他将这样的价值观身体力行了，甚至还将这份帅气藏在心中。要知道，在善行面前，赞美与感谢是最轻微的嘉奖啊。
从行动的矮子到巨人，从不甘普通到懂得知足，从任性的孩子到家庭的支柱……如果说，廉美贞的故事，讲述了如何解放内心的小孩，而廉昌熙的故事则告诉我们，也要去解放内心的大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