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十分钟，影片就作出自述：人和机器，对镜头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失焦状态下，它们都一样，但它们发出的噪音让人安心。就这样，影片获得了自主性；这种电影主体论也可以被称为全新的电影伦理。它专注于机械的mechanism，专注于一根香烟如何被制造、又如何最终送到三岛由纪夫的手中；它专注于染料的物理转印，那种创造出超越现实视觉的上色工艺；它专注于胶片本身，也就是电影本身。
倘若2025年的观众们能够接受这一论证，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观众也正在目睹人性的泯灭，通过数码的方式。诚如路易·卢米埃尔所说，电影记录现实，是化学的延伸。想想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大自然：一切都是暧昧而妩媚的形状——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化学反应。而在这种美妙关系的对面，是我看到的色彩失调的CC修复版DCP。色彩的错乱即情感的错乱；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人性，通过不成熟的修复技术再次显现，于六十年后，以数码的方式与影片产生了互文。于是我们发现，胶片不可逆，它是可燃物；易燃物本身就带有无法避免的风险和乐趣。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去期待它，才会睁开眼睛去看，才会爱电影院如爱教堂。
...这是一部必须在影院看，且必须看胶片的电影。理由很简单，它是一部关于胶片的电影。六十年前的观众们根本意识不到，也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可六十年后却显得多么急迫。
作为安东尼奥尼的第一部彩色片，它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不要习惯颜色。维蒂说：“我害怕道路、工厂、色彩、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畏惧Technicolor，畏惧工艺，畏惧物、畏惧人、畏惧政治，直至胶片和电影本身。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说我们爱生活，爱现实；至少在异化不可避免地降临之前，我们可以说：我们曾经爱过。这就是安东尼奥尼的现实主义——相比迪士尼，希区柯克，以及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只有六十年代尚未完成电影工业化的意大利才能给出如此热烈的Technicolor辩证。
《红色沙漠》距今六十年，安东尼奥尼也已经辞世将近二十年。现在的我们，大多只能借由DCP去膜拜他的影像。而画面中偶尔闪现的刮痕，则悄然提醒着：我们应当去爱电影，更应当与数码保持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