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类关系——尤其是持续的关系，比如长期的友谊或敌对——都极其复杂，充满了无穷的经验和意义。它们需要一种持续的、往往十分微妙的解释工作；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必须不断花精力去想象对方的观点。
另一方面，用身体伤害来威胁他人则有可能免掉这一切；暴力允许一种更示意性的关系，比如“跨过这条线我就开枪，不然我根本不在乎你是谁、你想要什么”。也正因此，暴力常常是愚蠢者首选的武器：人们几乎可以说，暴力是愚蠢者的王牌，因为它是一种最难想出任何明智对策的愚蠢形式。
这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限定条件：双方在暴力能力上越是势均力敌，上述做法就越不可能。如果一个人参加了一场相对平等的暴力竞争，那么确实最好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一个军事指挥官显然会试图了解对手的想法。只有当一方在造成身体伤害的能力上具有压倒性优势时，才不再需要这样。
而当一方拥有压倒性优势时，他们也很少会真的采取开枪、殴打或炸死人的办法，通常光靠威胁就够了。这会造成一个奇怪的效果，也就是说暴力最典型的特征——它能强加一种少有或根本没有想象性认同的非常简单的社会关系——在或许最不存在实际身体暴力的情况下会变得最显著。
不平等本身可以被看做暴力的一种形式。结构性暴力的系统似乎总会产生极端不平衡的想象性认同结构。并不是说没有解释性的工作在进行——任何形式的社会离开它都无法运转。而是说，解释性劳动的重担都被转嫁到了受害者身上。
让我从家庭说起。美国1950年代情景喜剧的一个固定主题，是女人多么不可理解的笑话。当然，这些笑话总是由男人讲的。女人的逻辑总是被看做陌生、不可理解的。而另一方面，人们却从来没有觉得女性在理解男性上有很大困难。这是因为女性别无选择，只能去理解男性——这时正是美国父权制家庭的全盛期，无法为自己获得收入或资源的女性没有办法，只能花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相关的男性是怎么想的。事实上，这种关于女性之谜的言论是父权制家庭的一个长久特征：结构确实可以被视为结构性暴力的形式。
女性总是在想象从男性的角度看事情是什么样的，而男性几乎从来不为女性做同样的事。这大概是为什么在许多性别分工明显的社会（也就是大多数社会）中，女性对于男性每天做的事情了解很多，而男性对女性的活动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在只是需要他们试着想象女性视角的时候，许多人都会因恐惧而退缩。
有意思的是，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写于1761年）中，首次注意到了如今被称为“同情疲劳”的现象。他观察到，人类似乎有一种自然的倾向，不仅去想象性地认同他们的同伴，也会因此切实感受到彼此的快乐和痛苦。而穷人总是过得很痛苦，所以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观察者倾向于干脆将他们排除在外。结果是，底层的人花了大量的时间想象顶层的人的视角，并且真的关心他们，而相反的情况却几乎从来不会发生。这是我真正想说的。不管其机制是什么，似乎总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无论我们讨论的是主人和仆人、男人和女人、老板和工人，还是富人和穷人。结构性的不平等，即结构性暴力，总是制造出同样不平衡的想象结构。正如斯密正确观察到的那样，想象力往往会产生同情，因此结构性暴力的受害者往往会关心其受益者，或者至少比受益者对他们的关心多得多。事实上，这很可能是（除了暴力本身以外）维持这种关系的唯一最强大的力量。”
摘自David Graeber，觉得和导演在这里讲的很像，摘在这里。
//
真没想到绿意葱葱的海报下竟是这样的色调和故事…剧本灵，在现实框架下构筑起丰富的社会细节描写和思考，却又不拘泥于约定的单次线性生命，像头脑风暴实验一样，what if我将生命暂停，世界的逻辑是否有所变化，再遇见曾经相识的人，我们的关系会是怎样，我是否依旧追随历史中的等级关系；拉扎罗有一双新生婴儿般的眼睛，他的再苏醒像新一代人到来，也像神的到来，而世界没有起色。最后真看得一阵阵鸡皮疙瘩，管家说是否能把那盘点心留下（从众人人头中间逼仄的角度拍-心胸狭窄-看得我心跳飙升），正是当年侯爵问拉扎罗能否割自己手指的恬不知耻的逻辑；猜到那个钢琴运手的镜头下一秒就是风声呼啸，音乐消失（穆赫兰道），而音乐来到穷人行走的大街上，有种昆汀愿意在电影中改变二战历史结局的感觉。
银行戏宁可不要，极明亮戏剧化，和整部的色调、表演还有逻辑都格格不入；看得出导演也想讲下穷人的种种不足，但真的有些不适（他讲到下级总是向上思考而上级从不向下思考，一种不平等的想象性认同结构，但有些地方真的刻意在挖穷人的不足，好像讲了贵族一定要再挖挖底层一样，很不适）；或许能在族人渐行渐远音乐环绕时结尾（拉扎罗站定视角还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