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针对院线成片。
在当下选择这个题材无疑是一种可敬的勇气，而观众也因此看到了勇士的惨状：被拖延、改写，甚至去接受一些原本违背原则的东西。
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发现本片与《药神》的相似性：存在一个相同的一个边缘人群（病患）共同体、一个为这个人群奋斗的孤胆英雄式人物，人物为此作出牺牲，最终改变了体制。与之不同的是，《药神》的人物是灰色的，承担的是违法犯罪的代价，做的是贩药救人的实事，因而作为一个健康人，徐峥能够自然而然的自洽于这个共同体中，与他们命运与共。而白客，一个记者，撤销了一开始揭露乙肝代检的稿件，转而希望（或者说要求）乙肝患者们向他坦白自身受到歧视的遭遇，自己将这种情绪（甚至不是受歧视的客观事实：受到了何种歧视、怎样的歧视，而是一种极易引起人同情和忽略重点的情绪）扩散出去，凭此就能改变患者的处境。这不能说是一种天真，而是近乎一种残忍；而他所受的代价，仅仅是失去了在体制内报刊工作的大好机会。
记者在本片中最终被定义为某种底层结社的二手意识领袖，逼迫着边缘人群站出来，而毋顾他们站出来的代价。本片选择“反歧视”作为中心任务，实际上是一种极其险恶的诡计：一方面，电影中所有的被歧视困境基本都是体制与法律层面上对乙肝患者的不准入政策，但记者所要对抗的，却被统统偷换成了普通人对于一种不甚了解的疾病的恶意。因此，记者本身成为了底层压迫底层的工具：他不对准造成矛盾的核心问题，不要求改变一系列不合理的规定，不要求社会提供对于乙肝疾病应有的知识普及；而是要禁止这种因为教育缺位、政策不公、管理缺失引发的大众对于疾病的恐惧和恶意，乃至取消人们为自身安全担忧的权利；把恶的产生和扩散、以及最终解决策略，统统锁定在了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也就是普通人当中，并且要求他们自己自发改变，以及承担后果。另一方面，记者因而失去了他应有的锐度和尊严，一个严守事实的态度是被贬低和不尊重的，甚至会沦为多数人恶意的帮凶。因此，这种职业操守的缺位和被替换，使得本片所描述的记者的核心行动欲望，或者说，记者的本质，不得不从属于一种朴素的、无处发泄的同情，从而近乎煽情和虚假。
最后，记者最终成为了某种煽动者——而这正是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舆论、意见领袖的样貌的基本理解：抛去事实而直抵共情，不问来处而肆意发泄，不问具体的人，具体的处境，却要改变天地。而底层人，无论是“病患”还是“正常人”，则都是无望的和盲目的，不得不寄希望于这样的领袖身上，希望他们挺身而出，用某种温柔话语，去感动那个above us。这不能不让人毛骨悚然。尤其在一种社会重大疾病行将结束的当口，去攻击一种对于疾病的朴素的、来源于无知的恐惧，无疑是要驱赶人们，赶紧忘记这种疾病，忘记因此遭受的不公和痛苦，乃至以上的东西。
对于一个价值观最大的侮辱和损害和侮辱，不是忽视、封禁和污名化，而是偷换概念，再加以歌颂。不止不休，本应是一种双关：一方面简洁地代表人文精神的某种操守、持续性和生命力；一方面某种暗指什么“不止”，什么便不能“休”。而本片所呈现的，正是英文译名The Best is Yet to Come，一个虚假而造作的幻想，哄人入睡，而让你忘记那双推动摇篮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