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教育、教师、黑板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力量和意义，许诺着对愚昧、贫穷中的人们的拯救，那么，我们刚好看到，也正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灾难，毁灭着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可能。《黑板》的寓言，由此成了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神话的、极为辛辣而辛酸的反讽，成为对现代性话语自身的质询。这个故事中有三代人：老人返归故乡去死，本身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守护，他们恪守传统，尊重故乡，某种叶落归根的信念支持着他们艰难跋涉，返归故乡。而年轻一代，则全力地挣扎在生命线上，活下去成为他们必须付出全部生命的挣扎。其中成人/中年人的一代，由巡回教师来代表，他们试图给出某种救赎，造成某种改变，但他们无法给出人们的基本需要，因此为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所拒绝。影片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它呈现出传统、古老文明的死亡，并非如现代性规划所许诺的那般，出自现代文明的正面改写，而仅仅出自现代社会的灾难与毁灭性力量；由于这毁灭力量所“创造”的蛮荒，而彻底抹去了现代文明及其他文明的救赎可能。
已有太多的学者讨论过现代民族国家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的基本单位之一，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是现代世界最大的神话之一。其合法化与天然性的论述基础，是建筑在民族叙述：种族与文化的同一性之上。但在今日世界上，却有太多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具有种族、文化的同一性基础，而且几乎没有其历史形成的渊源、脉络，而仅仅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化进程暴力分割的结果；在许多情形中，正是现代民族主义，以其神圣的叙述，遮蔽了这晚近历史中的暴力书写。在萨米拉的表达中，现代民族国家的疆界将人们分割开来，但它却未必如其所许诺的那样，为其疆界内的国民提供有意义的保障。而另一组由孩子所组合的驮队，则以另一种方式表达这份隐忍却有力的质询。影片作为民族寓言的寓意之一，则似乎正在于返身质疑“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核心神话。
在戛纳电影节上，当莎米拉接受访谈，被问及影片中呈现的哪些是想像，哪些是现实时，她答道：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每一处想像都是现实，每一种现实呈现都是想像。她继而反问道：你认为我可能坐在戛纳来想像库尔德人的生存么？惟一想像他们生存状况的可能是到那里去，加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我们正是从这段话中看到，影片中的确不存在着一位文本内的叙事人、一位外来的“自己人”，但影片的叙事、影像与意义结构的建构，却无疑参照着一位外来的“自己人”的视点。可以说，正是萨米拉本人出演了这个重要的文化角色。作为一个观看与叙述的主体，萨米拉无疑体现了充分自觉的第三世界批判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但相对于库尔德人的主体存在，相对于他们艰辛的生存现实，萨米拉所出演的却无疑是一个异己者，一位结构在文本内部的异己的观者。换言之，影片《黑板》毫无疑问地向世界（准确地说，是欧美世界），展示了伊朗社会底层、库尔德地区的生存图景，质询并挑战着种种现代性神话；但相对于库尔德人而言，影片《黑板》或许正如巡回教师背上的黑板一样，因过分“奢侈”而毫无意义，甚至同样点染着某种荒诞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