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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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是一部非常中国化的电影,也是一部只有中国人能拍出的电影。

有一点极为难得,本片的精神内核没有染上现代自由主义的滥觞,它很传统,很悲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逝去往昔的追念;它展现了我们想象中,理想的唐人风貌,那个尚未“文官化”的中华民族。

整部电影长近3小时,却丝毫没有冗长累赘感;叙事与历史交融一体,辅以诗文配合场景,人物心境、阶段的转换,将动画电影的优势发挥得恰到好处,又无喧宾夺主之嫌。

电影以高适、李白二人的视角,讲述了盛唐之世,在一个讲究门第出身的时代,空有才华的高李施才无门,结为知己,心心相惜,互相成就。却逢安史之乱,两人的命运又因自己的选择,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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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和李白最大的区别是对建功立业的理解完全不同。片中有一段二人的对话,揭露出两人的区别:

李白:总有一日我要投身道法,寻修仙之道,长生之法。在这之前,我要先去取功名。 高适:李兄,子不语怪力乱神,修仙之事,太过虚幻。

李白的终极向往是脱离尘世,得道成仙,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虚幻的一面。

高适是世俗的,建功立业本身便是他的目的,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务实的一面。李白与高适心心相印,互相成就的故事,体现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用的辩证关系。

无形无为,道之体也。成济万物,道之用也。

“道”有道路的含义;道是人走出来的,而非现成的事物。古人所谓的理想,是对道路的选择。

思想决定道路的选择,这是道的本体,选择体现了道路指向的成果,这是道的功用。

少年时期的高适一心只为功名,重振家族荣誉,如果没有遇到李白,他的成长轨迹会无限趋近“用”的一面。

李白的出现,改变了高适的成长轨迹,在他偏执、木讷的生命色彩中,注入了灵动、鲜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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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真实时间线是安史之乱后,吐蕃第一次攻入长安,皇帝出逃,大唐沦陷。

此时的高适已经成为剑南川西节度使,他随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身经百战,位极人臣,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功业。

电影以高适口述倒叙,讲述了三个时代: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吐蕃入侵。影片实讲高适,虚写李白的手法,极为精妙。

事实上,李白从未出现在正式的时间线中,一直活在高适的口中。前面说过,李白和高适一虚一实,体现了哲学上的体用关系。

二人互相影响,共同成长,并不是李白单方面的引领。

李白是诗仙,是谪仙人,他代表了着纯粹高尚的精神,一种诗的意志。这种精神指引着高适,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李白通过相扑,教会高适“虚实结合”套路。高适在战场上,利用虚实,扰乱敌方的信息,打了个时间差,反败为胜。

高适避免了当年哥舒翰被逼,勉强出潼关,最终全军覆没,惨败收场,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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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长安三万里》是一部悲伤的电影,带我们追忆了民族的往昔,那个最强盛时期的崩塌。

但是,编剧似乎还嫌这种悲剧不够惨烈,为我们埋了一根针,隐隐刺痛:那个年少调皮,古灵精怪的小杜甫。

谁能想到,如此乐观开朗的孩子,最后尽写出最悲痛的诗句,一想到这里,便更唏嘘了。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