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亚历山大·科贝里泽重新拾起他在首作《夏日不再重来》中使用的索尼·爱立信手机，踏上游历探索格鲁吉亚的旅途，以其粗粝的质感，捕捉家乡的山野。这是一部“家庭作坊电影”，他的父亲大卫·科贝里泽饰演主角Irakli，与隐形的Levani，顺着格鲁吉亚的足球场一同寻找自己的女儿Lina；哥哥乔治·科贝里泽负责了本片的音乐音效工作；这是一部公路电影，出发的动机基于对故土的爱，影片在路上寻得自己的意义。


影迷们相当熟悉亚历山大·科贝里泽的前作《当我们仰望天空时看见什么？》（2021年柏林主竞赛），而到了《落叶球》，尽管影像的质感，空间的形态均有所改变，我们仍然可辨认出那些前作中已形成的方法与风格：主角在Part 1启程寻找，迷失在半路，Part 2的标题出现时，表面上一切如常，而主角的内心已从强烈的寻找对方（彼此）的动机中解脱，转而享受路程（生活）本身。《仰望天空》中两位主角在同一片空间下共享“陌生”的联结，超脱于恋人重逢的美满，而《落叶球》则更进一步，“一片天空”下静滞的城市空间进化为一段如“落叶球”（一种足球的任意球踢法，球在飞行过程中几乎不旋转，因而在空中会突然下坠或产生不规则轨迹，像飘落的树叶一样）般飘忽不定的旅程动线，我们始终跟随着Irakli，追寻着Lena在这段动线留下的线索，却在沿途，对风景、众生、万物的关注中共享着经历本身。当结尾Lena第一次以书信的形式与Irakli沟通，我们才意识到：正是那些一路上共同见证的凋零的落叶，被拆除的球门和球场，村落里口耳相传的历史……那些已然（如古早数码影像般）朦胧或正在消逝的景象，构成了情感共鸣和互相理解的基础，深埋入或以家庭、朋友圈或以更庞大集体为单位的潜意识中。

在索尼·爱立信手机的镜头中，部分人物隐形的概念设定生成了影像本质层面的全新效果（而《仰望天空》中类似的概念，身份变换则停留在叙事层面）。低技术的数码像素块的集合中，焦点不复存在，视觉的瑞利判据开始失效；一切变得扁平而公平，不再仅是目光投向风景、众生、万物，而是全部的感官凝望着可见与不可见的层次，一种持续牵引观众的游戏机制悄然生成：乡野间空荡的球门框成为一个个任务打卡点，在镜头中形成更小的相框，突兀的红色人物是可获取关键任务的互动NPC，仿佛嵌入一部千禧年低清全开放世界游戏——可以无休止地沉迷，让主线无限延宕下去。
正如导演科贝里泽想要传达的，在形式的进化，或者说是“以退为进”中，他完好地保留了前作中那些珍贵的特质，所谓“作者性”或“作者印记”大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