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人”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概念，笛卡尔在《方法论》中颂扬了人类理性的绝对力量，理性是使人成之为人，将人与野兽区分开的唯一东西，理性赋予主体以判断思考的力量，也成为衡量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标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到主体性是物质条件存在的结果。而佛洛依德的潜意识理论则进一步挑战了人类理性和意识主体。20世纪后期，阿尔都塞、福柯则宣告了大写的人的死亡。
电影作为仅仅诞生一百余年的年轻艺术，也不断承担着作为表述“人”的空间职责。
《圣母》和《钛》则是两部在这个议题上奔向了两个方向的电影。
《圣母》以肉体之爱肯定神之爱
《圣母》由保罗范霍文执导，改编自朱迪斯布朗的调查报告《不轨之举》，全片围绕着Benedetta展开叙述，在片中Benedetta是被上帝选中的女人，9岁时就被父母送去修道院，并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显现出神迹，上帝的托梦，身体上的疤痕，头脑中的幻觉通过摄影机一一呈现，我们跟随着摄影机的视点获得了一种相对的肯定，Benedetta即上帝的代言人，同时电影又不停地否认Benedetta自身的上帝性，落在Benedetta旁边的玻璃片，修道院其他修女的指控，抑或是范霍文在影片中故意设计的略带虚假神灵附身状态，都不断地在和摄影机提供的Benedetta梦境、幻想镜头形成矛盾性，撑开了巨大的张力域。
...而电影不断给我们制造幻觉的过程，又恰好和Benedetta给民众、修女制造幻觉形成了一种平行关系，电影的幻觉机制被引向了一种更高的宗教性功能，它是接近上帝最近的渠道，它需要人臣服于此并且皈依于此。
巴赞关于电影写实性的看法颇具启示性，他认为电影所呈现的不是真实的物体，而是现实物体的影像，是光的模型，现实的渐近线。电影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隐匿将电影推向了一种更高美学风格上的进步。沿着巴赞关于电影的宗教属性来看，《圣母》和电影宗教机制形成了这样一种对位关系：“Benedetta 是圣母是电影，教堂是电影院，观看电影就是宗教仪式，她像观众呈现叙述虚幻的现实，虚妄的承诺，召唤她的教徒，另一方面，她又拥有上帝给予她的疤痕(巴赞所说的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 是光的模型 是现实在胶片上的划痕)，靠近圣母最好的方式就是相信她。
不能忽视的是，电影的叙述又在对传统宗教叙事进行了改写，作为Benedetta的同性情人Bartolomea在影片中是相当反宗教传统的角色，例如Benedetta的同性恋倾向，她把木质圣母像削成自慰用的工具，又不断挑逗着上帝的代言人，在《圣母》里，她的挑逗是伊甸园的毒蛇。同时她又颠覆了传统宗教叙事里，神与人的绝对信仰和不可亵渎关系，当Benedetta从她的同性伴侣身上产生了情感的萌芽后，梦境中的耶稣变成了没有阳具的耶稣，而Benedetta也获得了上帝代言人的证明——圣痕。而Barttolomea对Benedetta的爱也成为了获得圣痕的触发装置，获得对神之爱所必须的过程，是对神的信仰，以及自身情欲的肯定。
保罗范霍文肯定神，同时他又肯定人，或者说他肯定的是宗教和人的信仰对位关系，但这种对位关系所依托的不是修道院、红衣主教几人的权力逻辑，而是人和神对话中产生的信仰逻辑。当一个人，她对虚幻信仰的肯定和对身体欲望的肯定（尽管二者是矛盾的实在与虚幻）达到了极值时，她就拥有了成为神的代言人甚至颠覆神本身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下，人性和神性得到了同等的地位，甚至亵渎神也是合理的。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直接将Benedetta这个角色与保罗范霍文进行对位，不难发现二人具备着相当强烈的相似性。保罗范霍文电影序列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情欲和人逃不开的缠绕关系。保罗范霍文用情欲对抗权力、对抗正统、对抗保守，但他的电影又常常被指责为性剥削，Benedetta用情欲获得神的肯定，但她亵渎神何尝又不是另外一种剥削。
...影片的结尾，Bartolomea质疑了Benedetta的身份， Benedetta随即离她而去，人对幻想机制的发现(不同人对圣母谎言的揭发 玻璃片的发现)和对这种媒介的祛魅就是人穿上衣服，走出伊甸园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保罗范霍文对待外界指责的态度，艺术家无需他人辩护，他自会在他的电影中为现实中所受到的偏激作出辩护，而这个辩护就是对外界对其抨击的整合，使其成为文化资源，变成电影，变成人们传颂的《圣经》。
《钛》以家庭之爱否定人之爱
相较于《圣母》，《钛》的叙事似乎更寓言着人类飘渺的未来。《圣母》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记录的是欧洲第一个女同性恋。而《钛》所聚焦的则是现代社会，两个时间点中，尼采在《查拉图斯特如是说》中说“上帝死了”，20世纪后期福柯说：“人死了。”
《钛》的开篇就用汽车撞碎了人类孩童的头骨的方式塑造了一个人与机器复杂的结合体——一个赛博格。
多娜海萝威定义下的赛博格产物，是无机体和有机体结合的特殊混合物 一个后性别世界的赛博格，他/她/它 并不梦想建立一个核心家庭上的社群，而是进行一场社会关系革命，所抗争的正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所形成的 “男性与女性 机器与有机体”意义上建构的二元对立下的人的定义。
...主角Alexia难以被定义性别，是生理上的女性，同时她又具有男性菲勒斯（头发上插着的铁钉），当她逃离传统家庭，进入了一个新的家庭时，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能指”Adrien ”,能指的背后指向的又是女性化的状态（男性家庭中，女性特征的暴露与接纳），因此，主角的性别是流动的，状态是悬浮的，作为赛博格，他所做的是在否定自我特征下（打歪鼻子、剃掉眉毛）寻找建立新的亲密关系的可能。 导演朱莉娅迪库诺用了大量的极具具身感体验的镜头，描绘了一种强制扭转性别所受的肌肤之痛。琳达威廉姆斯在《电影身体：性别、类型与滥用》中论述道：“剧情片、色情片、恐怖片”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身体类型”的中坚，具有三种共同特质：“第一、被强化的感觉或情感紧箍的身体奇观。第二、他们所共同的症候是对所谓的“狂迷”的着力表现。第三、不约而同聚焦于女性的身体”。 《钛》所具备的痛感让“电影的身体“和“观众的身体”在观看过程中建立起反应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种观看者和电影感觉的现象学关系。这种肌肤之痛不仅表现在对自我身份的强制流动和驱逐还在于对传统视觉刺激下的性别剥削复仇。开头Alexia在车旁表演裸露的舞蹈、被跟踪、搭讪，背后所形成逻辑支撑的是一整电影诞生以来的男性叙事（女性血淋淋的伤口是男性阉割威胁的象征，而驱逐这种焦虑的途径就是物化女性的身体，把女性变成观赏的对象、欲望的客体），Alexia则通过女性对男性的虐杀形成一种强烈报复质感，重新激发了男性观看者的恐慌。
...而当Alexia以Adrien的身份进入了一个新的家庭结构内部时，流动的性别发生了倒转，因为消防员父亲的家庭是相当阉割化的，他虽然是消防站站长，却年事已高，只能靠药物激素来维持日常生活。Adrien由一个被收养的开始向看护者的方向滑动，导演使用了圣母哀子像式的构图暗示两位主角的情感关系更暗示了一种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背后所映射的是一种新的父子关系的成立，父亲是颓败的人类，而儿子则是错认的赛博格。《钛》在文本叙事上有着明显的缝合痕迹，前一半是类型剥削电影，后一半则是家庭叙事电影。两种截然相反的缝合则代表着创作者态度的选择，如何看待现代科技下，不断被肢解边缘化的人，如何在一种后人类语境下同未来的对话可能。导演将这种困境引入了传统家庭架构中，让孱弱的人类和边缘化流动化的赛博格组成家庭关系，同时召唤着孱弱的人类接纳边缘与流动的存在。
在《钛》结局里，男性父亲怀抱着刚出生的赛博格婴儿流泪，正如后人类主义所定义那样，不是试图超越人类的生物极限，而是“使我们得以在去除意识、理性、反省等形而上封闭领域的意义后，以更大的特性来描绘人类即人特有的交流、互动、意义、社会指涉和情感投入。
值得一提的是，《钛》中圣母哀子像式的构图，在《圣母》中也有出现。《圣母》中是Bartolomea怀抱着四肢流血的Benedetta,而《钛》则是赛博格儿子抱着父亲。虽使用构图一样，却指向了不同的方向。从《圣母》到《钛》，是从以肉体之爱肯定神之爱到以家庭之爱否定人之爱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