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这是一个人的死亡所引发的坠落分析，不如说是通过语词逐字逐句对一对夫妻，她们的关系、个性、孩子、工作、作品的分析，由此可见，连庭审如此代表威严公平正义的场合，追求的都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借由物证和人证还原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的碎片牵引了法官和陪审团的内心自证，她们审判她有罪无罪。只言片语不能定一个人的罪，在任何情况下，那是一种暴zheng。
宣传喉舌污染语言，短视频缩减深度，影片给所有人上了一堂语言课，“意外死亡的审判”构成必要性，嫉妒她们奢侈地用所有人的时间去分析语言，也羡慕她们灵敏地反驳或是自证每一个词，每一句话，精准地限缩在一定情景或是争论。语言是承载思想的工具，它没有被人们意识到是一门工具，一项载体，是因为它被滥用、泛用、模糊使用到一定程度，人们已经不再在乎说了什么，什么没说，一切都不如沉默，来得振聋发聩，来得安全。
里面的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争论，一丁点不同可能就会影响罪与非罪的判决，疏忽不得。再说律师一直的形象不都是伶牙俐齿、嘴皮子尖利的“讼师”，作家的作品即使声明虚构，也会被认为与她个人有关，还可能被冠上“最擅长欺骗”的名头。从丹尼尔要证明他站在楼下便能听见她们平静的争吵，惠乐提出她是用英文争吵的，而不是法语，代替她模拟情景的警官不应该用法语，就为她和死去的丈夫关于语言使用的争吵拉开序幕。她的丈夫塞缪尔认为她们现在在法国，该用法语，而不是英语，他们在一起迁就惠勒，但是惠勒是德国人，母语也不是英语，她们选择了中间地带。庭审时，每当她要快速表达复杂的情感，都必须换回英语，退回安全区，而不是更为不熟的法语。
来采访惠勒的女学生作证，检察官用了一个词，“勾引”，“你是否认为她在勾引你？”女学生解释道，“她很久没有见什么新人了，感觉无聊”，所以她表现得较为情绪化，喝了点酒，“这种形式的勾引”。惠勒的律师文森特强调，“勾引一词包含了很多种形式”。它可以是新鲜感、有趣、吸引力，较为轻浅的形式。塞缪尔的心理医生出庭作证，文森特随意问道，在医生咨询生涯里自杀的病人有多少位。医生厘清在法语里，“自杀”专指尝试自杀并成功的人，所以数字是零。文森特认为他问的是前者，尝试自杀这一行为。他们对自杀有彼此不同的理解。检察官咄咄逼人问起惠勒，“在儿子车祸后，你是否责怪你的丈夫？”如此典型的封闭性问题，惠勒没有轻易地回答“是”或“否”，因为人人都明白，母亲对失职父亲无法避免的责怪是常态，她说“有过一小段时间”，但是之后，她更讨厌的是丈夫对待儿子的态度，被标记的残障小孩，如何让一个小孩去消化他的一生，以残障的方式，过他仅有的唯一的生活。她怨恨的不是他的疏忽，而是“塞缪尔把自身的痛苦投射到丹尼尔身上”，他在以这种方式赎罪。
文森特在黑夜的酒后夸赞惠勒，她很“ambitious”，中文翻译成“野心勃勃”，野心勃勃本身带有贬义，特别是被用来形容女性，仿佛她是不好控制，顽固的。“ambitious”更适合翻译为“雄心勃勃”，惠勒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一个男证人出庭作证，他研究的是柴棚血迹，他的用词“蓄意一推”，似乎他亲眼目睹并笃定事情如何发生。文森特提醒法庭，他说的“是假设，而不是解释”。女证人就同一事实作证，“假设”“我认为”“不太可能”“可能性很小”，检察官抓住了“可能”的漏洞，“可能性很小，也意味着可能发生”，女证人毫不留情地反驳他，“那我还可能成为总统呢”。在这场戏里，男证人笃定妻子杀死了丈夫，“蓄意一推”，而女证人则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偏见里，为事件“盖棺定论”。个人认为，心理医生的证明力非常弱，就像惠勒所言，“如果是我的心理医生出庭，一定也会把塞缪尔形容成一个混蛋”，心理医生所听的是单方证言，“证言”本身存伪，还是传来证据，属于转述，证明力更弱了。
检察官使出绝招，抽出惠勒的一本书，你丈夫在录音里指控你掠夺了他的创意，那么就来听听书本。这不是文学辩论，判断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书本的只言片语。辩方律师说道“小说不是生活，作家不是她笔下的人物”，检察官所说的想要谋杀丈夫的女人，是故事里的一个配角。正义不能靠文学声张，真实与虚构之间永远有一道线，不认可报道的新方式，对于人物的整个故事保持真实，为了突出相应的内容，虚构填充适当的细节。新闻的力道在于真实性，虚构为它增添了文学性，却削弱了本该有的真实笃信所具有的荒诞感。“原来小说里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原来现实生活中也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样的感慨不会有了，因为读者挣扎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它是文学的游戏，不是新闻的工具。文森特发问后来出场的男证人，他任意揣测了录音后半段的内容，惠勒对丈夫的殴打，“你说的是预演，这是你个人的主观看法，添加的个人解释，用一个假设来填补未知”，律师在庭审的作用，有一个就是挑拣真实，刨开幻想假设和虚构，在法庭真实上舞蹈。
如果人们非要就一桩死亡猜测责任人，愿意相信是塞缪尔本人。文森特的结案陈词非常精彩，“如果非要说惠勒有什么失败，那就是她在丈夫失败的领域取得了成功。”她的短发，她的“强势”和“咄咄逼人”都可以成为罪证，甚至她一本又一本出版的书，无不彰显着丈夫的弱势与无能。录音里的争吵，惠勒清晰洞察了丈夫想要把一切都怪罪在自己身上的行径，“你的慷慨掩盖了其他更肮脏更刻薄的事，你不能面对自己的野心，并为此怨恨我，你的自尊心爆炸，秉持着该死的标准。”他非要在家教导小孩，是为了弥补自身的愧疚，对丹尼尔疏忽的愧疚，他必须得装修房屋，是因为他非要坚持回自己老家，举家迁过来。他想要写出些什么，他为此暂停教职，一心写作，他写不出来什么，一本书都写不出来，为此他责怪她偷窃了他的创意。是他放弃了那个创意，并同意了她的使用，反过来，这成为了争吵时的一把利剑。在丹尼尔想要证实父母并未剧烈争吵的晚上，惠勒在钢琴旁对他说，“今天下午是不是很难熬？你必须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我不想你撒谎。”隐含着她有这个信心，孩子即使什么都讲出来，她也有信心。庭审结束了，她对文森特说“塞缪尔不是这样的”，她轻声否认了那个让她陷入自证清白境地的老公，是一个失败者，就如丹尼尔回忆起来，她没有那么深的恨意，去杀掉那个男人。反倒是另一边的回忆，关于父亲精神不振、自杀未遂，说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遗言，回忆的细节帮他重塑了记忆，感情的天平逐渐偏向母亲。在缺乏一切客观证据时，也许得由孩子的记忆来做决断，谁是加害人，谁是受害者，或许没有那个加害人和受害者，听起来挺梦幻的，不过只能如此结尾，不是吗。
不要轻视言语，它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