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夢裡詩書
巴西導演沃爾特·塞勒斯在《我仍在此》中延續了他一貫的人文基因，電影以1970年代軍政府獨裁為背景，通過一位母親尤妮絲·派瓦的半生抗争，讓人看到了一個原本幸福的家庭如何被獨裁機器碾壓支離，由此電影從個體微觀的命運投射出的是巴西獨裁時代的集體創傷，而用記憶對抗遺忘的堅韌，凝聚起了電影跨越時間的力量。
悲劇就是把人世間最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我仍在此》在伊始為觀衆營造了一個溫馨幸福的家，在巴西的裡約熱内盧，恩愛的夫妻有着5個孩子，一家人居住在海濱的别墅。電影最為美好的一幕是海灘上一家人的嬉戲笑聲，而也正是在這呈現這一美好時，海灘邊滿載軍警的卡車成為了電影暗示悲劇的源頭，更與後續的暴力形成殘酷的互文。
當秘密警察破門而入想帶走女主尤妮斯的丈夫時，鏡頭聚焦于尤妮斯的不安，但她仍舊強裝鎮定的與丈夫告别，而第二天她和女兒也被帶走問話，在監獄裡，導演塞勒斯深谙“留白”的藝術。暴力的酷刑從未直接呈現在鏡頭面前，電影隻是通過獄警清洗血迹的特寫、隔壁牢房的慘叫聲，以及她出獄後顫抖的步态來留給了觀衆更多的想象空間。這種克制的處理，反而讓獨裁下的暴力具更為讓人不寒而栗。
出獄後的妻子，再也沒等到丈夫回家，費爾南達·托裡斯将一個崩潰的被害者逐漸覺醒為抗争者的曆程演繹的入木三分，她藏匿子女、自學法律、對抗體制，最終在暮年獲得丈夫的死亡證明。這一過程被包裹在無數細節中。塞勒斯的鏡頭語言充滿了拉美獨有的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反複出現的螞蟻象征弱勢群體的頑強生命力，破碎又黏合的茶杯暗示無法完全愈合的創傷，鏡子則成為了尤妮斯在厄運面前重生轉變的一次次具象體現。
除此之外，電影更值得一提的的是四次合照，第一張是海邊家人和朋友的合影代表着美好，第二次一家人離開裡約前，面對未知的命運，一家人仍舊以笑相對，第三次則是多年後尤妮斯終于拿到丈夫死亡證明，和子女的合照，第四次則是影片結尾的全家福照片，四張照片其實都極具象征意味，從美好到絕境中的不屈，從得到真相到孫輩家人的再次合影，這種“抵抗者終将勝利”的叙事，無疑是對巴西獨裁曆史的最好警示。
當患有的阿爾茨海默的尤妮絲在電視新聞中聽到迫害者名單仍能清晰辨認丈夫名字時，影片完成了對個體的堅守最崇高的禮贊：即便肉體消亡，精神仍能穿透時空，成為照亮未來的火種。電影也正是借此完成了一個民族在傷痕中重生的隐喻。而銀幕外的我們，或許都該自問：當曆史的暴風雨再次來臨，我們是否也能像尤妮斯一樣，堅定地說一聲“我仍在此”？
《我仍在此》的價值不僅在于重現曆史，更在于以個體叙事去呈現集體記憶的方式。它用詩意的鏡頭語言證明：即使面對最黑暗的曆史，仍能通過自身，完成對暴力的超越。生而為人，這世界總有一些堅持，值得我們為之堅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