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兩性的權力關係倒轉了，但那是因為，電影將藏在女性意識和男性意識深處的東西挖出來了。
文化縱容了男性的逃避。Samuel一路退回自己的出生地，退回童年的庇護所，“翻新木屋”就像他尋找自身價值的最後一搏。有路可逃未必是好事。審判時刻並未取消，隻不過被推延了。最終，他再無法逃避自我鏡像的圍攻了，也許在飛出窗戶的瞬間，他感到如釋重負。
女性生於荒野，一開始就無家可歸，無路可逃。她們的鏡子一開始就碎了。她們之中勇敢的人，會成為鏡子碎片的收集者。她們吞嚥痛苦，任由玻璃劃破喉管，在體內留下真實而殘暴的印記。比如Sandra。她允許傷害的發生，她堅強到近乎冷漠。庭審揭示了她的日常困境：語言霸權下的流亡者。語言的弱勢也影射了，她身處於性別和文化認同的邊緣。她可以是邊緣人、流亡者，卻不自詡為受害者。在母語被剝奪的異鄉，她選擇通用的英語維護自身的異質性，她沒有對抗也沒有低頭。反倒是Samuel對此的指控暴露了某種虛弱——他需要依賴集體話語自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