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撰文/法蘭西膠片

7月20日晚,鄭州洪災,我刷着微博,在朋友圈本能地轉着救災信息,各種求救電話啊,受災表格啊,幾乎一宿沒睡。直到21日淩晨四五點,前方搶險信息不再高頻更新,我才緩緩躺下。躺下也沒立刻睡着,半迷着眼睛,漸漸意識到屋裡有了輪廓。

也就睡了三鐘頭,在這錯愕、難過的時刻,萬達影業的朋友發來一個看片邀請,說他們有一部主旋律電影半個月後要上。

我聽着胸口就有點憋悶,幹嘛要在這個時候看一部“歌頌體”?幹嘛是今天?試問誰看得下去?

我說能回頭再說嗎。對方說,這部主旋律有些内容和你想得不太一樣。我就準備帶着七分怒目去看了。

第一場戲,有點驚,60年代,主角不惜冒着風險,從豬圈裡撈上來一個知識分子右派。

頓時覺得有點意思。

很快,故事轉戰到河南,剛至此地,主角就經曆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絕望景象,三個字:窮苦死。

電影進展到中途,更震驚的情節來了——一場突發的洪災,主角身為當地書記,挨個敲醒了每一位幹部,集體沖到受災一線救人。

是巧合,但巧合之下更是對現實的批評。

這部電影叫《我的父親焦裕祿》,導演範元,峨眉電影制片廠的“50後”老将,同時也是90版《焦裕祿》導演王冀邢的老同事,20多年沒上大銀幕,這次迅雷出手。

...
導演範元

雖然範元自歎早已被這個時代淘汰,但是《我的父親焦裕祿》能點燃他,有一個長久的原因。

他迫不及待地想重新探讨一件事——真正的幹部,真正的共産黨官員,應該是什麼樣?

“我們今天見到的官員,那确實是‘官’,一個比一個像‘官’,哪怕職位再小,就一科級,他一出來,你就知道他是個當官的,更别說現在的縣委書記,我真的見過太多這樣的書記,坐着小轎車,走到底下,站在田埂上指點江山,周圍站一大堆人點頭哈腰,然後上車拍拍屁股走人,這就是今天官員留給大家的印象——大家已經很反感了!”

一聊起來,就能感到範導是個老派,拍這部《我的父親焦裕祿》,做了非常缜密的取舍、平衡,在今天想做到主旋律下有所表達,必須拿捏住分寸。

“以往的主旋律電影有一些模式化概念化的東西,觀衆是厭倦的。一聽說是主旋律,大家就想到豪言壯語,标一個口号,主角神一般的存在,觀衆對此有一些排斥了。”

他很有這個沖動,電影也很有這個受衆區間的感染力。

“一位層級很高的官員,看完後,在放映間坐了10多分鐘都不起來。最後他們握着我的手說,你這個電影就是一面照妖鏡,9000萬中國共産黨員都應該來看一下這部電影。”

對于一位老制片廠工作的老導演,這樣的評價,振聾發聩,也問心無愧。

但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對于我們今天的現實,範元導演依然陷入深度的焦慮中,“我拍完這部電影,沒有一天是開心的,我心裡一直是很沉重很沮喪。”

本篇深度采訪,8000餘字,都是抖擻的字。

...

01.經典之光

第一導演:首先我很好奇,你20多年沒拍電影,怎麼就進入到這樣的創作上來呢,其中的過程是怎樣的?

範元:就在去年的這個時候,2020年8月2号,我第一次看到劇本,接着8月4号和制片人見面,6号和監制見面,16号到蘭考和焦守雲二姐(焦裕祿之女)見面,這個事就定下來了。

第一導演:節奏這麼快?可是你怎麼預估這個項目呢?

範元:他們之前也找過一些導演,找到我的時候,時間确實比較緊張了,當時明确要在10月中旬開機。

因為以往拍電影,我前期案頭工作至少要半年,包括看景,确定演員,寫導演工作台本……可是這次特别緊,就一個多月,同時還有一些事務性的事,比方說和其它單位的合作,聯合出品方的很多活動我都必須參加。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腦子裡一直在琢磨怎麼拍這個戲。當我看完大量的資料,和二姐反複交流後,這個片子開始慢慢清晰起來,我還是有一點信心的。

最後留給我寫導演工作台本的時間隻有11天,寫完已經是9月底了,趕到山東博山就開始最後的籌備工作,大量的演員入組,那麼多需要加工的場景,很緊張……現在來看,因為大家的心氣都比較一緻,最終完成度還是比較高的。

...
範元導演工作照

第一導演:當時為什麼找你來拍,是預感到你對這個項目有興趣?

範元:他們一開始可能沒有怎麼考慮我感不感興趣,隻是覺得我是一個人選,交流下來,大家的目标挺一緻,溝通比較好,能談到一起。

第一導演:這個目标是什麼?

範元:我會把這個片子拍成什麼樣子,在我的表述下,他們能接受。

第一導演:焦家的訴求是什麼?你的負擔又是什麼?

範元:以往的主旋律電影有一些模式化概念化的東西,觀衆是厭倦的。一聽說是主旋律,大家就想到豪言壯語,标一個口号,主角神一般的存在,觀衆對此有一些排斥了。

二姐跟我說得最多的就是,她父親是一個很溫暖的人。我就在想,我有沒有能力把焦裕祿還原成一個人,就像他在你的身邊呼吸。

...

其實焦裕祿并不完美,他有很多很多遺憾和欠缺的事,對母親、妻子、兒女來說,他不是一個能做到天衣無縫、滴水不漏的人,沒有,他虧欠得太多了。

當然,之前1990版《焦裕祿》是中國電影史上的高峰了,這是大家公認的,李雪健老師的表演也是登峰造極。特别湊巧,我本身就是峨眉電影制片廠的導演,90版《焦裕祿》就是我們峨眉廠拍的,王冀邢導演就是我同事,所以你想我這個壓力是非常之大,不是一般的大。

...
《焦裕祿》(1990)海報

第一導演:拍之前跟王冀邢導演交流過嗎?

範元:拍前沒交流,拍之後,我們倆做了一個節目,前後30年兩個拍焦裕祿的導演坐在一起聊了聊,蠻有意思的。他很喜歡我這一部,這個節目很快就能看到。

02.拍攝之苦

第一導演:做這部電影的過程中,有沒有冒出一些颠覆性的表達?

範元:很多觀衆看完這部片子,覺得有很大的突破。第一,60年代初,這是建國後非常艱難的一段歲月,我們拍了蘭考當地的逃荒、要飯、餓死小孩、吃大雁屎等等,這些情節以前大家都不太好去表現,因為它過于負面。但如果沒有這些東西,我心中的焦裕祿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想了很多辦法,這在分寸上對導演來說是一個考驗。比如反複強調焦裕祿見不得别人受苦的這種人格,同時片尾在與母親訣别時把這種人格的成因揭曉出來,實際想強調的是忠孝不能兩全。

忠孝不能兩全的核心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焦裕祿沒有享受到,也沒有看到。他在蘭考做書記的475天,實際上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很短,他就去世了。475天改天換地?這是不可能的,沒有這種可能的,但他留下來的精神一直受用到現在,才有着蘭考的今天。

...

第一導演:剛才說餓死小孩的戲,焦裕祿剛到蘭考就救下來一個快斷氣的孩子,這個戲是怎麼衡量的?

範元:這個是這樣的,在導演台本裡面,救小孩這場戲在後面,大概在三分之二的地方。後來剪的時候,我們把這場戲移到前面來,和其它救民的戲并到一起,也是想讓這種沖擊力更強烈一點。

這就是當時蘭考的現狀啊,孩子快餓死,但還沒斷氣,家裡人卻已經決定把孩子扔了。緊接着我們拍了要飯一家人的戲,他們就連吃大雁屎也藏着不讓别人知道。再跟着,拍火車站難民,那種一擁而上扒火車的景象,令焦裕祿非常震驚。

第一導演:很像《一九四二》裡的河南難民。

範元:對。扒火車這個戲我們是在山東博山拍的,這是焦裕祿的故鄉,也是中國孝文化的發源地,當地政府和老百姓給了我們非常大的支持。

我就舉一個例子,扒火車這場戲,我們用了幾百個群衆演員,這些群演聽說是拍焦裕祿,就來了,一大早就去換戲服、化妝,一直排練到晚上,沒有任何一個人要一分錢。山東政府還專門給我們調了一個車頭,按我們的要求把車皮編組,那條路好多年都沒有火車走了,必須慢慢地開進來,一會往前,一會往後,一會走了,一會又回來了,折騰了一晚上,也很危險的。

第一導演:我插問一句,我單純好奇,就是拍焦裕祿帶頭吃大雁屎,那道具是拿什麼做的?

範元:我還真不知道是什麼,當時我跟道具師要求,他們往嘴裡咽的東西肯定不那麼好吃,肯定不順溜,一定是幹澀難嚼,難以下咽,隻是這個東西無毒無害可以吃。

第一導演:焦裕祿出門勘察回來洗頭時洗出那一臉盆的黑水,道具又是怎麼做的呢?

範元:可能是拿茶葉水兌的,現場拍的時候沒有那麼黑,但後來調色時為了和環境匹配,顔色略微調深了一點。你說的這個是對的,應該淡一點,因為都洗了三次了,水不可能還這麼黑。

第一導演:再說說内澇戲的拍攝吧,你知道嗎,特别巧合,電影首映當天,正好是鄭州洪災。

範元:是的,确實太巧了,正好那天鄭州發大水。我跟你說,我們拍這個戲的時候,内澇這組戲原來劇本是沒有的,我跟郭曉東讨論劇本的時候就談到蘭考的三害,這個劇本裡風沙、鹽堿都提到了,唯獨内澇沒提,于是我就寫了這麼一組戲。

...

第一導演:你随便寫幾筆,預算又要加。

範元:是,拍這一場戲我們就花了一百多萬,我們是在平地修了一個幾百平米的池子,在池子裡搭了這個村,焦裕祿戲中救了一個老太太,内景外景都要拍,房屋倒塌也要真拍,當然倒塌是我們人工做的,用威亞拉倒的,費了很大的勁。

但我想傳遞的東西就是,焦裕祿把人民看得高于一切。所以那天首映完了以後,網上有很多人很憤怒,當時看了我都有點肝顫,TMD你們能不能學一學焦裕祿,深夜下暴雨,他把所有當官挨個敲醒,沖到一線去搶險。

如果都有這種精神,哪還有鄭州隧道的悲劇?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就是不作為!包括現在南京的疫情,也一樣。

電影裡确實是一個巧合,但它也恰恰說明了一點,我們缺的就是焦裕祿這種幹部!

...
《我的父親焦裕祿》片場照,導演範元(右二)、郭曉東(左二)

03.為官之道

第一導演:聊到焦裕祿的官員形象,其實電影一開場,他是一名車間主任,還不是書記,外形上不是很典型的官員形象,你是怎麼設想這樣的開局的?

範元:焦裕祿本身是一個官員這是不争的事實,電影開場,他是洛礦一金工車間的主任,也還是一個官員。

第一導演:那時候他的級别多高?

範元:他在洛礦其實就算高層幹部了,因為他離開洛礦的時候是黨委委員,是生産調度科的科長,當時叫科長,現在應該叫處長了。在當時中國的幹部體系裡,你到十三級就叫高幹了,他在洛礦是十四級,差一點點就是高幹,所以他當時的級别是很高的。

...
《我的父親焦裕祿》片場照,右二為導演範元

但焦裕祿在洛礦的時候,身體已經很不好了。而蘭考在那時候是“災區栽幹部”,這是一句俗語,官員是打死也不去那的,曾經有幹部聽說上級要派自己去蘭考工作,吓得嚎啕大哭,情緒崩潰,苦不苦先不說,你到了蘭考就完蛋了,你幹不出什麼業績來,仕途肯定到此為止。

但焦裕祿就說了兩個字:我去!

他就去了。

從一開始,我在腦子裡醞釀這部作品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真正的幹部,真正的官員,他應該是什麼樣?

我們今天見到的官員,那确實是“官”,一個比一個像“官”,哪怕職位再小,就一科級,他一出來,你就知道他是個當官的,更别說現在的縣委書記,我真的見過太多這樣的書記,坐着小轎車,走到底下,站在田埂上指點江山,周圍站一大堆人點頭哈腰,然後上車拍拍屁股走人,這就是今天官員留給大家的印象——大家已經很反感了!

既然有這次幸運的機會,讓我來塑造焦裕祿這樣一個形象,那他在當年是什麼樣,能不能和今天的觀衆産生共鳴,我覺得我要把這條脈絡找到。

我翻閱了大量的資料,有一點在我們電影裡沒有表現,就是焦裕祿出門是不能帶現金的,哪怕有兩、三毛錢,他回來肯定一分錢都沒了,為什麼?因為他見誰日子過得苦,就當場把錢給人家了。冬天他從外面回來經常一身單衣,為什麼?他見别人穿得少,冷,他就自覺地脫下來,棉襖給别人了,大衣也給别人了,這些人誰啊,他一個都不認識啊!

共産黨的幹部就應該這樣!隻是現在很多官員他做不到。這是焦裕祿本能的共情能力,對他人的遭遇與疾苦感同身受的能力,這是非常卓越的!

我就在想,咱們今天的官員有沒有這種共情能力?老百姓的疾苦你真的感同身受,你真的痛心嗎?

...
導演範元

第一導演:你會現場拍着拍着憤慨起來嗎?

範元:有過,但你看這個電影,基本是沒有反面人物的,唯一像反面的可能就是調查組。我們沒有給焦裕祿身邊設置真正的反派,沒有,而且也沒有在這個方向上做特别強烈的戲劇沖突。

因為這個是有風險的,風險在哪兒呢?一是意識形态上的風險,另外,你讓焦裕祿在大量的人際争鬥當中去工作,去生存,這樣内容會變得複雜,也不利于樹立焦裕祿精神,它不像今天,今天是一個官本位占了很大比重的官場形态,當官就是當官。那如果我設置很多的對立面,設置很多的反對方……

第一導演:就感覺好像過于挑釁了?

範元:對。

第一導演:還是得平衡它。

範元:對。我們強調得更多的是自然環境的惡劣,蘭考當時三害肆虐,百姓民不聊生,我們更多是跟自然做鬥争而不是和人做鬥争。

第一導演:所以電影開篇第一個情節,焦裕祿試圖從豬圈裡撈出來一個被打壓的知識分子,我還蠻驚的。

範元:這個情節擱在今天也是有風險,還是我剛才說的,焦裕祿本身有傳統文化賦予他的共情能力,所以我們在處理的分寸上做了很多設計,我把撈右派這件事上升了一下,上升到一個民族企業的自信上,所以焦裕祿搭救陳繼光這樣一個右派,一個刑滿釋放的人,做這個事的意義就不一樣了。

我盡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理解,因為這場戲不能删,删了,整部電影就不成立了。

第一導演:焦女士怎麼看這種處理辦法?

範元:二姐是認可的,他們都認可。我做這個戲,我覺得我的初衷一點都沒有錯。

第一導演:做官員内部試映的時候,大家看後都什麼反應?

範元:一部分相當有級别的官員看完後,向我顯露的基本都是愧疚。

第一導演:明白。

範元:其中有幾位層級很高的官員,年齡也不小了,看完後,在放映間坐了10多分鐘都不起來。最後他們握着我的手說,你這個電影就是一面照妖鏡,9000萬中國共産黨員都應該來看一下這部電影!

這句話,他們是流着淚跟我說的。

第一導演:這應該就是這部電影的最健康的效果。

範元:對。

...
導演範元和主演郭曉東

04.命運之響

第一導演:其實現實地說,在咱們當代物質世界的體貌之下,在欲望的催産式生長之下,不可能再有像焦裕祿這樣的人。

範元:首先我不否認我們目前生存的環境就是一個物化的世界,說物欲橫流也不為過,一切以物質來評判一個人的标準。

可是沒有辦法,做這部電影,我的能力也有限,我隻能說一個人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盡可能找到這樣的一個角度來表達這個意思,我覺得我已經盡力了。

第一導演:說到精神,其實電影也有很浪漫的地方,焦裕祿陪女兒去賣鹹菜,我就覺得是很浪漫的一件事。

範元:你這個說得還比較準确,我有一個大學同學,他看完這個電影給我發微信,說特别喜歡這種現實主義叙事風格下又嵌入了一絲憂傷的浪漫。

第一導演:包括焦裕祿最後看望母親,他竟然像孩子一樣從身後抱住了她。

範元:這場戲如果不這樣拍,不累積情緒,後面的忠孝不能兩全的那個下跪就沒有力量。

第一導演:關于焦裕祿的最後病痛死亡的描寫,是不是曾設想過往狠裡拍?

範元:二姐和我交流的時曾說過,她聽她媽媽講的,父親在病到晚期的時候,醫生跟他們家屬說,焦裕祿的病,隻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活活餓死,一種就是活活疼死。

這句話很震憾我。當時他已經不能進食了,給他做一碗豆漿往嘴裡灌都要流出來的。在最後的時刻問他最想吃什麼,他說,想吃黃瓜,馬上給他找黃瓜,把黃瓜刨成很細很細的絲,塞到他嘴裡,根本嚼不了,更咽不下去。

他最後疼得用煙頭燙自己,說是疼痛轉移法,這都是真事。本來我們拍了煙頭直接燙在胳臂上的特寫鏡頭,有滋滋的聲音,也有煙冒出來,後來拿掉了,說太殘忍,很多人看了覺得不行,接受不了。

...

第一導演:他不打止疼針的最深處的動機是什麼?

範元:如果你這個針打下去,病能好,我就打,你打下去它也好不了,隔一會我還得疼,那何必打它。蘭考這麼窮,能省一筆錢是一筆錢。

第一導演:我其實是想問,就是你有沒有半夜想過,焦裕祿作為一個肉身凡胎,他怎麼會産生這種超人的特質?這個特質的根源就是政治信仰麼?

範元:這個問題,我在一部電影裡不可能都展現出來。對焦裕祿的生平了解後,我就覺得他能做到這些。我簡單跟你講一講。焦裕祿很小的時候,因為貧窮,父親就上吊自殺了,母親當時把他和他哥哥拉扯大。拉扯大了以後,日本人就來了,以抓勞力就把他給抓走了,送到東北撫順去挖煤,關在集中營裡。那就是生不如死,他在日本人手下待了一段時間,每天在礦洞裡挖煤,吃的也很糟糕,受到很多屈辱。後來他居然逃跑了,他很聰明,千裡迢迢跑回了山東,但是他沒有良民證啊,沒有良民證,你無法生存。這會他開始接觸共産黨的地下組織,覺得這個孩子不錯,開始慢慢地發展他。有了組織以後,他覺得他活得像個人,他有一種很強烈的,來自于傳統文化當中的那種報恩的思想。你懂我的意思了吧。要從根上去刨,那就是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太深了。

你剛才問我半夜有沒有想過,我不可能不想。我去焦裕祿的家看景,去生他的那個小院,現在是個文物保護單位,确定就在這個小院拍攝後,大家坐在院子裡把會議開完,我說你們等我一下,我就到那個小房間裡坐了一會,坐了将近10分鐘。

那10分鐘裡,我跟焦書記像隔空對話一樣,我當時特别想問:你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人?就像剛才你問我一樣。畢竟是一個肉體凡胎,你為什麼能做到這個程度?所以我就加了一場戲,精忠報國,嶽母刺字。

第一導演:我最後問個艱難的問題,假設,焦裕祿當時沒有離世,經曆後來的十年動蕩,你覺得他的命運會有什麼改變?

範元:今年,有一位山東的退役将軍出了本書,叫《大河初心》,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把焦裕祿生平裡的一切,寫成了很厚的一本書,寫得很好。

...

其中,也提到了你所說的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這樣發生,也許會是悲劇。

所以我拍完這部電影,沒有一天是開心的,我心裡一直是很沉重很沮喪。

我最好的朋友都問我,說你看你都過60了,一半的人都歇菜了,都回家抱孫子了,拍出這樣一個作品,怎麼一點都不興奮?

我真不興奮,我TMD都抑郁了!我為什麼要把焦裕祿拍成今天這個樣子,一想你會特别難受你知道嗎?

我這個人,從沒拍過個人化很濃重的作品,從來沒有過。我也确實很多年沒拍戲了,沒拍戲的原因,是我覺得我已經被這個時代淘汰了。投資人喜歡的東西,我真的接受不了,三觀都不一樣,始終還有找我的劇本,但你産生不了共鳴。我後來就直接去大學裡教書去了。直到《我的父親焦裕祿》的劇本來了,我真的眼前一亮。

我一直堅持文以載道,一開始寫小說,後來走上導演這條路,我還是想樹一個很正的東西,所以這回答了最開始你問我的問題,為什麼要拍這部電影,我覺得這個東西我真的能産生共鳴,我欣賞焦裕祿、敬佩焦裕祿,因為我在身邊看不到像他這樣的人。

*本文首發微信公衆号第一導演(ID:diyidy),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