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西裡尼和褒曼合作的三部片中，這部似乎知名度最低。這還挺費解的，我覺得明顯這部最厲害、最痛……可以和《德意志零年》并列我最喜歡的羅西裡尼。這部裡也有一個自殺的小男孩，不過在《德意志零年》裡，小男孩從廢墟中縱身一躍，影片戛然而止；而在這部裡，小男孩的死去隻是褒曼飾演的媽媽嬗變的開端。那個人道的殘忍的文明的野蠻的老歐洲已經在自相殘殺中死去了，如同這個孩子一樣，而當五十年代初戰火已經遠去之後，必須處理的問題就是“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面對這世上的苦難該如何安身如何行動”了。

褒曼所飾演的女主Irene來自富有的上層家庭，她沉浸在孩子不幸死去的傷痛中無法自拔時，經由一名共産黨員好友的引領，接觸到了羅馬郊區貧民的困難生活，由此打開了重新認識世界與自我的大門……前半部分可以說是“貴婦褒曼見識到貧民生活後心靈受到極大沖擊”的話，越往後的反思與批判則越深入和痛苦。女主選擇的心靈道路既拒絕要在人間靠人類自己創造天堂的共産主義，又與教堂的信念不甚相容：Irene似乎并不願歌頌主的偉大光榮感歎人類的卑微無能祈求主來拯救衆生，她要自己在現世中實踐本應屬于上帝的普世關懷，而她這樣做的動機甚至不是愛（衆生）而是恨（自己）……最後近乎成為聖人的褒曼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鐵窗之後的鏡頭，可以說是戰後歐洲知識分子最痛苦最黑色的思考了。

戰後的頭幾十幾年裡，意大利乃至整個西歐都始終面臨着來自共産主義和基督教的兩股思潮和社會力量的撞擊，兩者的對立在羅西裡尼所在的意大利又格外顯著。可以說如今歐洲的基本精神風貌，就是某種基督教民主主義和（共産主義退化後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混合。兩者分享一些共同原則：具有普世主義傾向、捍衛個體尊嚴、強調平等、認可公共力量的介入……也有些共同的敵人：民族主義、極權、消費主義、放任主義……這些都共同構成了歐洲區别于英美（以及其他地區）的精神底色。但這兩者又有各自深厚的源流，它們之間始終充滿張力。看到七十年前的電影為歐洲精神的奠基做出着如此艱辛的探索，還是挺感動的。也許羅西裡尼對方濟各式道德觀的闡釋與演繹未必符合神學家們的解讀，他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勞動解放的理解也不能說是沒有偏差，但這部電影的努力與徹底，可以說是無愧于“一九五一年的歐洲”這個宏大标題的。

（找到一段關于這部電影的意大利版和後來的國際版之間有所删減的部分的介紹，非常有意思，明天再來翻了今天先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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