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導演賈樟柯的新作《一直遊到海水變藍》登陸中秋院線。與賈樟柯此前的作品相比，這部“文學紀錄片”顯得有些不溫不火。上映四天，票房平淡的同時口碑也低于導演此前作品的平均值。
但無論如何，這仍然是一部意蘊悠長的作品，其中的許多議題都值得深入關注與反思。影片以2019年5月的暢談為序曲，幾十位作家來到山西汾陽的一個小村莊，他們在這裡談論鄉村與城市，文學與現實。影片交響樂般地以18個章節講述出1949年以來的中國往事。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賈平凹、餘華和梁鴻成為影片最重要的叙述者，他們與已故作家馬烽的女兒一起，回顧、探讨了社會變遷中的個人與家庭。
而貫穿影片的一大強烈情緒，即是對故鄉的注視與懷舊。某種程度上，賈平凹、餘華和梁鴻都與故鄉有了一段距離，正是因為這一距離他們得以審視故鄉、書寫故鄉。本文分析了影片中展現的文學書寫與故鄉的關系。這一主題，也是許多當代人切實面臨的挑戰與困境，城市是嚴酷的生活戰場，而故鄉也似乎隻存在于金色的想象中。如果故鄉回不去，那我們正在經驗的城市生活，以及其中的斷裂到底來自何方？又能去向哪裡？在這種經驗與思考中，是否蘊含着新的可能性？
撰文 | 重木
01懷舊的誕生：那些正在消失的生命經驗
當我們看完整部紀錄片就會發現，賈樟柯以呂梁馬烽作為序幕與開始，由此引出其後幾位作家的個人成長經曆與故事，所企圖建構的便是近代中國農村與文學之間的密切聯系，或者更确切地說是在這二者背後所凸顯出的現代中國的變遷，而其中尤其以農村、故鄉與故土所衍生的情感、經驗和生命體驗作為核心。而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都是正在被遺忘的記憶，就如曾經寫過《我們村裡的年輕人》和《結婚現場會》的作家馬烽，在當下早已經消失在大衆印象中。
電影的最後一幕，賈樟柯有意安排對梁鴻讀中學的兒子的采訪，來展現世代交替之間曾經由其父母輩所經曆與承載的曆史、記憶以及由此而産生的情感和體驗在年輕的、成長于城市且接受着普通話教育的兒女一代中的消失。梁鴻的兒子大概屬于“00後”，而相較“80”、“90”後來說，他們或許才恰恰處于其間，即對于那些如賈平凹和梁鴻這樣出生成長在農村的人來說，他們摸到了上一輩人所經曆和看到的關于鄉村和故鄉的最後一縷氣息，留在了身體中，然後進入城市。但是否能就此如梁鴻“00後”的兒子一般，自然地成為“城市人”，則始終如謎。
在關于這部紀錄片的評論中，許多人或許都是“80”、“90”後，因此他們對這部電影大都充滿了矛盾甚至兩極的評價。一些人因為曾經成長于紀錄片中人物所生活的世界的尾聲，所以頗有感觸；但另一些人則對此表示不屑，即電影中流露出的懷舊和對于舊日苦難的追憶，對此情緒的沉迷，甚至令人厭倦。而或許也正因如此，我們才會理解為什麼其中看似最“插科打诨”的餘華才會獲得這麼多的好感。
...在電影中，餘華的表達和講述極具矛盾性，一方面他展現自己曾經生活的辛苦，但與此同時卻也在一直消解自己所述之中隐藏的嚴肅和苦難性質，而以一種頗為個人“心機”的直白展現出個體在大時代風暴之下的自娛自樂與生存之道。在這裡，我們幾乎能依稀看到餘華小說《活着》中富貴的生存哲學，雖然遭遇不斷的困難和打擊，但依舊有一種個體的、私心的且十分堅韌的特質。這種“小聰明”會讓人會心一笑，因為這往往會與我們自身的日常個體經驗息息相關。
當梁鴻的兒子希望能問一問自己經曆風霜的外公對于生活的看法時，或許才最真實地展現了年輕一代對于父祖輩們生活和苦難的隔閡，以及一種幾乎是脫離其中而站在旁觀者的好奇與窺視。梁鴻身處其中，每每提及自己的母親和大姐便潸然淚下；賈平凹雖然平靜地回憶着自己唯一一次看到流淚的父親，但背後的辛酸我們會在一本本關于他所出生和成長的那片商洛之地的小說裡反複看到……賈樟柯之所以采訪這些小說家，或許恰恰是因為隻有他們才會根植在自己的生活經驗上，對那些難言的記憶和情感進行有序且豐滿的展示。
觀衆會因此受到影響，對其産生共情，但對于其所講述的舊日和那些關于生活的記憶或許始終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其中最引人注目且令人感慨的或許正是賈樟柯設置在電影内最核心的部分，即對于故鄉的回憶和追述。無論是馬烽、賈平凹還是梁鴻，他們都在生命的某段時間裡返回故鄉，通過把它作為一個觀察和書寫的對象來展現自身情感創傷或需求、對于人生和生命的看法，以及對世界的想象。
而無論是“返回”這個動作還是“追述”這一行為本身都暗含着一個前提，即他們要回去的地方以及需要被追憶的生活和那些經驗已經在當下他們的生命中開始消失。他們通過返回這個動作以及追述來重構自身的起源地，于是懷舊便出現了。
02懷舊的矛盾：念念不忘的或許隻是一種金色想象
這一經驗對于當下作為觀衆的年輕人來說，恰恰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們或許因自身的生活經驗而對此念念不忘，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漸漸發現企圖返回的起源地本身的隐退和消亡，由此開始對其進行一系列的金色想象。
這似乎也是這些年衆多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中的年輕人們普遍遭遇的困境，“在他鄉”的狀态暗示着有一個“我之鄉”，但舊日的“故鄉”似乎早已經褪去了曾經暖色的面目而呈現出一副陌生的模樣，于是“返回故鄉”這一情感需求的碰壁所造成的情感危機在當下城市青年中快速蔓延。
在被熱議的電視劇《我在他鄉挺好的》中，展現了四個女孩在北京這個“他鄉”的生活和遭遇。首先，電視劇的名字便暗含着一種對于其他人——幾乎都是親人——的安慰，且似乎隐藏着一絲謊言，就如劇中跳樓自殺的胡晶晶，對父母和朋友們隻是一味報平安而從不提及自己在異鄉遭遇的危機和痛苦。在劇的結尾部分，三個女孩做出了各自的選擇，有的人返回故鄉卻發現自己已經認不出發展得變了模樣的家鄉；而有的人從中看到故鄉或許也能作為滿足自己夢想的地方而選擇返回；有的人已經無法回去，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移動，而是一種生活體驗和情感上的隔閡。
...《我在他鄉挺好的》在許多部分其實都與《一直遊到海水變藍》的主題有相似之處。賈樟柯企圖記錄的恰恰是一份對于當下年輕人而言，說輕不輕說重又不重的曆史記憶和包袱，即故鄉問題。因為對于傳統中國人而言，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狹小的地域含義而包含着諸如家庭、親人和朋友等一系列情感關系和情感需求。即使近代中國經曆過由傳統大家族走向現代西式核心家庭的模式轉變，但古老的家庭情感以及安土重遷的民族基因的影響直到20世紀末期都依舊強勢。
近代城市的發展雖然影響和破壞了傳統鄉村的生活秩序，以及由此建構出的一系列生活和情感模式，但進入城市的畢竟人數有限。許多人即使在城市中打拼一輩子，最後也依舊保持着傳統的觀念選擇葉落歸根。除此之外，生活在城市中并不代表着就成為“城市人”，現代城市經驗的本質和現代性息息相關，遊離、破碎、漂浮和轉瞬即逝的感覺和傳統的農村經驗——穩定、秩序和保守，截然相反。
我們能夠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新感覺派作家們的小說中看到那些難得一見的城市感覺，但伴随着其後革命的發展以及意識形态的差異，城市也産生了“鄉村化”。恰恰是這些經驗塑造了當代中國主流作家們的文學書寫，也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被懷舊化的鄉村和被想象的故鄉。
這些文學塑造着我們對鄉村的認知以及關于故鄉的圖像和其所可能承載的意義。就如故鄉隻有在我們離開之後回望才會出現一樣，對于觀看這部紀錄片、在其中感受着關于故鄉的回憶時，我們或許也在回溯性地建構一個區别于當下自身所生活和工作的新空間，而“故鄉”這一符号便能夠作為承載這些情感和需求的所指。
故鄉一方面是物理意義上的，但我們卻總會發現伴随着時光流逝其物理面貌的快速變化，也正是這一變化呼應了人們情感的波動。很大程度上，“故鄉”是一個情感空間，由于其被建構為當下生活經驗和消極情感的對立面，承載着許多積極的意義，從而導緻它作為“情感的港灣”和能夠返回的起源地的角色得以維持。
...當在城市生活了許多年的梁鴻選擇返回自己的老家且開始對其進行書寫時，在某種意義上故鄉便承擔了情感療愈的工作。與之對比的，其實是電影中始終未曾展現但卻在場的東西，即關于城市的消極看法。城市作為現代發展中頗為重要的空間和生活模式，建基其下的是西方現代性以及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因此在19世紀關于西方城市的小說中，它總是被描述為一個“邪惡和堕落之地”。在德萊塞的《嘉莉妹妹》和《珍妮姑娘》中，作者便展現了一個純潔的農村少女是如何在城市中堕落的；而波德萊爾也通過一系列陰暗腐朽的意象來展現現代與城市經驗的特質……
...在劉呐鷗和穆時英等人的小說中，上海如“魔都”一般光怪陸離，引誘着生活其中的人們走向感官享受和靈魂的堕落；而與此同時，鄉村則被建構為一種自然的、質樸且純真的生活空間。正是這一城市/農村的二元對比，使得一系列的意識形态和道德判斷被賦予其中而直接影響了其後人們對其的感知和理解。在《一直遊到海水變藍》中，講述者對于農村以及其中人們的回憶中都包含着許多積極的印象，而關于城市則總是涉及“逃離”與寂寞。
這一意象一直延續至今，伴随着當代中國城市的擴張和發展而引起的大面積城市化，使得傳統鄉村的空間逐漸縮小，并且鄉村也開始“城市化”改造，漸漸使其曾有的異質性或消失或被同化而成為衆多千篇一律的城市模闆中的一部分。年輕人因為學習或工作離開家鄉，前往城市，希望能在其中創造一份自己美好的生活，但伴随着競争和壓力的增加、房價上漲以及城市消費等問題而導緻許多年輕人無法留在他們生活、工作多年的城市。除了這些物質條件之外，城市本身的空間隔離、陌生的人際關系以及個體的孤立等等都帶來相應的情感危機，使得個體很容易對城市産生疏離感，無法在心理上對其形成歸屬和認同。于是便出現了所謂的“逆城市化”，而伴随其誕生的，便是對傳統已經瀕臨消失的農村和故鄉的重構和想象。
在賈樟柯早期的電影中，我們能發現他自身小城成長的經驗，其後像《山河故人》則開始在時間的綿延中講述那些離開家鄉之人的故事，而其中往往便帶有強烈的飄零和流落之感。在很大程度上，賈樟柯對城市經驗是匮乏且有限的，因此在他的電影中我們其實很難看到“城市人”的形象，而往往總是介入傳統和現代之間處于夾縫中的個體，東突西撞地尋找活下去的方式。
...但對于《一直遊到海水變藍》中的梁鴻兒子來說，夾縫已經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勝利”。這些年的飛速發展，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城市的崛起。而那個在父母輩口中的鄉土故鄉，也隻有通過長輩才能産生聯結，并且即使是這樣的聯結都是有限的。
因此我們會發現，當許多人渴望着故鄉或是另一種區别于城市生活的經驗時，中間往往存在着父母輩的聯系，如果父母不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回去似乎也就失去其情感慰藉的作用，反而可能導緻對于自我處境的更大恐慌。在電影中，無論是馬烽的女兒還是賈平凹或梁鴻，他們都是通過對父母輩的回憶來把自己放入那段生活之中，構建自己關于鄉土的記憶，因此他們和自己父母輩的生活也存在着距離，但這一距離或許要遠遠小于梁鴻的兒子與他父母之間的。因為從21世紀開始的變化所造成的“破壞”，或許要遠大于曾經的變動。
這便是當下許多生活工作在城市中的年輕人所遭遇的現狀，我們和父母之間的鴻溝是否還能維系那些傳承的故鄉經驗和記憶已經值得懷疑。除此之外，城市生活所印刻在每一個個體身體上的感覺、情感和經驗也導緻他們無法徹底地“返回故鄉”，因為城市就是一種經驗，像水和空氣無法剝離。所以“故鄉”最終隻會成為情感慰藉系統中的一個純淨空間，提供着一些在過分城市化中消逝或是無法持存的情感需求和滿足，而這些最終都會成為城市經驗的一部分，留在我們的身體中。
04現代性中是否蘊含新的可能？
在《一直遊到海水變藍》中，還有一些場景值得我們注意，它們揭露了我們所想象的農村和故鄉、背面的陰影與那些曾被反複批判而需要丢棄的東西。但如今，它們往往會伴随着金色的“故鄉想象”和懷舊再次浮出水面。在賈平凹的片段中，和女兒賈淺淺的聊天中便涉及了作家的女性觀，如賈平凹強調女兒在做詩人之前“要先做好妻子和母親”。這一看似日常的聊天背後，展現的是傳統鄉土文化中的某些特質，尤其在涉及性别問題時大都與當下的觀念格格不入。也恰恰是在這裡，我們再次被某些東西刺痛，從而提醒我們金色之夢裡的陰暗部分。
而作為采訪中僅有的女性（馬烽女兒是作為回憶父親的角色存在的），梁鴻的個體經驗展現着關于消逝的鄉村生活和經驗中的另一部分，即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雖然梁鴻的整個回憶中父親的比重很多，但我們卻能從她關于患病的母親、任勞任怨的大姐等女性形象發現一條在傳統中始終被壓抑的女性譜系。就如許多研究所指出的，這一被壓抑的女性譜系本身能夠被講述和她們所處的新環境有密切的聯系，即隻有當女性獲得言說的自由，她們才能講出自己的故事以及她們自身的感受，而城市生活與城市空間恰恰提供了這一支持。
...我們能切身地感受到梁鴻關于個體成長與家庭的記憶，以及她的講述如何有别于賈平凹和餘華。其中的明顯差異，是私密的情感問題，以及對于這樣一種傳統關系的反思，如父親的形象、父親的感情以及父親在母親去世後的無力，必須依靠長女才能維系家庭的運作……這些私密的、家庭領域内的情感在男性叙事者那裡往往被忽視或匮乏，如果出現則往往是一副陳腐的模樣，格格不入。
而關于自身情感與他人親密關系的訓練和發展恰恰是現代城市居民——布爾喬亞——所注重的問題。彼得·蓋伊在其《感官教育》中便通過對西方布爾喬亞階層關于婚姻、家庭、親密關系以及情感等問題的研究，指出現代城市居民的“現代性”中的重要一部分便是私人領域的情感問題。恰恰是這些和個體最緊密的身體體驗展現着現代城市的氣質和特征，而這一點在當下中國的文學版圖中十分有限，除了其他複雜的原因之外，這與傳統對于鄉土的懷舊以及其所形成的一系列觀念有着直接的聯系。
...雖然面對着賈樟柯的攝像頭，人們說出自己的鄉土經驗和生活，但其中的匮乏或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卻始終因其所具有的懷舊性遭到忽視或壓抑。當厭倦或是遭遇着城市化的年輕人，在情感慰藉的需求下建構出還能夠回得去的“故鄉”時，它既是一個物理空間——父母輩們的生活領域，也是一個虛構的空間。恰恰是這一二重性使得“故鄉”顯得近在咫尺，又遙不可及。
對于學習着如何在寂寞疏離的城市中生活的年輕人而言，也就是在學習該如何一個人自足地活着。這讓我們體驗到一種嶄新的生命和情感經驗，這一過程似乎從很早前就開始了，但卻又總是差之毫厘。
賈平凹還留着濃重的家鄉口音，梁鴻也并沒遺忘自己的河南話，但她出生和成長于北京的兒子卻已經忘了這個屬于父母輩人的聲音。而聲音本身就塑造着故事的講述形式以及它所展現出的特定氣質。當梁鴻一句句教兒子用河南話自我介紹的時候，這是關于傳承還是一個“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無奈？或更進一步地說是一種新的可能性的誕生？在這一頗為沉重的時刻，或許隻有餘華敢破壞其崇高性，取而代之以一種更切身的精明幽默對其進行消解，這樣的經驗或許才是普遍的。但即使如此，也還是他，為這部紀錄片貢獻了一個頗為光明的名字。
本文系獨家原創内容。撰文：重木；編輯：走走；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