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電影市場中，女性議題、真實案例無疑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兩大元素。《消失的她》（33億）和《孤注一擲》（38億）的超高票房先後引發熱議。在下半年上映的影片中，《鹦鹉殺》因為兼具這兩大元素一度被寄予厚望。但最終3000萬的票房和始終徘徊在6.1分的豆瓣評分，讓預測者們大跌眼鏡。這種差距不僅因為前期營銷和實際創作思路斷裂，造成貨不對闆，也反映出女性議題創作的新困境。
當陳思誠因為《消失的她》中刻闆單薄的女性形象被批評，後來的女性創作者尤其怕步其後塵。性别視角的反思幾乎成為當下女性創作者的一種自覺。所以“女性複仇”題材雖然曆史悠久，但講好卻越來越難。傳統套路有三種：單純給主角性轉，讓女性擁有比男性更強的武力值；利用性作為武器，選擇男伴幫自己複仇；用權謀暗算實現複仇。《鹦鹉殺》無疑想突破這些方式，尋找女性特有的複仇之路。
導演麻赢心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拍以女性為主的電影，是為了去理解女性，而不是為了給女性上一課。” 嘗試從女性受害者視角出發，關注她們的情感創傷和自我重建途徑，并借以引申探讨“人對真摯感情的永恒渴望” “人跟人之間以感情進行的操縱、欺騙和博弈”等本質命題，這些映後訪談的表達無疑體現出導演兼編劇的關懷與野心。但多重反思疊加後，反而出現了一種擰巴的效果。
這場關于女性複仇的想象，為何沒能引發集體共鳴？影片旨趣與新世代情感結構怎樣的錯位，造成了這次女性表達的失落？未來女性意識的叙事方向還有哪些可能？
撰文｜楊矗矗
女性表達的失落
如果判斷一部作品是否為女性主義的基本要件是來自女性（from）、關于女性（about）和為了女性(for)，那麼《鹦鹉殺》顯然符合。在這一點上，麻赢心導演非常誠實，她說她是一個女性，作品肯定是一個女性的表達，但是否是女性主義的表達，她還在學習。
這就不得不提《鹦鹉殺》呈現出的一種擰巴狀态，可能也是許多女性創作者面臨的共同困境。在過去，女性主義還沒有從學院派走向大衆，性别視角的審視還多局限于媒介批評，影視作品中女性形象經常隻會感情用事，顯得無力、被動。近年來，當女性主義迅速泛化成為一股社會思潮，大女主、惡女爽文逐漸流行，故事中性别地位對調，女性角色可以像男性一樣使用權力、金錢、計謀和暴力。當女性創作者對這兩種模版都進行反思後，她們試圖找到一種新的表達，比如女人的情感比男人的暴力更高級，女人不必沿襲男人的成功路徑。
這樣的結果是，兜兜轉轉最終回到了一個極為古老的女性主義命題：“女人究竟要與男人相同，還是尋求差異？”這種表達一旦沒有完成批判的連續性和整體性，就相當于繞了兩個彎再次鞏固了性别本質論。
在性别問題上，我們已經經曆過從認為男女不同（生理決定論），到主張男女相同（人人平等/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再到強調差異（對“男女都一樣”帶給女性工作、家庭雙擔挑的反思）的否定之否定的曆史過程。但理論與實踐間彼此的交替錯落，令大多數女性創作者仍舊在向第一性“自證”的陷阱裡打轉。證明自身（第二性）與男性（第一性）的異同，還是以男性為原點證明自己的坐标。這是女人作為第二性的不穩定性。
...回到《鹦鹉殺》的兩性預設，理性、暴力被男性所占有，感性、非暴力溝通被安置為女性的代言詞，先驗性的反思禁锢了直覺經驗，不充分不徹底的女性主義知識反而成了另一種權力規訓。女性的自我和解很重要，但自我和解未必能夠真正觸碰和改變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權力結構。這也就是為什麼導演初衷很好，但内容呈現出來卻很幼稚和漂浮的原因：去政治化的兩性博弈終究隻是一場虛無的精神勝利法。
真心至上：女性的單向精神勝利
“這個故事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殺豬盤’本身是對受害者女性不公平或者有失偏頗的印象，還有就是這個議題又包含了其它更加本質的議題”。這是電影《鹦鹉殺》導演麻赢心在一次訪談中對此次創作的自我剖白。《鹦鹉殺》故事的起點是一場騙局：周冬雨飾演的女白領周冉（在北京工作，30歲）被章宇飾演的職業騙子林緻光（自稱新加坡船員）“情感詐騙”55萬。周冉的複仇方式是，讓騙子愛上自己，再将其繩之以法。
正如導演在微博和采訪中所言，她在《鹦鹉殺》中想象的複仇，是“把情感這個以往女性的軟肋，變成匕首深深刺進男人的心髒”。通俗講就是，你騙了我感情，我也騙你感情。仿佛付出真心再被抛棄、被戲弄帶來的痛苦遠大于刑罰。
這種複仇想象成立的基礎是：情感或者真心是人最寶貴的，無論男女。它呈現出某種非常老派的愛情觀，恰如片中閃爍着八十年代餘晖的《戀曲1980》，還在深情回問“愛情這東西我明白，但永遠是什麼”。周冉實重返案發現場，無非是想确認林緻光的騙局裡，到底有沒有一點點真心？她默認人人都會為愛所蒙蔽，相信愛确實存在，從而用質疑愛的方式召喚愛，通過利用愛的方式實現對情感重要性的重申。
這是導演麻赢心想象中女性受害者的自我和解之路。這也是一種非常傳統的女性想象：我不愛你，你就輸了。電影《風月》裡的忠良（張國榮飾）是利用溫柔勾引富家太太再勒索其錢财的“拆白黨”（典型的“殺豬盤”），為了更大的騙局回到小時候投奔過的龐府，勾引大小姐如意（鞏俐飾）。如意的一片癡心感化了忠良，他的任務失敗，甚至失去了行騙能力。如意發現被騙後曾追問忠良，“你愛我嗎？”最終她對忠良說：“現在我明白了，你回答不了，你怕，你的心已經廢了，你不會愛了。”此時，真心構成了女性相對男性的精神高地。
...王安憶是《風月》的編劇之一，她回憶和導演陳凱歌創作該片的過程時寫道：“陳凱歌說得很明白，他終于要寫‘愛情’了......他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具備愛情的理由，愛情甚至是女性向這世界挑戰的武器。”
顯然，對相信真心至上的創作者們來說，男性越是輕視情感，越凸顯他們的可悲可憐。但這更像是一種精神勝利法，因為有效複仇必須奪走對方最在乎的東西，而不是單方面宣布對方“可悲可憐”。
相比之下，張愛玲更能面對現實，沒有召喚浪子回頭，或者以真心複仇的理想。無論是《第一爐香》裡的喬琪喬，還是《傾城之戀》裡的範柳原，甚至都因為寡情薄幸、沒有真心而永遠占着上風。
錯位的想象：老派愛情觀與新世代情感結構變遷
對于女性傾向于将自身與情感高度關聯，導演麻赢心曾做出辯護并表示同情。她認為“‘戀愛腦’等詞彙，是在對女性天然對情感的珍視的某種矮化，模糊了其中真正有問題的一方”。擺脫受害者有罪論固然重要，但女性真的“天然”更珍視情感嗎？這一向是一種難以證明的論斷。因為女性對情感的過度珍視和對愛的極力推崇，絕大程度上起因于男權社會結構性地封堵了女性肯定自我價值的其它上升渠道。愛确實很珍貴，正因為過于珍貴，決定了不可能輕易為權力下位者可擁有；如果她擁有了，那可能是上位者為其制造的虛假幻覺或陷阱。
...近年來，新世代的“情感結構”正在悄然轉變，相較于過去渴望愛情、擁抱愛情、歌頌愛情；新世代更習慣于程式化的愛情景觀，觀看愛情、想象愛情、審視愛情。“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是英國文化研究者雷蒙德·威廉姆斯提出的一個概念，指有些重要的共同因素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生活感覺，一種不用表達就能知道的特殊的共同經驗。“情感結構”在曆史中是動态變化的。當下“情感結構”變遷的原因是多重的：有媒介社會化語境下年輕女性群體對浪漫愛的祛魅和脫敏，有逐漸解構男權機制過程中網絡女性主體意識覺醒，也有經濟困難、生存壓力遠大于精神需求的現實。
從小說網站“無cp”頻道的出現，到年初爆款日劇《重啟人生》沒有愛情線、強調“姐妹情誼”的故事類型轉移，再到最近對“反性緣腦”的廣泛讨論，都可見對浪漫愛的弱化和舍棄正在形成一種顯性趨勢。經由經驗教訓和網絡女性主義的知識科普，一部分女性逐漸意識到“異性浪漫愛”的本質：一是被用來掩蓋和合法化兩性之間的壓迫關系；二是遮蔽了其在經濟上的工具性，因為浪漫愛叙事長期以來都将婚姻視為終點和一種非經濟關系，并規定無薪的家務勞動是一種“非工作”（nowork），是“愛的勞動”（Shulamith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正如女性主義思作家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所說，通過這種方式，浪漫主義可以充當強化分工的工具，這對性别系統是至關重要的。
對這部分女性觀衆來說，她們并不想在這樣一部強調女性“反殺”的電影裡看女主和騙子談戀愛。“騙我感情可以，騙我錢不行。我這輩子可以愛好多人，但我這輩子能掙幾個錢？”看到這樣的表情包，年輕女性的會心一笑達成了某種情感共識。所以當覺察《鹦鹉殺》假設女主被騙55萬還在翻來覆去探讨愛的意圖時，她們發自肺腑地疑惑，“這戀愛是非談不可嗎？”
誠然，新世代對愛情的祛魅似乎與“殺豬盤”屢屢發生的現狀顯得有些矛盾，既然已經不信任愛情，為何又頻陷情感陷阱？其實這個悖論正是當下女性群體覺醒過程中的一體兩面：“愛無能”既有對浪漫愛背後隐藏的風險和剝削的抵制，也是現實壓力下對“親密關系”無力付出的無奈。而浪漫愛所許諾的理解和認同部分，又是每個人内心深處無法抗拒的東西，是人作為社會動物的依戀本能。正如澎湃思想的一篇文章所說：“殺豬盤”有意或無意抓住了年輕人的一個軟肋：沒有心力、沒有耐心去提供情緒價值，但又渴望得到持續穩定的情緒價值。哪怕斬釘截鐵地說着‘愛無能’的人，也有可能落入‘殺豬盤’的陷阱。”
導演的确體恤到這一點，想幫助受害女性“去情感羞恥”，隻是“騙中騙”的劇情設計并不能安撫她們。當她們已然清醒，接納自己的情感動機，更在乎如何追回損失。影片也就失去了觀衆的基本盤。
女性主義叙事的多重可能
“源自大量真實案例，首部殺豬盤女性反殺電影”，這是《鹦鹉殺》海報上的宣傳語。這個标簽讓觀衆很容易将其和《消失的她》《孤注一擲》兩部影片放在同一賽道上比較。但《鹦鹉殺》在視聽語言上和後者明顯不是一個類型，甚至更像是一部“文藝愛情片”，氛圍感撐不起薄弱的叙事。
...整部電影的情節推動，幾乎全靠意象完成。海島、霧、菩薩、鹦鹉、章魚、六角恐龍、紅色圍巾、陽光……迷茫了就起霧，懸疑了就奏樂，找不到出路了就撞車自殺。即便周冬雨貢獻了完成度相當高的表演，這種意象的濫用也很難讓觀衆對故事有代入感。就像幼稚作文裡堆砌的漂亮比喻，字眼華麗卻缺乏真情實感。
“殺豬盤”成功的核心是制造浪漫幻覺，提供幾乎完美的情緒價值，讓女性進入愛情圈套。林緻光的騙局裡雖然也有自我暴露這種常規操作，但更多是語音裡油膩的甜言蜜語。如此浮皮潦草的騙局不僅無法說服觀衆，反而再次強化了女性受害者群體的“無腦”形象。這種效果與導演的初心相去甚遠。
...另一處試圖優化女性形象卻造成反效果的情節是，女性受害者龐甯（李夢飾）在發現欺騙自己的騙子二号許照（張宥浩飾）後，在人生地不熟的環境裡，竟然深夜約對方單獨見面，完全不顧雙方的體格、力量差距，企圖将其淹死在海裡。
如果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被弱化為工具人、紙片人，是男性創作者經常被批評的問題， 那《鹦鹉殺》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在賦予女性力量的時候用力過猛，太想讓女性“赢”一次。于是過人的膽識變成了魯莽， 以感情“智取”騙子變成了幼稚。
作為導演的第一部電影作品，這些技巧不足的硬傷可以理解。而且在核心設想與現實性别文化語境的多重錯位下，未能達到預期的理解與認同也是某種必然。但一次女性表達的失落并不等于完全失敗。這次嘗試仍舊對未來女性主義叙事的可能性路徑提供了衆多啟示。
女性主體的确立，包括女性視角、女性經驗和女性立場的在場是值得肯定的。無論“騙中騙”奏效與否，它至少提出了一種女性看待事情的方式，和她行動的方法。在十五分鐘“永恒對視”中，周冉向後抽身的一瞬間，标志着受害者自我解放的成功。而打破男性叙事霸權，重塑女性情誼成為女性主義流行叙事的新方向。在多重反思下，女性複仇成了最難講述的故事。面對暴力、詐騙，女性若想複仇，既不能靠男人，也不能靠家庭（那是資本的勝利，不是女性的勝利），更不能給她“開金手指”使其單槍匹馬獲勝，似乎唯一可行的路就是女性互助。（美劇《大小謊言》，韓劇《黑暗榮耀》都有相應的情節設置。）《鹦鹉殺》中，周冉和龐甯互相鼓勵、女性受害者社群情感支持，也令人物關系跳出愛情局限，體現出女性之間内在的連接。
...電影中另一處帶有女性主義批判意識的情節設計，有種轉瞬即逝回想起卻又脊背發涼的驚悚。龐甯在被網絡詐騙後，重新在現實世界裡交到新男友，結果通過他的手機聊天記錄發現他出軌了。真真假假，真實世界的戀愛關系算不算詐騙？繼續推演下去，那麼婚姻呢？
男性創作者的問題通常在于，潛意識地将男性經驗上升為全體人類的經驗，并運用科學理性等現代話語将其定義為客觀。女性作為“他者”被邊緣化，男性叙事則将女性經驗抹殺，以及對這種抹殺進行再抹殺。而《鹦鹉殺》決意站在女性視角，承認經驗和認知的局部性，繼承了女性主義創作的優良傳統。
面對所有女性創作者，我總是懷有一種充滿期待、不時失落卻又不忍苛責的複雜心态。怎麼能怪她們呢，每個女性在男權文化範式的滲透下都需要一個刮骨排毒的過程。但永遠誠心祝福未來更多的女性創作者，經過一次次表達的失落與重建，在西西弗斯式與男權文化争奪意義的過程中，實現對文本與日常生活的自我超越。
...本文為獨家原創。作者：楊矗矗；編輯：荷花； 校對：柳寶慶。封面圖片為電影《鹦鹉殺》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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