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為期三個月的征集，凹凸鏡DOC紀錄片影評大賽共征集到312篇紀錄片長短影評，其中包含，248篇紀錄片長評，64篇紀錄片短評。經過徐玮超、黃依琳、李嘯洋三位初審評委的篩選，共有43篇紀錄長評，入圍凹凸鏡DOC紀錄片影評大賽。謝謝每一位投稿者的辛苦付出。
經過吳文光、熊阿姨、朱靖江三位終審評委的評選，主競賽的終選結果已經揭曉。很多觀衆也在希望能看到獲獎影評作品是什麼樣子。
接下來，凹凸鏡DOC會選登此次影評大賽的獲獎作品，今天發表的是獲得凹凸鏡DOC影評大賽一等獎的作品《囚》：當你打開那扇窗，這篇影評同時還獲得了刺鳥栖息地精神健康特别獎。
吳文光老師的頒獎評語：
馬莉用影片《囚》為一群身處黑暗中的人打開了一扇窗，影評《〈囚〉：當你打開那扇窗》讓我們看到這扇窗。感謝影評作者以其個人讀影方式為我們帶來她獨特的“看見”。
譚之湄的獲獎感言為：
《囚》中一位老人哼唱的歌詞讓我印象尤為深刻，“小夥子為什麼這樣憂愁？為什麼低下了你的頭？是誰叫你這樣傷心？問他的是那乘車的人”。對于長期以來遊走在社會邊緣的精神病群體而言，他們的憂愁與困苦長期以來都被人漠視，感謝馬莉成為了那個主動關心他們的“乘車人”，并通過這部長達285分鐘的紀錄片讓更多人看到了重新理解精神病人的可能。
馬莉說她希望為精神病人打開一扇展現自我的“窗戶”，使觀衆能夠理解即使是精神病人，依然會有與常人相似的情緒與思想，有着值得關注的故事，也有讓人欣賞的才藝與優點，于是她花了四年的時間拍攝和剪輯這部影片——這或許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釋了非虛構故事的意義：它們總能夠以撼動人心的真實力量為我們不斷推開他人世界的窗，讓我們看見不同的生命故事，并在這短暫的平行時空中感受與另一生命體共呼吸，同命運的親密聯結。
感謝凹凸鏡DOC給同好們提供的交流平台，也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朋友關注紀錄片，希望你我都能夠透過這一扇小小的窗口看到一個更加廣袤無垠的世界。
...《囚》：當你打開那扇窗
作者：譚之湄
編輯：張勞動
譚之湄，女，重慶人，本科就讀南京大學英文系，現就讀于中國傳媒大學攝影與制作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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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監控中，一個身着病号服的中年男人在幽閉的病房中來回踱步，隻有左下角飛速變幻的計數器佐證着眼前這一幕的真實性——跟随着病人漫無目的腳步，觀衆的視點在這漫長的安靜的一分鐘裡也開始有一些渙散，正當他們琢磨着導演的意圖，等待着下一個鏡頭的出現時，環境音的淡入暫且打破了這僵局，“哦，一些精神病院的日常”——你這樣想着，于是開始放松警惕，覺得眼前的場景和那些恐怖電影裡看到的也沒有兩樣，但緊接着一聲男人的哀嚎突然打破了眼下的平靜，護士迅速報備“一級”情況，結伴前往病房查看情況——馬莉借此狡猾地轉場，将人帶入了一片黑暗，于是剛剛調動起來的視覺感官暫時被蒙上，觀衆的聽覺通道由此開啟：腳步聲、打鬥聲、男人歇斯底裡的怒罵聲交織在了一起，鬧劇最終在醫療用具和托盤的摩擦聲中得以平息，你甚至可以想象在黑暗的盡頭護士正拿着針管以45度傾斜角向患者體内緩緩注射鎮定劑，是的，導演正在用這個長達兩分半的開場提醒着你：此時此刻，你正置身于精神病醫院。
以上是馬莉耗時一年半所拍攝的精神病相關題材紀錄片《囚》的開場，它假借監控這一“權力之眼”，引領觀衆直抵精神病院内部，但這樣特殊的俯視視角馬莉在全片中隻使用了兩次：一次是開頭這裡，另一次是站在醫生視點拍攝他們監控患者的工作日常，除此之外，影片的絕大多數視角都是在平視甚至是仰視中展開的。
利用監控這一媒介來為精神病院籠罩上一層恐怖陰郁的他者氣息似乎是大多數相關題材的影視作品所難以打破的窠臼，但是《囚》的開場隻是馬莉和觀衆開的一個玩笑：她以這樣一種看似獵奇和娛樂化的觀看方式邀請觀衆進入眼前的“景觀”，但随後卻又打破了這一慣常的精神病影像叙事方式——在接下來的285分鐘裡，她并沒有任何一絲想象或傲慢投擲到拍攝對象身上，而是将講述權完全地歸還給了這群長期以來“被失語的人們”。
對于這樣的特殊題材，拍攝者以怎樣的角度切入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議題。馬莉在最開始的三個月時間裡并沒有着急拍攝，而是反複跟患者闡述自己進入病區的用意，讓他們明白自己有拒絕拍攝的權利——這首先是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關系，其次再是導演與拍攝者的關系。馬莉說，她拍的是人，這是她和福柯、其他涉及這個題材的導演和作者不同的地方，在她的片子裡，他們不是隐喻，也不是标簽。因此，相比于帶有權力意味的“凝視”或是“觀看”，我更願意用“注視”去形容馬莉與被攝對象們的關系。
影片的大多數鏡頭都是固定機位加上平視視角，冷靜而克制。值得一提的是，在某幾處與患者交談的過程中，馬莉也采用了仰拍的方式——不過我想這裡的鏡頭設計更多是從實際的拍攝層面來考慮的，在這樣幾處相對私密的談話中，導演或許為了避免相機對于拍攝對象的幹擾，于是有意選擇将機器置放于較低機位，保證對談者的注意力不被分散，從而讓整場對話在相對自然和安全的環境中發生。也正因如此，我們能夠在她的帶領下像幽靈一樣自由地遊走穿梭在各個病房中，聽不同的患者唠嗑，抱怨家長裡短，講述童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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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作層面來看，《囚》從視聽語言到結構布局帶有着一些多幕劇色彩。例如影片第11分鐘李祥玉夫妻倆在病房内的那場對話就尤為精彩：固定鏡頭加上對稱式的構圖讓空間呈現出了一種肅穆之感，先是空鏡，接着兩人入畫、坐定，随後開始你一言我一語，猶如公堂對峙一般悉數對各自有利的證詞，此時鏡頭或者說馬莉（亦或是觀衆）便自然地充當起了“法官”這一角色，中途丈夫離場走向窗邊，于是妻子将目光轉向鏡頭展開一段“獨角戲”，訴說自己内心的苦衷與生活的不易。整段争執的高潮在妻子對李祥玉的兩句咆哮中爆發而出：“那是扯”“那是你不正常的思維”。妻子說完便迅速出畫，望向妻子離開的背影，李祥玉在原地錯愕了數秒，随後也離開了房間——整個過程充滿了一種羅伊安德森式的诙諧和荒誕感。
高度凝練和集中的矛盾在短短7分鐘左右的時間内不斷推進，并由于發生在固定有限的場景之内而使其具有了一種舞台性。馬莉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所以沒有貪心地使用過多運動拍攝技法或是頻繁切換景别，穩定的鏡頭捍衛着一種空間内部的秩序和莊嚴，同時也将觀看地權力留給了觀衆。這樣一種在空間内部相對穩定的觀看視角也符合貝拉·巴拉茲在《電影美學》中提到的有關戲劇形式的三個基本原則，即觀衆可以始終看到演出中的整個場面；觀衆總是從固定不變的距離去看舞台；觀衆的視角是不變的。影片第二幕的開場，馬莉在拍攝病人與專家對話時設計的鏡頭也極具策略。她先是使用了幾組關系鏡頭和正反打給觀衆營造了一種相對私密和安全的氛圍：房間窗明幾淨，醫生循循善誘，但緊接着一個全景給到病房另一側，這時候觀衆才恍然大悟原來房間裡還有另外幾位見習醫生——一種被凝視與客體化的壓抑之感頓時湧上心頭，這讓此刻正繼續發生在房間内部的對話帶有了某種虛僞的展演性質。一邊是面對傅某想要出院的訴求表達充分的理解，一邊是在傅某離開房間後向同事苦笑着表達對此類躁狂患者的無奈——觀衆緊密地跟随着馬莉的鏡頭由“舞台”來到了“後場”，相對完整地見證了醫生的角色轉換。
影片中，馬莉還使用了兩處相似的轉場，即從具體的病房内部抽離，切到醫院病房區全景，随後再切至大遠景，像是一場戲結束後的落幕。巧的是這兩次都是在講述患者與母親的故事：一個是小男孩，一個是中年男人；一個有媽媽在身旁照顧陪伴，一個被姐姐瞞住了母親離世的消息。在這樣的兩次抒情時刻，馬莉以切換鏡頭的方式短暫地中斷了觀衆沉溺的情緒，畫面裡數百間病房裡的燈點亮了蕭條悲涼的夜色，馬莉似乎在借此告訴我們：這樣的故事，這樣的苦痛遠不止一個，每盞亮燈的房間裡都有着一個等待被傾聽的生命，我們又真正地看見了多少？黑夜在此成為了天然的幕布，将故事與故事、窗口與窗口之間隔開，但卻又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更加隐秘和深刻的主題性的串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囚》一共分成了3部分，每一部分都由一首古典樂串聯起來，這也有些類似演出中場休息的感覺，讓人短暫地回神，調整觀看姿态和情緒，随後再次進入。而音樂本身輕快的節奏配合着影片裡一段段荒誕不經的人生，也形成了某種音畫對立的諷刺效果。
馬莉在采訪中談到，她想要塑造精神病人群體的雕像，她的确也做到了這一點。她在有限的時間裡竭力雕刻出了患者們不同的形态與面貌，再用長達三年的時間反複組合拼湊，最終形成了一幅完整生動的精神病群體畫像。但馬莉對于這個群體的塑造不是抽象的，不是去面孔化的，而是給觀衆展開了充分的具體的生命細節。
在他者文化中，精神病患者似乎總是屬于被排擠的邊緣群體，一旦被烙印上“精神病”的标簽，他們的主體性便被徹底被剝奪，因為精神疾病無法“自證起非”，因此也隻能成為醫療體制之下的客體化對象。在其早起著作《精神疾病與心理學》中，福柯談到，由于醫生的權威地位，瘋子自己的聲音根本沒有聽到，人們總是想在瘋子的聲音背後發現一些什麼，在隻言片語中找到某些連續的東西，找到他們向理性、向道德回歸的征兆，但卻沒有聽到他們的聲音，因此精神病患者始終都是社會中沉默的他者。在影片中，馬莉展示了多次醫生與患者之間的對談，但是幾乎都是以醫生打斷患者的訴說為談話畫上句号，那些多是先驗的、是自上而下的——那些患者渴望訴說卻沒有機會說出口的故事就這樣一次次被打回了肚子裡，但馬莉将這些不曾被重視的故事拾了起來，她耐心地聆聽着、收集着，在這一過程中召喚出了他們被壓抑許久的主體性，讓個體的存在在聲音的流淌與叙述中得以印證。
馬莉成功地将這群病人從由社會刻闆印象鑄造的醜惡軀殼中松綁了出來，于是觀衆看到了原來所謂的可怕的、魔怔的、瘋狂的“精神病症”的軀殼之下掩藏的也不過是一群和你我一樣脆弱敏感的“軟體動物”，這對他們而言是被承認的過程，對我們而言是尋找遺失的共同體成員的過程。
片中一位老人說：“我這一生你絕不會理解，因為我太平常了，你得和我一樣那麼平常，你理解。你要不和我一樣那麼平常，你絕不會理解。同難者相憐——共同的處境，共同的災難的人，他才能互相憐憫。人生多麼複雜啊，太複雜了。你同情什麼？你陪我唠這麼多嗑，謝謝你。有生第一次，有人搭理我”。一個單親家庭患者在談到家庭時眼眶濕潤，他說：“你們不了解單親家庭的孩子，單親家庭孩子的希望啊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往往事與願違”“其實我就是心理壓抑太久了，感覺心裡苦悶，沒有個傾訴的對象。”
項飙在談論“理解”的時候說，理解就是主體間性，理解需要建立在了解的基礎之上，而想要了解我們需要首先進入他的世界，從了解開始才能真正的理解。馬莉隐去了自己的聲音，将那些無法被轉述的生命故事完整而直接地呈現在了熒幕之上，因此我們才有機會站在第一現場去打破那些偏見的鐐铐，了解這些被囚禁在清冷病房中的另一種人生。
一個諷刺的現實是，在當今這個“陌生人”橫行的原子化社會中，讨論他者的生存處境似乎很容易變形成某種知識分子自戀式的狂歡與口号式的關懷。于是這又需要我們回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進行思考：我們究竟為什麼需要看到他者？步入後疫情時代以來，人類需要共同抵抗的外部風險與日俱增，但與此同時，社會共同體的準入邊界卻又越壘越厚，并且被各種沖突愈發頻繁地激活，這其中便包括意識形态的、文化的、語言的、種族的、以及性别的。
學者楊大春在《現代性與他者的命運——福柯對理性與非理性關系的批評》中這樣說到：“我們”往往也有可能變成“他者”，變成某種不受我們支配的無形力量手中的“他者”。現代社會不直接面向個體，但是它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有一隻無處不在的眼，我們看不見監視者在哪裡，但是我們的一舉一動完全在他的視野之内，我們因此變成自己的他者，變成“另一種我們”。因此，為了共同抵禦外部世界的風險，對抗消解現代秩序的樊籬，在當下尋找一種鮑曼式的“想象的共同體”是尤為必要的。
人類對于同質性偏執的追求會不斷地加劇其對于異質性的排擠，而這又會進一步制造出更多功利算計的理性空殼，并使得個人對于他者的道德責任感不斷萎縮，從而加速社會的分裂。鮑曼認為，每個人的存在都依賴他人，每個人的命運都與他人緊密相連，而如果我們想要實現一種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就必須尋求一個穩固的“阿基米德點”——即個體對對他者的無限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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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問及什麼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不願意出院的時候，馬莉回答：“我問過他們不願意離開的原因，他們在裡面更自在一些，如果他們在外面的話，他們承受的壓力更大，包括經濟原因，包括别人的目光，和由此引發的他心理的很多問題”，“那些年齡大的病人，他們已經沒辦法出來了，他們甚至不願意進養老院，因為這裡更舒服，至少身邊都是一樣的病人。”
由于缺乏了解，那些看起來遙遠陌生的精神類病症學名在人與人之間築起了高牆，仿佛一旦被貼上了“精神病人”的标簽，患者們便會永久性地喪失他們原本的“社會現實”，不再有重新融入社會并成為任務協同者的機會。表面上看，精神疾病是一個醫學問題，但究其深層，它更是文化、社會、政治層面的綜合問題，是由現代知識、政治制度以及社會機構所共同運作的集中結果。正如馬莉在面對采訪時所抛出的一連串诘問：盡管從病理上來看，這些就是病，但是這個病就必須要囚禁嗎？就必須要這樣失去自由嗎？
當他們短暫或長久地失去自由之後，人們對他們就一定要這麼冷漠嗎？我們是不是又更好的辦法呢？當他們在某個階段發病的時候，我們可以抹殺掉他們全部理性的東西嗎？忘記他們正常的時刻嗎？我們是不是可以更好地認識他們，了解他們？以上的這些問題或許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内依舊是無解的，但是我仍然感激《囚》和馬莉給我們帶來的思考。影片中一位老人哼唱了這樣一句歌詞：“小夥子為什麼這樣憂愁？為什麼低下了你的頭？是誰叫你這樣傷心？問他的是那乘車的人。”
對于這群遊走在社會邊緣的群體，他們的憂愁與傷心長期都被人漠視，感謝馬莉成為了那個主動關心他們的“乘車人”，并讓更多人看到了重新理解精神病人的另一種可能性：這并沒有那麼複雜，不過是一個生命對于另一個生命的平等、溫和、持續的注視與尊重。而對于作為觀衆的我們而言，認真地觀看完這樣一部優秀的影片，并把它推薦給更多人看到是我們能夠做的，也應該做到的。
《囚》的開場部分，一位患者想要推開窗戶透透氣，于是他遲緩地走向窗邊，一扇一扇地嘗試，但是遺憾的是從走廊這頭到走廊那頭，每一扇窗戶都被鎖得死死的——這不過是一次徒勞的個人嘗試，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囚》或許也是一次笨拙而費力的嘗試。馬莉說她希望為精神病人打開一扇展現自我的“窗戶”，使觀衆能夠理解即使是精神病人，依然會有與常人相似的情緒與思想，有着值得關注的故事，也有讓人欣賞的才藝與優點，于是她花了四年的時間拍攝剪輯這部影片——這或許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釋了非虛構故事的意義：它們總能夠以撼動人心的真實力量為我們不斷推開他人世界的窗，讓我們看見不同生命故事，并在這短暫的平行時空中感受與另一生命體共呼吸，共命運的親密聯結。
當然，“看見”并不一定能夠直接帶來任何改變，但是如果想要改變，我想一定是從看見開始。
關于影片：
《囚》
導演: 馬莉
類型: 紀錄片
制片國家/地區: 中國大陸
上映日期: 2017-02-12(柏林電影節)
片長: 287分鐘
又名: Inmates
...馬莉，1975年出生于浙江諸暨，獨立紀錄片作者。2007年，馬莉導演深入到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原藏區，将鏡頭對準位于四川石渠，世界上海拔最高縣城的一座藏傳佛教寺院——色須寺，并于2010年創作完成紀錄片《無鏡》。2011年，持續拍攝6年後，她完成了紀錄片《京生》的創作。之後的5年，馬莉導演來到某精神病院進行長期拍攝，于2017年制作完成“人的困境”第三部作品，《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