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今時代最具獨創性，同時也最富争議的電影作者之一，拉斯·馮·特裡爾一直以毫不妥協的創作态度撥動着整個電影界的神經。無論是集前人技術之大成的“歐洲三部曲”，還是世紀末轟轟烈烈的“道格瑪95”運動，亦或是後期愈發趨近于古典戲劇形式和悲劇主題的作品，都是當代電影中一處極其詭谲的風景。“金心三部曲”是特裡爾的一個重要的創作序列，其典故《金心》是他童年時代酷愛的一本圖文并茂的書籍。書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小姑娘，她帶了少許的面包到樹林裡去，把面包都分給了她一路上遇見的人，自己成了一個一無所有的乞丐。但她最後還是充滿信心地說:“對我來說，反正一切都會好的。”這種精神氣質貫穿了特裡爾的這三部曲始終。在世紀伊始，繼《破浪》和《白癡》之後，特裡爾推出了他的“金心三部曲”的終章，《黑暗中的舞者》。

标題《黑暗中的舞者》提示我們，這部影片的核心是角色而非故事。所以相較于對具體情節設計的探究，對核心人物的分析可能更容易切近特裡爾的表意。從劇作方法上來看，角色塞爾瑪從始至終的性格都沒有明顯變動，換句話說，她是一個“平弧人物”。而平弧人物的一個顯著的叙事效果就是凸顯角色所身處環境的劇變。所以與之對應的，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效果是：哪怕接踵而至的厄難降臨在塞爾瑪的身上，她始終保持着那副無悲不喜的面孔，甚至在行刑前的囚室中，她依然可以從通風口聽到教堂的管風琴聲，依然能夠舞蹈。這樣的“人物-環境”反差必然會造成巨大的情感震顫，因為這幾乎是聖徒傳記式的寫作方式——特裡爾把塞爾瑪書寫成了一個當代的貞德形象。這樣的聖徒式的女性反複出現在特裡爾的“金心三部曲”系列中，甚至在後期的《狗鎮》、《憂郁症》、《女性瘾者》中亦有涉及。這當然可以從相當精神分析的角度來對特裡爾進行解剖，或是把這樣的女性符号放置回世紀之交的電影序列中作文化研究，但這并不是本文想探讨的重點。作為一次作者性相當強烈的創作，結合特裡爾在各種場合的采訪，我們可以大緻明确，他更多想在《黑暗中的舞者》表達的是一種唯我主義的社會想象。除了作為聖徒的塞爾瑪之外，我們發現其他角色在行動時的心理動線也是相對極端的，善惡對立分明。這讓這部影片在構思之初就脫離了現實主義的土壤，成為了一個社會寓言，或黑暗童話，即使它在視覺上給人真實乃至紀錄片的質感。這樣的人物設計以及後續的情節構思方式是完全唯我主義的，即将一個極其主觀的視角推廣至觀看整個世界的普遍法則，而這個視角就是特裡爾的視角。特裡爾擁護性惡論，相信人類終究難以克服其殘忍自利的本性，并會輕易地被欲望所操縱，而所有的常識、傳統、習俗，都是掩蓋這一不堪真相的遮羞布。誠如福柯所言，這樣的文化的構建必然會導緻一種愚人船式的排除和隔離，作為社會規制的異端，精神病人是必然被放逐的，因為他們的瘋癫中包含着某種對真相的揭露，這種揭露是令人不安的。在特裡爾的影像中，最終犧牲或是被獵巫的女性就對位了這樣的“瘋子”。特裡爾很有意識地作這樣的處理，一方面他極盡刻畫主人公在社交場合的局促和不合時宜，另一方面又把我們的視角牢牢限定在主人公的視角内，前者直言了唯我論下令人毛骨悚然的“他者”和社會規制，後者讓我們潛移默化地代入了主人公的視角。就這樣，特裡爾不無狡猾地建設起了一套令人笃信的唯我主義叙事機制。

本片在形式上的建構也頗具匠心，與影片的整體氣質構成彼此促進的互文。首先便是特裡爾90年代後期作品中反複出現的标識性的手持攝影。除卻歌舞片部分的固定機位鏡頭之外，全片的所有鏡頭均為手持拍攝。在影片整體昏黃的影調和黑暗童話式的故事情節下，手持攝影給人以更加飄忽、混亂和主觀的氣質，讓整部影片更像是塞爾瑪的一次難以逃脫的夢魇。除此之外，就像“道格瑪95”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樣，手持攝影天然地具備一種紀錄片式的觀感，這和整部影片的歌舞片類型形成了相當有趣的反差——一種最真實的拍攝形式和最具舞台感的造型形式的化合反應。影片的另一明顯的形式設計就是它對歌舞片這一傳統類型的創造性改寫。按照類型的慣例，歌舞片中的歌舞往往是人物情緒的高度形式化抒發，這些情緒往往是給人慰藉的，即使是負面情緒，也有一定的宣洩效果。但是在本片中，歌舞儀式場景非但不是令人愉悅的，反而令人感到不安和戰栗。每次的歌舞段落都講述了一種更善良版本的現實的可能性，也就是我們前文中所提到的塞爾瑪充滿浪漫主義的唯我主觀世界。在這種想象中，大家彼此相愛，一切問題迎刃而解，但這種想象非但不能讓我們沉浸其中，達成情緒的共鳴和淨化，反而在無時無刻地提醒着我們作為其反面的現實的殘忍。特裡爾在采訪中表示，這樣設計的靈感來源于同樣異類的歌舞片《西區故事》。他認為歌舞片中的歌舞具有強大的情緒影響力，而它們應該作用于更深刻的表達——像是歌劇而非雜耍——曾幾何時，觀衆是會在歌劇院中動人流淚的，而非隻是獲得娛樂。這樣完全倒轉的“黑色歌舞片”的确給觀衆很大震撼，加之其中陰郁絕望的氣質和對美國各階層的無差别諷刺，本片在上映當年就被《時代周刊》評選為“2000年度最差電影”。暫且抛開特裡爾的作者性不談，這部影片的主題呼應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美國獨立電影傳統，即從卡薩維茨以降，被諸如阿貝爾·費拉拉等新好萊塢導演逐漸發揚的對美國夢、美國精神的徹底否認。其集中的表現形式是反諷性的，呈現出和經典好萊塢類似的雜志封面一樣的美國家庭生活風情畫，但是在不斷深入的人物的心理動線或情節的下墜中逐漸揭露其中的僞善和背後殘忍的真相。當然如果放回特裡爾的創作譜系中，他其實并非對這樣的主題情有獨鐘，美國不過是作為現代消費社會的一個典型代表成為了他的靶子，其中更核心的表意仍然是他對所有的社會規制、傳統、宗教的極端懷疑和對不可控制又充滿毀滅性能量的人類主觀世界深深的沉迷——一個唯我主義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