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憑感覺寫的，也許不成立。）
貝拉·塔爾和安哲羅普洛斯的長鏡還是有很大區别：後者的長鏡裡遠景居多，鏡頭仍是一個外在的觀察者，觀衆仍然是觀衆；但貝拉·塔爾的長鏡則完全是浸入式的，那種被禁止（随着鏡頭之間的剪接）作弊、隻得跟着片中人物經曆相同的時空的感受，構成了非常獨特、有時痛苦的觀影體驗。
塔可夫斯基和貝拉·塔爾都是那種好像在說政治說人性的絕望但又抽象到難以直接解讀的導演。但貝拉·塔爾的絕望和塔可夫斯基的不一樣。塔可夫斯基的終極追求是超出理性的，是一種在讓意義裂開露出信仰的基石後的拯救企圖；在貝拉·塔爾那裡，意義無法超越，是人無法克服的生存條件，他确知這世上隻有絕望沒有拯救，此處沒有遠方也沒有。前一種帶着拯救企圖至少是預言者野心的裝置中總是讓人隐隐感到些威權傾向（如果不是更直白地被表達出來的話）；而後者沒有，後者中沒有上帝隻有人，絕望、可憎但自由的人。這之中似乎能觸摸到俄國與東歐的某種根本的堅硬的精神分野。
（說得再遠一點，對被點燃了毀滅欲的群衆的可怕的刻畫讓人想起朗的《大都會》，我們不能忘記朗在片中給出的“雙手與大腦在心靈的指導下重回一緻”的階級和解大結局正是準法西斯的。所有告訴我們人的生存條件不是絕望的、拯救是存在的或者可以追求的導演，我都沒法喜歡，我覺得這可能是我電影口味的原點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