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看完這部電影的第一感受是：這可太戛納了。我下意識就想到在公選課上看的奧斯特倫德。一查，原來奧斯特倫德是本屆戛納評委主席。一切都合理起來了。這部電影跟奧斯特倫德的電影，以及近幾年很多的獲獎作品一樣，都很聰明，布滿巧思。但這種聰明和愚笨其實相伴相生，是一回事。他們都是文本型的作者，但是拍得真的不好看。
整部電影最有電影感的地方就是開頭那一段，對打呈現出暧昧感，然後隆隆的fifty cents音樂砸下來。
而此外的大多時候，鏡頭調度比較平庸。影片框架可能受黑澤明或許阿巴斯影響，但是又不能把控住影像。運鏡有一些搖晃和縮放，仿佛想帶一些紀實感，可又跟另一部分幹淨工整的畫面不相稱。以及，冗長的審判占了這部電影大頭，這部分完全可以縮進一小時，不會有什麼太大影響，忍不住想這算不算是對戛納式電影調性的妥協。總之，内在節奏并不自洽，審判也就最終呈現為一種“毫無結果”的莊嚴。
導演并不是靠直覺跟感受向一個模糊的事物前進，她腦子裡一直在設計這個電影，卻沒藝術家的氣質。影片種種設計效果還不錯，但仍然蓋不住說教感。片子裡，夫婦的角色和關系都成功立起來了。但是兒子像工具兒子——沒能占住其本該有的不可替代的位置，狗像工具狗——情節推動的工具和符号，檢察官像工具檢察官——用來給女主博好感。（或許導演像在自己創作談裡講的這樣，她生怕觀衆不能愛上女主。）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影像是很有生命力的東西，靠人腦海中的文本去拟合影像的生命，一定會有語義的裂隙，也就是怪異的地方。
不妨拿幾部片子來比對一下。戴錦華說“本片證明了現實主義是可能的”，就挑現實主義的片子吧。想一下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或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它們和《墜亡刨析》之間有什麼不一樣？
假使就照巴贊的現實主義說法，那麼這片恰恰是現實主義最低的一級。巴贊講要讓“完全讓觀衆恢複信心，讓他們自己去觀察，去選擇，去尊重意義”。可本片中，不管多麼幽微，我們還是看見作者使勁把各種時代議題往裡頭加：性少數，家庭關系，時代群像。這些東西都不是留給觀衆自己觀察和選擇的的，而是創作者跟觀衆你知我知的：“哦，你想講這個啊。”
假如說你突然腦子停轉，停止接收作者想跟你講的道理，就會感覺這部電影一下子空很多，幾乎隻剩下一個兇案的麥格芬——但是基氏和羅西裡尼的電影可決不會因為你不深究裡面的含義就空下來。
換句話說，這部電影是創作者思維表達的中介，而并不是創作者的表達自身，是一種文化産品而不是文化本身。這部影片的言說不精彩麼？太精彩了！光看豆瓣長評都讓我覺得精彩。可如果豆瓣長評會讓我覺得它對影片的解讀很到位的話，這難道不恰恰證明電影的維度不夠嗎。
其實，本片相關的種種事件其實和本片一起揭示了時代的症候，我們那麼在意表達與立場，把洞察力和立場奉為圭臬，在文以載道的路線上一路狂奔，卻把後面跟着詩以緣情忘得很幹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