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于《電影手冊》第28期，1953年11月
('The Mask', Cahiers du Cinema 28, November 1953)
電影，往往是一門回避困難的藝術。某位導演企圖打破規則就已經十分罕見，足以立刻引起注意。雖然還有其他例外。
首先，我要反駁批評家對馬克斯·奧菲爾斯每部作品的毫不掩飾的輕蔑。恰恰相反，《伯爵夫人的耳環》是部困難的作品，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如此：它的所有寫作旨在迷惑觀衆。以支線情節、虛假線索、重複與延宕，将觀衆從本質引開；風景畫般的表象試圖掩蓋内在的哀傷，隻是沒有一直成功。
人類文明的特征之一，是“面孔”的特殊重要性。然而，這點還不足以解釋，當注視着達尼埃爾·達裡約面孔在銀幕上逐步變形時，觀衆所産生的情感。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變化有可能轉變整個宇宙的形象，那麼光憑面部的變化也無法喚起如此反應——我們常批評奧菲爾斯那些流動而繁複的鏡頭運轉，其實正是圍繞着面孔的蛻變而編織出來的整套視覺網。
那條貫穿所有引人入勝之作的抽象曲線——在《危險邊緣》或《日出》中，引領主角由城市走向孤獨；讓褒曼踏上火山斜坡，讓莉蓮·吉許在冰面上漂流；促使《奪魂索》中的年輕刺客走向失敗，使《大河》中的年輕戀人學會接受——在《伯爵夫人的耳環》中，我們也能認出那條抽象曲線的痕迹。它的形态雖不可言說，卻像是某種最初使命的印記。
所有偉大的電影都是精神旅程的叙述；如果從小說到銀幕，維爾莫蘭筆下的人物通過愛情來消解自戀，以激情的要求取代對社會規範的尊崇——後者仍體現在他們的舉止之中，保持着某種道德優雅——這正是為了使女主角踏出那一步：那一步既令人恐懼又充滿決心，使她從年輕妻子的輕浮走向瀕死者的清醒。面對死亡時，伯爵夫人本是驚訝、甚至難以置信；最終，是偶然與丈夫的盲目，使她重新得到了那副她渴望到足以失去一切——甚至是生命與愛情——的耳環。請看，是道德上的必然促使她選擇了自己的命運，正如将軍與大使也清醒地接受了他們早已無力承受的結局。
我理解，如果這部改編作品出自某位職業編劇之手，人們會提出批評。但對我來說，本片的非凡之處恰恰在于它是導演的改編，且隻有通過這部電影本身，它才具有意義：《歡愉》教會我們，在忠實的外表之下，奧菲爾斯是如何讓人物經曆微妙而深刻的變化的。而在這裡，導演不再為莫泊桑的動物性角色注入靈魂，而是要将由“誤入歧途”構成其存在的文學幽靈，賦予血肉之身，讓他們面對上帝與罪。他們行為的準則不再是世俗禮節的教條，而是來自社會與宗教的凝視。
劇情可以簡化為一系列“特權時刻”，每一刻都被當作完整的音樂主題展開和并置，猶如協奏組曲中的獨立樂章；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明顯的傾向：角色想要接近彼此變得越來越困難，導演用各種障礙幹擾他們本就徒勞的追尋。同時，他也偏愛“複雜布景”——這些布景不僅沒有阻礙人物動作，反而通過它們自身設下的陷阱，引發并拓展了人物的行為。評論界早就注意到這些特點，并将其總結為“奧菲爾斯風格”的部分常數。但如此繁複，僅僅是為了回避過于簡單嗎？是否，這些旋回曲線不過是旋繞于一條明晰的線索，其邊緣偶爾在驚人的閃光中破裂？是否，那些精準的筆觸，正是為了捕捉某張凍結面容上驟然的啟示？我們不如承認：我們對“場面調度的縱深”有着許多根深蒂固的成見。實際上，技術上的難度才是最可靠的保障。正因為有難度，才會有風險——即失敗或奇迹的可能。而這種不确定性，恰恰是最隐秘情感在銀幕上的危險映照。
如此持續地抗拒情緒，以技術之峻烈包圍情緒，絕非出自“二流導演”之手。溫柔讓位給道德家般的冷酷清醒，這種幹澀的質地，在我看來，比自憐地展示他人苦難（這種展示最容易赢得同情）更能體現心靈的豐厚。我說的是“殘酷”，真實到創作者不得不刻意去稀釋的“殘酷”。通過伴侶們的進出穿梭來調節它的強度，才使人能夠承受（想想“伯爵夫人”臨終時令人無法忍視的光輝）。如果有人仍說奧菲爾斯的作品輕浮，那讓他說去吧。但我更願稱其為冷酷分析者的創作，那些虛僞的優雅并不意在掩蓋其沉重。不：這不是二流小導演的作品。這種對施尼茨勒或莫泊桑作品中最嚴厲殘酷場面的迷戀，這種對“引誘者”角色的持續追蹤（更進一步說，是對引誘本身的探究——一個靈魂被另一意志捕獲的過程），這種對最初純潔的懷舊——既已失落，又在悔恨中得以保存的純潔——其女主角最終在無可挽回之境中交付自我。觀衆在《輪舞》結尾感到的不适，可能隻是本能的抗拒——不願跟随作者走進他那私人情感地獄的最後幾個圓圈。維也納，抽象宇宙的首都，隻不過是一座注定毀滅的城市，在末日的輝光下，圓舞曲與水晶燈仍在旋轉。
附言：很遺憾，我們必須指出：編劇馬塞爾·阿沙爾的對白過于輕率，在片中顯得多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