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十分鐘，影片就作出自述：人和機器，對鏡頭來說又有什麼區别。失焦狀态下，它們都一樣，但它們發出的噪音讓人安心。就這樣，影片獲得了自主性；這種電影主體論也可以被稱為全新的電影倫理。它專注于機械的mechanism，專注于一根香煙如何被制造、又如何最終送到三島由紀夫的手中；它專注于染料的物理轉印，那種創造出超越現實視覺的上色工藝；它專注于膠片本身，也就是電影本身。
倘若2025年的觀衆們能夠接受這一論證，那麼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承認，觀衆也正在目睹人性的泯滅，通過數碼的方式。誠如路易·盧米埃爾所說，電影記錄現實，是化學的延伸。想想安東尼奧尼鏡頭下的大自然：一切都是暧昧而妩媚的形狀——這種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化學反應。而在這種美妙關系的對面，是我看到的色彩失調的CC修複版DCP。色彩的錯亂即情感的錯亂；工業文明對人性的扭曲人性，通過不成熟的修複技術再次顯現，于六十年後，以數碼的方式與影片産生了互文。于是我們發現，膠片不可逆，它是可燃物；易燃物本身就帶有無法避免的風險和樂趣。正因如此，我們才會去期待它，才會睜開眼睛去看，才會愛電影院如愛教堂。
...這是一部必須在影院看，且必須看膠片的電影。理由很簡單，它是一部關于膠片的電影。六十年前的觀衆們根本意識不到，也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可六十年後卻顯得多麼急迫。
作為安東尼奧尼的第一部彩色片，它在一開始就告訴我們：不要習慣顔色。維蒂說：“我害怕道路、工廠、色彩、人。”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畏懼Technicolor，畏懼工藝，畏懼物、畏懼人、畏懼政治，直至膠片和電影本身。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說我們愛生活，愛現實；至少在異化不可避免地降臨之前，我們可以說：我們曾經愛過。這就是安東尼奧尼的現實主義——相比迪士尼，希區柯克，以及鮑威爾和普雷斯伯格，隻有六十年代尚未完成電影工業化的意大利才能給出如此熱烈的Technicolor辯證。
《紅色沙漠》距今六十年，安東尼奧尼也已經辭世将近二十年。現在的我們，大多隻能借由DCP去膜拜他的影像。而畫面中偶爾閃現的刮痕，則悄然提醒着：我們應當去愛電影，更應當與數碼保持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