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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是关于《阿甘正传》的意识形态批评：从意识形态浮桥到集体记忆重构。
我们将从政治生态与电影文本、媒介传播与集体记忆、原著改编、意识形态批评、技术主义角度对这部电影进行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批评。
【影视批评】01 阿甘正传（1994）意识形态批评：从意识形态浮桥到集
一
政治与电影内外观照：
从新左派到右派保守主义回潮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研究和撰写历史总是从现实出发，为当前目的而服务。电影文本中所述历史，通过媒介遮蔽了政治目的，且深刻打上了时代思想的烙印。
《阿甘正传》几乎涉及美国从战后到 90年代的所有重大事件, 囊括了黑人民权运动 、中美建交、越南战争、登月计划等世界焦点。其历经艾森豪威尔 、肯尼迪 、约翰逊 、尼克松、福特 、卡特 、里根等多位总统，对美国历史进行穿针引线似的回顾，并介由阿甘的媒介“在场”加以塑造和重构。
诞生于90年代的《阿甘正传》，融入了当时美国典型的历史意识——右派保守主义回潮，即崇尚 “爱 、纯真和持之以恒”，珍视家庭，重视朋友，相信上帝。
追溯其价值源起，当满载清教徒的“五月花号”登上美洲大陆，信仰者基于清教主义建立美利坚文明，后来成为美国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源头与核心。正如托克维尔描述：“新英格兰的文明，就像高地燃起的大火，用它的光辉照亮了遥远的天边。”
...因而曾有人这样解读，那个双脚残疾，为了摆脱欺辱的阿甘，不顾一切的狂奔，正像饱受英国殖民剥削的清教徒，独立战争奋起反击，既而西进开拓，不断前进。
而到了战后的美国，年轻人经历了战争的创伤，对生活失去信仰，开始对集体、宗教和传统的价值进行全方位的破坏。
1960年2月1日，北卡罗来纳学院的四名黑人学生的午餐静坐示威，被视为“新左派”运动的起点。“新左派”运动和“反主流文化”成为美国60年代的主要政治和文化特征。
人们常说那是一个全球普遍解放、能量释放的阶段，充斥着“暴力”、“性 ”与“毒品 ”的时代, 公众意识淡漠，个人放纵不羁，极端自由主义抬头。
被称为“嬉皮士”或“鲜花之子”的年轻人，大多来自美国中产，他们长发束带、穿着喇叭裤或粗布蜡染衬衫，共享财产和伴侣，在泥浆里的湿睡袋中性爱，吸食大麻，在暴雨中随着摇滚乐疯狂摇摆，如同呼吸空气一般 。
“Make love，no war”——他们正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寻求人类的爱与和平，抗议和讽刺着政府的战争政策和远在越南的泥沼里作战的同龄人。
作为“婴儿潮”成长起来的“垮掉的一代 ”，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在经历和见证了动荡不安的 60年代和自我张扬的 70年代后, 对故事场景的甄选中凸显了较强的保守意识。
在亨廷顿“文化战争”的背景下，作为保守主义电影代表的《阿甘正传》也成为左右两派争相解读的政治阵地，并为当年的美国共和党大选助力。
1994年，适逢著名的“金里奇革命”，当年共和党议员金里奇上台的重要原因便是南方白人保守派把票投给了共和党。大批保守党议员加入了共和党，许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也改换门庭，投入共和党门下。
因此，许多人把这部电影视为一项重大的媒体仪式，旨在宣扬一种对历史的特定政治的诠释模式。
二
作为文化记忆媒介：
从媒介传播到集体记忆重构
电影作为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媒介形式，在大众传播中深刻影响着民众集体记忆的重建。
20 世纪 90 年代，教育心理学家萨姆·温伯格进行了一项关于高中学生历史意识的纵向研究，他发现，“在塑造青少年对于越战时代的历史认知方面，《阿甘正传》所发挥的作用比父母、老师、教科书及其他媒介都要大”。
每所学校的被调查者都提到了《阿甘正传》，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
“在关于越战的调查中，60%的受访者都提到了《阿甘正传》”，“没有任何其他文本能够接近这一数据”。
《阿甘正传》作为代际媒介，让年轻人透过阿甘的“亲历和在场”深刻的影响甚至重构着记忆。
视觉历史学家格哈德·保罗，曾将这种具体设计分成各种不同维度和形式的媒介图标。
从肯尼迪被刺的“事件图标”，到“苹果商标”的商业图标，再到“嬉皮士和越战退伍军人”的社会图标等，共同构成了代际记忆的视觉保存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的音乐也是一种“历史的路标”，导演将塑造这代人身份认同的标志性事件与时代音乐有机结合，让历史的情感在亲切熟悉的听感中被重新唤醒。
诚然，在后现代语境中，电影中多次使用的图标化视觉处理也可被视为一种讽刺性元素，反映了大众传媒中的形象如何具体塑造了个人认知。
片中对组织和人物的刻画不只是负面的刻板形象，更多的是一种荒谬的讽刺性表演，以此激发观众反思和理解这种刻画本身的不充分和碎片化。
从这种角度看，历史真实性及其表现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阿甘正传》本身是一面后现代意识的镜子，它反映了媒介传播时代历史和记忆如何得到表征。
艾利森·兰茨贝格创造了“异体记忆”这一概念来描述：某人从未目睹过的历史事件如何成为其记忆的一部分。
电影学家罗伯特·伯戈因指出，《阿甘正传》正承担了美国年轻人“异体记忆”的功能，“在这里被设计成一种联系网络，从而将剧中人物捆绑在国家的叙事中”。
在美国种族主义、政治谋杀和战争的背景下，这部电影没有严肃反思历史事件的进程和因果，反而建构了“一种远离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创伤之外的国家形象”。
三
从文学到电影的颠覆：
人物角色的颠覆置换
《阿甘正传》由温斯顿·格卢姆 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原著实际上是一部与电影迥然不同的带有喜剧和荒诞意味的讽刺小说。
作者通过一种“霍尔顿”式痴傻癫狂的心理独白，透过阿甘不平凡的一生，看到现实的险恶复杂和庸俗市侩，从而呼唤人性真诚的可贵。
格卢姆小说的开头是：“我要告诉你们：当白痴的滋味可不像巧克力”，但却被编剧艾瑞克·罗斯改成了著名的巧克力格言和阿甘哲学。
在小说里，阿甘是一个满嘴脏话，性欲旺盛的弱智，他曾立下战功，组建乐队，加入性狂欢并染上毒瘾，在反战集会上将国会勋章抛下讲台而因此入狱，继而成为职业拳击手，后来跟猴子一同作为试验品被送往太空。
...小说里的詹妮的确是一个实践性解放的女人，也是一名活跃的反战和反文化人士，但在电影改编中，独立自主且温柔善良的姑娘成为堕落的代名词，阿甘则成为了完美的化身。
从小说到电影的人物设置上几乎呼唤阿甘和詹妮的角色身份，阿甘善良纯洁，歌颂主流价值，詹妮扭曲叛逆，最终以艾滋回归家庭告终。
影片中阿甘看到《花花公子》上詹妮的照片时，影片插曲唱到“我的宝贝在参加女权运动”，将女权运动和色情杂志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对女权运动的玷污。
小说的结局詹妮带着孩子嫁作他人妇，而电影最后接纳詹妮的还是阿甘，似乎妇女解放运动只能带来堕落和毁灭，只有代表美国传统价值的男人，才能拯救她，给她一份归宿和温暖的家。
詹妮这个离家出走、反叛主流的迷途羔羊所呈现的失败之路，与阿甘虽为弱智，却实现了“美国梦”式的成功之路两相参照，悄然宣告了主流社会与文化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胜利。
此外，小说中丹中尉信奉着自己的自然法则，将所有一切都看作是计划中的一部分，认为我们充其量只能想想自己要如何配合这个计划，努力坚守岗位。
...但在电影里，其被塑造成典型的铁血、忠诚、勇敢的爱国军人形象，减弱了人们对政府对越政策的怀疑，重建爱国主义，弱化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消极情绪。
在对于越战的战场描写上，小说作者详细描述战争的残酷情形，而在电影中除了漫天飞落的炸弹，没有任何可见的敌人，更不必说血腥、野蛮的杀戮。为美国军队所侵略的遥远的亚洲国土，在电影中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舞台。
...四
意识形态批评：
“讲述神话的年代”
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观的表现系统，表现为被多数人认可、分享的常识系统。
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并且在我们难以察觉的地方不断的重复运作。当其有效运行时是不可见的，一旦被辨识，则宣告意识形态的无效和终结。
结构主义马克思学者路易·阿尔都塞曾在《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指出：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工会、文化和大众传媒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功能是向个体灌输主流意识形态，使个体接受现存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
意识形态不是撒谎行为，却借助大量的“真实表述”，达到了谎言效果，其通过提供一幅关于社会的想象性途径，让成功者和边缘化的人被依次安置。
意识形态批评的关键，就要在看见的东西背后寻找看不见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被彻底掩盖遮蔽之地———即藏在文本历史中的“结构性空白”。
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迄今为止种族的鸿沟仍然难以消弭，歧视隐匿于各种潜规则场景。
阿甘名字取自美国著名内战英雄弥敦·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将军，这位将军建立了种族主义聚集的“三 K 党”。
以此为历史开端，电影将阿甘塑造成民族的救赎者，试图表明，美国尽管有种族主义的历史根源，但却能超越历史的丑陋。
...阿甘作为一个“傻子”，一个文化斗争中“表述的中继站”，对美国社会的裂隙起到了很好的缝合作用，也使种族问题得到想象性解决。
参军的客车上，只有黑人布巴把位子给了阿甘，到达越南后，两个人更是形影不离，丹中尉的一句调侃“你们是双胞胎么？”一种对不可能的种族和解的重要表述，成为修复或纂改越战历史及美国人创伤记忆的屏障。
在对种族的美化和粉饰的另一边，同期发生的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被巧妙地抹去，形成电影文本的“结构性空白”。
珍妮和阿甘重逢的华盛顿纪念碑水池，正是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潮“像华盛顿进军”事件，马丁·路德金面对20万民权人士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
但诸如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等黑人领袖在这一主观重写中被悉数摘除，只在黑豹党房间惊鸿一现，伴随黑人自治组织给白人妇女带来的危险，黑人民运的意义被改写为一种威胁。
...而对于布巴的死，阿甘拿出巨额钞票，母亲被惊呆晕厥，唯独对战死只字未提，喜剧性的晕厥弱化了战争的残酷，逃避了追问。
当布巴妈妈翻身做主，雇佣白人当保姆，统归于美国梦的完整表述：种族歧视并不存在，奋斗即可带来成功。
白人父系的权威和亲情再度被强化，美国梦式的个人主义奋斗被反复吟诵。
...在对另一个美国重大伤痕越南战争的表述中，爱国将领丹中尉，在阿甘的帮助下实现了自我和解，开始去听礼拜，还找了亚裔（越南）妻子。但事实上，越战无法和解，美国也并非是无辜正义的一方，种族歧视依然存在。
真实的历史就像阿甘站在越战表彰台上的那只话筒，在顷刻间“失语”。
观众不会要求一个弱智记住所有的历史，这种选择性记忆就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修复，为美国社会带来重建道德的拯救性力量。
五
对历史重构的有力支撑：
技术性的包装处理
这种对历史的重构是经由什么得到有力支撑的呢？答案是技术性的包装处理。
在90年代电脑融合特效发展初期，观众对于技术并未有如今这般敏感，而是陷入到一种沉浸式的麻木。
...阿甘与美国总统肯尼迪握手的画面，其原始影像是肯尼迪接见妇女，特效人员用阿甘替换掉了与总统握手的妇女。
汤姆·汉克斯要在蓝幕前按照妇女被接见的动作节奏表演与肯尼迪握手的动作，站位都要精确测算和标记，最后将阿甘和总统的原始录像合成，虚化渲染，以假乱真。
...约翰列侬与阿甘同台出席节目画面，取材于1971年约翰•列侬和他妻子小野洋子一起接受采访的视频，电影改变了列侬说话的嘴型，还请当年主持人化装成年轻时的样子，再把列侬嵌入到阿甘接受主持人采访的画面。
...丹中尉被炸断双腿，造型逼真，其实并不是真的失去双腿。其实是事先穿上蓝幕，锯开病床，最后填补空洞阴影合成。
...开头和结尾点题的羽毛，也同样并非实拍。飘飞的羽毛下面有鼓风设备，事先在棚内拍摄，而后合成。
影片运用了大量数字技术，将阿甘加入到真实事件的记录片画面，这种篡改历史的技术性处理，让观众完全失去了辨别真实与嫁接的能力，将阿甘有机缝合到了历史记忆之中。
正如电影本体带来的具体的时空性和无处不在的媒介暴露，即便识破了影片对美国历史的篡改，但其依然借助媒介形式强化了表述。
结
对历史重构的有力支撑：
技术性的包装处理
乐观来看，这部电影意味着“具有种族主义历史根源的美国，其自身能够超越历史上丑陋的一面”；但悲观地讲，正如马丁·路德·金的消失，他的政治遗产似乎也不再在当今美国社会延续。
《阿甘正传》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其作用之所以如此强大，是源于其超负荷的知名度。这种知名度赋予它一种可以为人所诠释的能力，而提供了多种线索，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如此之多的不同解读。
福柯有句名言：“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故事讲述者身处的社会现实影响着历史上的故事将如何被讲述，对一部历史题材影片的任何解读都是一种历史意识的展现。
《阿甘正传》当年击败《肖申克的救赎》摘得奥斯卡，未必是质量上的超越，和奥斯卡学院奖当年浓烈的右派氛围紧密相关。
一部电影，一次商业传奇，正是在借助技术和媒介表述的过程中，对集体记忆实现删改与重构，完成了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成功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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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海无涯，坐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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