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柿子在電影中經曆了樹-畫-想念的三種形态轉變，在亂世時是凋零的殘酷對比，在逃難時是未竟的理想，而在定居他鄉是成了鄉愁的符号，但其意象一直代表着團圓，與外婆這一角色互相襯托，反映了不同年齡段的家庭成員逃亡到台灣後，不一樣的反應。
電影是紀念性的，既是紀念不能回去的那些人，也是紀念第一代“外省人”的紮根與付出。王童的電影不同于侯孝賢般的史詩感，也不像是楊德昌要表達的那種深邃寓意，而是有着濃厚的“家庭感”，即使在近現代世事變遷，也有着非常多的家庭故事、兒女情長要描述，給人以一種堅韌的溫情。
敗軍之将的父親經曆着反攻大勢已去，也經曆過下野謀生，隐喻了曾經的上位者的失意；手下漂泊他鄉也許形單影隻，也許互相心生情愫，代表了對新生活的希望；從首飾到房子到字畫，變賣值錢事物沒有對錯，更看重做成事情的“真假”；成群的孩子逐步融入當地的生活，卻又在局勢變遷中感受暗流湧動；每個人都若即若離地圍繞着外婆，對于父輩來說，既是為了孝順，也是為了順意，那麼他們的心裡也想着“回去”；對于晚輩來說，回去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但是對外婆的依賴不減反增，那種故而外婆既是親情的直接體現，甚至到了寵溺的地步，卻也是在另一個方面當做後代紀念過去、紀念那個幼小便離開的故鄉的的縮影。

王童的電影有着更加豐富的戲劇性，也通過重大曆史事件的影響來推進劇情，許多地方有着解嚴後回望過去的“黑色幽默”，有着大概率知道結局的嚴肅與沉思空間。他将一個軍屬家庭的移居故事講得幾乎“滿地雞毛”，而又不失對曆史變遷的反思。這種反思是生活性的，因為時代發展改變着統治階級的實力對比，也深刻影響着一個個家庭的起落沉浮，從而在一個急劇變化的年代裡，把“生”“死”“離”“合”濃縮在168分鐘的故事裡，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