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片名和梗概，容易把這電影想象成又一段極端競争下人性扭曲的獵奇，聚焦在血腥事件本身。但它沒有迎合這種俗氣的預期，而是将核心落在張子楓飾演的江甯身上，以一種近乎生活流的精準，刻畫了一個女孩在巨大壓力下的掙紮、偏執，以及最終那點倔強的自我覺醒。
張子楓的表演，是這部電影能立住的根基。她飾演的江甯，幾乎沒有戲劇化的大吼大叫或者崩潰哭泣，更多時候是安靜和收斂的，但每一個細微的表情、動作，甚至呼吸的節奏，都在傳遞信息。
你會記得她手指劃過冰刀時那種近乎神經質的專注，仿佛那鋒刃是她唯一能抓住的東西；記得她受傷後，眼神放空地摳掉臉上亮片的小動作，她不是感覺不到疼，而是一種内心麻木的自我懲罰；記得她跟母親要考斯滕時，話到嘴邊欲言又止的樣子，她想要的不是一件衣服，是母親能真正看見她内心燃燒的困惑和渴望。
這些細節太可信了，就像我們身邊某個過于要強又不太會表達的朋友，張子楓處理得不着痕迹，讓你感受到江甯内心的暗湧。她演出了那種被“赢”的念頭死死纏住的窒息感，也演出了在母親嚴苛目光下，小心翼翼的讨好和深藏的委屈。
當她對鐘靈的欣賞逐漸被不甘和嫉妒蠶食，最後走向失控邊緣時，她的眼神變化是層層遞進的，從最初的好奇，到隐隐的較量，再到被刺痛後的陰郁，最後是殺意閃現時的冰冷，整個過程異常自然，沒有突兀的跳躍，讓你相信這個女孩就是這樣一步步被自己内心的執念和外部的高壓逼到角落。
江甯這個角色帶着一種不服輸的狠勁，面對運動生涯的瓶頸、面對母親可能“移情”鐘靈的恐慌、面對可能失去一切的恐懼，她選擇的不是認命或哭訴，而是一種近乎悲壯的自救。
哪怕方法錯了，哪怕走向極端，她内心深處那股“我絕不屈居人下”、“我偏要争到底”的勁是強烈的。她身上的那種高配得感，不是盲目自大，而是在長期被否定和被比較中，依然殘存的對自身價值的堅信，即使這堅信被扭曲成了對勝利的偏執。
這種角色的内核，與戲外張子楓為塑造江甯所付出的驚人努力是共振的。零花滑基礎，提前大半年泡在冰場，刻苦訓練，摔了無數次，雙腳磨爛、膝蓋淤青是常态。她是真的把自己摔進了江甯的世界裡，用身體的極限體驗去貼近角色的靈魂。
這種戲裡戲外高度一緻的強女思維——肯吃苦，有野心，敢追求，為自己的選擇負責——讓江甯這個角色更加立體。看着江甯在冰面上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你很難不聯想到張子楓在片場一次次摔倒又站定的畫面，這種重疊讓角色的堅韌更具說服力。
電影探讨的情緒壓力，對很多觀衆，尤其是成長在東亞環境下的年輕人來說，并不陌生。江甯背負的哪裡僅僅是一個花樣滑冰選手的勝負？她身上濃縮了太多我們熟悉的影子：來自家庭的沉重期望，那種“隻有成功才值得被愛”的潛在邏輯；優績主義社會對“赢”的病态推崇，仿佛人生隻有一條向上的窄梯；以及在親密關系裡，尤其是母女之間，那種以愛為名的捆綁和窒息。
馬伊琍飾演的母親王霜，将自身未竟的夢想全盤壓在女兒肩上，用嚴苛到近乎冷酷的訓練方式來“激勵”她，這種“為你好”背後的控制與傷害，被刻畫得相當刺目。
江甯的掙紮，某種程度上是無數在高壓下試圖尋找自我縫隙的年輕人的縮影。她與母親的關系，充滿了依賴、怨恨、渴望被認可又極度抗拒被控制的複雜撕扯，這種扭曲的共生狀态，是很多家庭關系的極端寫照。
而更值得肯定的是，電影并不簡單地批判誰對誰錯，隻是冷靜呈現了這種關系如何将人推向邊緣。電影最後，重要的不是江甯是否與母親達成傳統意義上的和解，而是她終于直面了自己内心的聲音：那份想赢的欲望，其實源于她自己，而不僅僅是母親的逼迫。
她開始嘗試與這份欲望和平共處，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這是一種更深刻的自我救贖，是“我與我周旋久，甯作我”般的覺醒。這種對自我選擇的自洽，跳出了“受害者”或“反抗者”的簡單對立，指向了更積極的方向。
張子楓用她細膩到驚人的表演，将江甯這個充滿矛盾的角色重重拿起，又輕輕放下。她不僅在演繹一個角色，更通過自身與角色的深度共鳴，完成了一次關于野心、痛苦與勇氣的坦誠對話，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演員如何為角色注入靈魂。
江甯破碎又重建的過程，照見了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面臨的困境與微光。關于如何“做自己”的思考，會在電影結束後，久久留在你心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