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假設一個“更高”維度的文明如果存在，他們将以地球科學家的姿态和視角介入電影中一個“更低”維度的文明世界，即人類世界。觀衆在其中的被拒絕和強烈的間離感，與那僞紀錄片式的移動長鏡頭所創設出的真實感，形成一股特殊的張力。這股張力在這樣的假設裡失去了它的主體性，因為它似乎屬于一種更“高級”的意識形态，無法被觀衆把握。

但如果我們認真對待那些前中世紀曆史印記的蛛絲馬迹，假如這并不是另外一個星球，而是一種對地球上的“文藝複興”曆史的重新解讀，那麼電影中的“地球科學家”們的曆程和變化，便是可讀的一種對于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曆史的批判性注解。雜亂無序，反審美的世界影像，便成為了殖民者來到“新世界”時的具象化感受。所謂的“上帝難為”，亦是人之常情。自诩上帝的主人公，帶着傳教士般願景的浪漫主義精神，喃喃自語着“魚喜歡牛奶” ，顯得更加荒謬可笑。當他終于不堪重負地訴諸殺戮，企圖排解自身無法和解的矛盾和信仰危機時，宗教戰争與“文藝複興”的曆史便上演了。電影中的宗教成為了一種合理化曆史和罪孽的語言，本身帶着崇高的理想卻在現實中落敗。電影中的“上帝”累了，不僅是因為它意識到了人類的“無法拯救”，更因為他無法承擔他原本自以為能承受的犧牲而自我崩塌了。

這電影給了我們一種極端的沉浸式體驗，另一種叙述的可能性，讓我們看到被傳統的曆史叙述冠為“文藝複興”的另一面，這個“上帝”自我崩塌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