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可憐的東西》是僞女性主義？

廖偉棠

《可憐的東西》是否一部好電影見仁見智，但它的确成為一部話題作品，愛者超愛，厭者恒厭，但因為它怪誕的藝術形式——混合了超現實主義、蒸氣龐克、新裝飾主義的美術設定，輔以魚眼鏡頭與俗豔藝術配色、舞台劇式表演，成就了一個僅僅從形式上就很耐人尋味、令人目不暇給的藝術品，因此轉移了我們“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清醒。

同樣是形式主義精品，它比魏斯·安德森少了一點強迫症，比寺山修司多了一點政治正确。前者令我放松，後者令我尴尬。在放松與尴尬之間張弛有度的，無疑是艾瑪史東的精彩演出，我對她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沒有異議，因為她維持著的全程亢奮狀态，既符合“幼兒腦少婦身”這設定的瘋狂，又符合電影的“馬戲團奇觀”所需的節奏和迷醉感。

但撇開演技不說，恰恰是這兩個設定令人對電影本身起疑。“幼兒腦少婦身”帶來的是一種免責聲明，即貝拉可以用最無邪的方式去破解社會（電影時代看來是十九世紀末，但加入了大量蒸氣龐克的架空幻想）強加在女體身上的“邪惡”而不會遇到阻力。也就是說幼兒的性愉悅本能、享樂本能是天經地義的，貝拉身邊的男人也因為知道她的思維是幼兒所以才放縱她身體，沒有像維多利亞時代那樣施予諸多“文明”禁锢。

不過那個世界始終是男人操控的，這些放棄禁锢貝拉的男人，實際上還利用這種“解放”來從她的肉體上占便宜。那個鼓勵她以身體賺錢的妓院老鸨也是這種思維，貝拉是顆搖錢樹，因為她肉體美麗且有需求。而且因為她的無邪腦，老鸨與嫖客都不會有什麼道德包袱——玩弄幼兒是嚴重禁忌，但玩弄“幼兒腦少婦身”的自願妓女則滿足了這些男人的精神處女情結——假如你戳穿這一點，他們會自辯我不過是協助貝拉的性探索性自主而已。

也許可以說，《可憐的東西》是《芭比》的另一面。《芭比》之難得是它以最物化女性的芭比玩具世界為基礎進行自我反諷、展現該世界的荒謬；《可憐的東西》表面上大刀闊斧為女性張目、滿足一切解放的渴求，拍得淋漓盡緻，我看完的第一感受就是：這是一部女性主義爽片——但正是“爽”字暴露了它的膚淺，《可憐的東西》美化了這個世界、簡化了女性革命的難度，它騙你說隻要主義真，便可一往無前，什麼老白男科學家、有色人種知識分子、老油條情人、權貴前夫，都能被貝拉一聲嬌嗔拿下。

貝拉是另一種芭比，以極有魅力的形式掩蓋了女性在現實中遭遇的種種不堪。

性工作者的兩難處境，也被一筆帶過，巴黎妓院被粉飾成性平等教育平台，似乎以貝拉天真的教導就可以令那些花錢洩欲的男人覺悟、忏悔。呼喊著生産資料自主權、拉著貝拉去參加馬克思主義學習班的無産階級非裔雛妓，最終跟随貝拉回倫敦享受遺産過上中産小花園裡的女寵生活，貝拉在最後一個鏡頭裡除了生理性别，看起來就是另一個我們厭惡的男權領主的化身。

太簡單了，把前夫的腦換成羊腦，夫權僅僅得到了嘲弄而已。就像貝拉第一次看到貧窮（那一幕的拍法沒有超出悉達多王子的貧窮想像）而痛哭，以為隻要把情人的錢都拿去“扶貧”就解決了問題，其實那隻不過是發達社會慣見的贖罪券思維，太簡單了，跟僞善隻有一步之遙。

這種簡單在我前述的“馬戲團奇觀”式影片美學中得到了濾鏡粉飾，《可憐的東西》的審美細節越是繁複驚豔，越是令你目不暇給一爽到底，爽完自問：我到底看了什麼，這和一部超級英雄片有什麼分别？邪不勝正沒問題，但你得讓人反思正邪如何産生如何變異、不正确的世界何以竟成為了我們習以為常的世界。

真正的女性主義是任重道遠的，女性面對世界的種種質疑依然是殘酷的，《墜落的剖析》費盡力氣證明這一點。與之相比，架空世界的《可憐的東西》太自欺欺人，無疑貝拉替我們出了一口氣，但你是否可以提示觀衆設想一下，假如貝拉的肉體不是艾瑪史東的級别，她的自由度有多大？事實是，即使是艾瑪史東的級别，這肉體的原持有人（貝拉的媽媽）所經曆的摧殘，有誰能想像？

《可憐的東西》的僞女性主義也許能成就一部“邪典”，但隻要我們參與“邪典”的狂歡，我們也是剝削者之一，不要忘記四年前我們觀看陳果《三夫》之後那種參與共犯的羞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