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版的《飞行家》是对小说的一次全面重写。

主题被收束在“救赎”之内。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希望通过跳伞实验，证明自己没有错，结果伞毁人亡。儿子李明奇继承父亲遗志，心向天空，私造飞行器，致使妻弟高旭光失去三根手指的同时，也使得其考大学的梦想破灭。来自父辈的影响，特殊年代的创伤，最终变成子一代的“罪”。其后，李明奇开舞厅、替工友（也是替高旭光）还债、赌上性命救高旭光的儿子，都是“赎罪”的过程。

小说是“由文字、故事、涵义三层次构成的复合体。各种不同的改编方式，体现了对不同层次的侧重”（《电影改编理论问题》，1988）。由于媒介的差异，电影改编往往是对故事和意念的迁移，将小说叙述转变为视听演示。如果熟悉原著的故事，可以发现《飞行家》的电影改编无异于另起炉灶。

小说《飞行家》采用第三人称（奇数节）和第一人称（偶数节）交替叙事，故事主角是李明奇，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则是李明奇妻弟高旭光的儿子高小峰。主要人物有李明奇和父亲李正道、儿子李刚、岳父高立宽。

小说中，李正道是高立宽的徒弟，两人是印刷厂的同事，和降落伞没什么关系。高立宽是三六年的老党员，一只眼睛在日本人的监狱里被打瞎了。高立宽脾气差，爱喝酒，喝醉了爱动手，这样的性格受不了拘束，所以，徒弟李正道自告奋勇替师父去了干部培训班，自此之后人生有了重大转变。

小说从红旗广场写起，在《平原上的摩西》和《飞行家》中，红旗广场都是一个重要的意象。这座始建于1913年，位于沈阳市中心的广场，名字变过好几轮。1969年，广场中央竖立了领袖塑像，特殊年代称“红旗广场”。某种意义上，这两篇小说的根系就在这个百年广场，指向广场上的雕像。

替师父去了培训班的李正道，人生有了重大转变，小说原文是：

“往后将近二十年，李正道再没穿过工作服，先是在高立宽的车间做副主任，主抓生产线改造，伺候几个俄国人，然后又做了全厂的工会主席，抓思想改造的工作，‘三反’‘五反’都是他领头，揪右派的时候他第一个写了材料，把厂里几个搞古版印刷的老师傅点了名，‘文革’前，他已经是副厂长，市里的毛选都是他主持印的，还去周边的地级市传授过先进经验。……不过这二十年过去，直到‘文革’来临，把李正道打下马，牛棚没蹲，厕所也没让他扫，只是抄了几次家，游了几次街，坐了几次喷气式飞机，剃了阴阳头，不再让他印毛选，工作呢，回到车间，换上工作服当工人……李正道自己爬上吊铺，把自己吊死之前，没有找他商量。一个人要死，是个大事，大事应该和人商量，李正道谁也没和谁说，在外面挨了一顿打，回家给九个孩子挨个洗了遍澡，就自己爬到吊铺把自己吊死了。”

李正道好生孩子，九个孩子当中老大是李明奇，李正道自杀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李明奇身上。李明奇和高雅风结婚后，没地方住，住在岳父高立宽家，等于半个上门女婿。高雅凤好说话，灵活，因为好说话得到了一张假病历，没有下乡，工龄比同龄人都长。高立宽去世前十年患上了脑溢血，卧床不起，李明奇悉心照料。李明奇和高雅风结婚，是出身不好的一家和出身好的另一家联姻，看中的首先是对方的条件。婚后两人常年吵架，而且动手。不但动手，还动刀子。主要原因是高雅风不给李明奇钱，深层原因是担心丈夫拿钱给他的八个弟妹。

小说中军工厂上班，造降落伞的只有李明奇。电影中大肆渲染的飞行器小说中不算重点，只提到过两次。第一次是李明奇喝高了，从屋里说起，最后爬上房顶。这场关于飞行器的演说酣畅淋漓，让高旭光觉得未来的姐夫不一般。另一次是李刚给表弟高小峰回忆，全家支持李明奇造过飞行器，但失败了。李明奇大半生过来，做过很多事。捣腾过煤，开过饭店，贩过烟，给蚁力神养过蚂蚁，卖过安利纽崔莱，但都不成功。

所以李明奇，首先是憋屈。向上憋屈，是因为他爹留下一个甩不掉的烂摊子给他和他妈（三弟李明敏天生小儿麻痹，没法成亲）。因为这个烂摊子，他跟高雅风结婚，始终低人一等，挺不直腰板，这是家庭不幸福的根源。李明奇长相英俊，好动脑子，知识丰富，看事情也长远，但就是不成功。

李明奇和高雅风的孩子叫李刚。李刚好打台球，干的都是走私电动车、讨债的营生，胳膊上文两条龙。李刚结婚不成，自杀未遂，得了抑郁症。儿子感情和事业也不成功。

所以从李正道到李明奇，再到李刚，是被命运打趴下的三代人。祖孙三代都好折腾，不折腾还或许能有个成功的念想，还没有沉没成本。折腾但不成功，就好像被命运之神按死在了砧板上。所以他们也都选择了自杀。李正道吊死在了家里，李明奇生意失败放煤气，自杀未遂。李刚情感失败，报复情敌也失败，划了脖子，却没死成。为什么说红旗广场重要、领袖像重要，因为从好钻研的李正道开始，三代人的命运实际上是被社会运动打趴下了，这是历史的创伤。

受困于当下的创作环境，鹏飞改编的《飞行家》避开了许多历史细节，延续了一抹小说原著中的“历史的创伤”。然而，当下中国电影，特别是院线电影，不能接受失败者存在。所以，电影一开始，独生子李明奇父母就已故去，婚后夫妻感情融洽，周围弥漫着善意，唯一的恶意来自遥远的北京（庄德增）。

电影中，北京是高旭光的梦想之地，即使没有考到北京读大学，他也只身前往北京做生意，但最终血本无归，债台高筑，还为引狼入室（这里的“室”是故乡和家庭的统一体，家即乡）。在传统“农村－城市”二元对立的地域表达之外，电影《飞行家》试图以传统的东北工业社会和改开后的现代商业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对立，通过驳斥后者而为前者立碑，为已经覆灭的计划经济招魂。

在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中，下岗的老人，身穿工作服，以厂为单位形成方阵，在红旗广场静坐。为什么会有此举？小说借一出租车司机之口道出：“不是，他们是不如意。他们觉得，如果……活着，……他敢？”电影《飞行家》要怀念的，和这些老人要怀念的，大抵相同。

电影《飞行家》为小说中的李明奇改善了原生家庭，改善了婚姻，不止于此，还增加了成功的剂量。李明奇跳伞成功，发明飞行器成功，开舞厅成功，和俄国人做生意成功，挑战高空飞行也成功。小说《飞行家》中，“飞行”二字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反抗，因为现实的重力、命运的无常太过巨大，因此才想离地飞行。因为此地待不下去，人生中充满太多太多的失意，才会选择“出沈阳”，向一个“有希望的所在”。

在双雪涛的小说中，出走与离开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当现实的重力过大的时候，只有离开才有希望可言。小说《飞行家》最后，李明奇和儿子李刚、终生要依靠轮椅生活的弟弟李明敏等人，乘坐那个巨大无比的热气球，要前往一个对他们而言的乌有之乡。李明奇说的是，“人出生，就像从前世跳伞，我们这些人准备再跳一次，重新开始”。

电影中的《高旭光》屡试不中，仍然一次一次高考，即使最后放弃高考，也要前往外地。所为何？不是因为外面的生活五光十色，像电视中那样。而是编剧的上帝之手为了通过他证明，哪里都没有生息之地好，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危险，此地的月亮是最圆的，此地的人心是最暖的。所以，就应该留下来，画地为牢。电影《飞行家》通过改造高旭光，让他对那个决意远走高飞的李明奇喊话：勿高飞，回家来。不听则死。

原著中的高旭光，是怎样一个人呢？大概是这篇小说中最好的一个人了。他和姐夫李明奇算不上朋友，只是偶然在屋顶上听了他一番高谈阔论，临死嘱托儿子，能帮则帮（“这人不是一般人，只是命不好，没起来”）。

高旭光喜欢读书，但是不想考大学，也不想离开沈阳。我还是举小说原文：

“第一，考大学，有风险，不是考不上丢人的问题，是考上了可能会被分到外地的问题。而大姐已经要走，二姐他并不放心，大姐性格太强，造成二姐有点幼稚。高立宽最为忌惮大姐，第二是他，他是沉默的反抗，最不拿二姐当回事儿，如果大姐走了，他又去了外地，赵素英恐怕一天好日子没有。……第二点是，第二点是，成为一个大学生，变成了一个专家或者专业的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用呢？刚刚过去的十年，再往前推二十年，这些人有什么好果子吃？他看见他的一个同学用刀挑豁了老师的鼻子，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把刀接过来，去在她脸颊上划一刀。今天说一，明天说二，高考恢复了，谁担保二又变成一，不是另一次引蛇出洞呢？念来念去变成一个臭老九？……第三点是，与他一个生产班组的一个女工，今年和他走得很近，那个姑娘非常阳光单纯，接受他的沉默寡言和忧伤的气质，他也觉得，如果非得和一个人度过一生，这个女孩是他接受的一种方案。”

高旭光的留下和李明奇的出走，都是在说历史创伤这一件事。其中不同是，李明奇的希望在别处，而高旭光的希望则是自己。他要留在此处在父母之间周旋，保护母亲。他也有人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