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人未看过原著，仅针对电影，所有感受、观点与推测均从个人主观出发，如有不同看法，就是你对。

以一个90年代在硚口出生、在武胜路和汉正街度过童年时光的“武汉伢”视角看这部电影的口音。

人物的出身与口音是这部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可以说贯穿故事始末。那个年代的武汉，特别是汉口，对口音与地域极其敏感，在我的童年中，就不断充斥着“外码”“乡里逼”这类侮辱性词汇（而在汉正街、集家嘴、“清芬一条街”这类市井场所里几乎全是可以侮辱的对象），而这种“不健康的鄙视链”在00年前的武汉属于家常便饭。

马玄武：受教育程度与外来者身份的割裂性造就的悲剧。
他的口音无疑是外来口音，属于成年后（或初高中）才来汉的人员，来汉时口音已经固定无法改变。如果他只是一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外来户，他本可以找一个同样的外来户结婚过日子。但或许是因为他受教育程度不差，认为自己值得更好的，综合考量下与受教育程度不高、外形姣好的武汉本地人（非汉口人）李宝莉进入婚姻，但其实他骨子里是自卑的，大环境下即使他的学历、认知都高于李宝莉，但自我评价依旧不高，被本就泼辣的李宝莉一直压制，始终过着女强男弱式的婚姻生活。而这导致他受到的周边评价更低——武汉女人虽泼辣，但能压制住这种泼辣的男性往往会收获更高的邻里评价，马玄武则恰恰相反。在周边邻里评价与婚姻压抑的双重结果下，他一错再错，出轨被举报后又经历下岗，最终因离体面的生活越来越远而跳江。其实他出轨是真的有多喜欢周芬吗？并不见得，但周芬的温婉能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掌控感，这种感觉是在家庭中体会不到的。

李宝莉：社会中的下位者，婚姻中的上位者。
其实从各种细枝末节也能观察到她并不是地地道道的老武汉（个别几个音她很难发标准，如“出去”的“去”字），跟闺蜜晓景对比尤其明显。从她台词中说“自己从小帮着家里卖菜”来推断，她应该很小就来汉了，父母也并非汉口本地的，早期菜贩多为城郊进城者（如黄陂、蔡甸），这类人也多以尽量模仿口音来获取更多客源，所以受父母影响她仍在某些发音上不是完全标准，但这也足以让她在这条“不健康的地域歧视链”中有一席之地。她的性格或许原本就泼辣，但这种性格是能被更强势的本地人给压制住的（如建建），照她自己说她的追求者也不少，嫁给马玄武除了客观上他受教育程度高，可以成为“潜力股”以外，我认为还有一种想从下位者转向上位者的渴望，虽然她说自己是本地的，但社会身份仍然不高，嫁给外来户“潜力股”马玄武能让她觉得自己是“下嫁”，在婚姻生活中自然有更多话语权，从而带来一种自己以前所没有的掌控感。当然这种强势的性格和对婚姻的绝对掌控也造就了她后来的一系列悲剧。

建建：汉正街旧时代的沙砾。
口音是绝对的老汉口本地人，身份则是我小时候去汉正街“过早”或玩耍时，家长告诫一定要远离的那类人。他们本身是社会底层，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深知汉口的生存之道，所以利用灰色手段自发地在汉正街收起了“摊位费”谋生。其实这本身是符合了“身份鄙视链”的逻辑的：我来汉久、混的开、胆子大、口音正，我就是要用些手段管着你们这些“外码”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歧视的淡化，这类人最终都需要另谋生路适应社会。他这样的男性，就是会本能地更欣赏强势泼辣、刀子嘴豆腐心的武汉女人，既能满足自己的征服欲提升邻里评价，这类女人又能和他们一起把日子越过越好。所以结局他与李宝莉在一起是顺理成章的。

晓璟：婚姻中的理性旁观者。
和建建一样她是正宗的汉口口音，本地人。她是李宝莉的多年好闺蜜，说明两人年轻时的成长轨迹差距应该不大。但晓璟拥有最正宗的汉口口音和不错的外形，即使同样受教育程度不高，这也使得在那个年代的婚恋上她选择更多：能选一个经济条件更好、做生意的外来户。也可以选一个经济条件相当的老实本地人。电影没有明确说明她老公的出身，但个人判断是前者，因为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组合，外来户有了财富累积后，娶一个有风情的本地女人所提升的社会邻里评价相当可观，她就像她老公手上的“名牌表”，可以被戴上炫耀，但并不会天天佩戴，也不是唯一一块，还有可能因为心情不好而粗暴的扯下来。这段不幸婚姻里她的选择理性而利己，知道周旋和妥协才是把日子过下去的好办法，钱就是一切，青春时选择了只认钱的婚恋观，那么路再难也要走下去，面子票子总要有一个。她也代表着大多数跟她相同婚恋观念的汉口女人。

马母：精明市侩的农村老妇。
戏份不多，口音是典型的农村外来人口，马母代表了一种“农村婆婆”的心态：绝对拥护家中的“男性话语权”。由于来汉之前在农村生活，所以在丈夫死后她投靠儿子，默认了儿子作为男性在家中拥有权威地位。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她意识到了李宝莉的绝对强势，所以在儿子死后，转头把所有心血投入进对孙子的培养与“仇恨教育”中，从孙子身上找到自己对儿子失去的“控制权”，而这些种子也在结尾开花结果——李宝莉过户房子，被赶出家门，“万箭穿心”的家最后成了她和小宝两人的“乌托邦”。

剩下的主要角色如小宝（成年后已脱离那个纯粹的“鄙视链时代”）、周芬夫妻（戏份不太多，口音可讲的比较少）无法从口音角度拆解推测，故不进行分析。

结语：
其实在我一个青年武汉人看来，这些“口音论”与地域歧视已变得越来越没必要，一个人如果只因为自己的出身而具有优越感，那么此人一定是狭隘的。但在那个特定年代的武汉（特别是汉口），这些歧视链现象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不过随着社会变迁，不合理的现象最终都会被淡化至消失，流逝在时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