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顶尖非虚构作家 Jon Krakauer访谈
哪种想法会吸引你？
Jon Krakauer：我被冠以这样的作家之名，极端的观点、极端的场景描述、以极端的逻辑方式行事的人是我的写作专利。这样说也不无道理。我对狂热分子-被绝对者的诺言或者错觉引诱的人-很好奇，包括相信达到某个绝对目标，比如说知道某个绝对真相，就拥有了幸福、和平、秩序或最想要的任何东西的人。狂热分子容易对道德模糊感和复杂性视而不见，我一直对通常在面临风险以及社会面临危险时否认存在的固有偶然性的人很着迷。
你是怎样提出想法的？
Jon Krakauer：我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所写的大多数杂志文章都是由编辑提出来的。作为一名每年必须炮制出大量文章，以交付房租的自由作家（我每年必须写六十来篇文章），我发现写编辑让我写的东西比试图向编辑推销我个人渴望去做的项目更轻松，更有效率。刚开始做自由作家的那几年，我几乎什么任务都接。这些任务中更多的是不怎么生动有趣的，但我接受被扔给我的任何东西，并有一定的收获。我是个自学成才的作家。我从没上过写作课或新闻课程。我通过努力和大量的错误，在工作过程中学习写作的手法。
尽管我最棒的杂志作品探讨了我很熟悉的主题，但这些作品的很多想法都是由编辑提出来的。我的两部书——《荒野生存》和《走进空气稀薄地带》——起初都是编辑建议的杂志文章。
你怎样产生自己的想法？
Jon Krakauer：我一直保持警觉。当我看了一份当地报纸，或在与一个小城镇咖啡店里卖油炸圈饼给我的家伙交谈的时候，我都条件反射似的留心寻找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认为住在西部是一种优势，因为就算把范围画在据此一百条经纬之外，西部的作家也是更少的，但能写的东西却很多。西部是个大地方，是许多有故事憋在心里的人的家。我好像时常会发现那些可能成为有趣的文章或书籍的萌芽的东西。
例如，《天堂旗帜下》原本是我对信仰和怀疑的本质性沉思，变成对原教旨主义的审查几乎是偶然的。某年七月的一天，我驱车前往科罗拉多，在一个偏僻之地的迷你超市停下来加油。一个指示牌指示出高速公路外有个相当规模的城镇，叫作科罗拉多城。我进去付钱的时候，收钱的女孩穿着一件19世纪的服装，就像是从约翰·福特1的西部电影中被拎出来的。尽管那天荫凉处的气温都达到了华氏104度，但她却穿着高领、长袖的长裙。迷你超市里还有其他几名妇女和女孩，我注意到她们的着装都是这样的风格。
我决定驱车进入科罗拉多城，适当地瞧一瞧。随后，我立即被大多数家园的巨大触动了：其中许多看起来就像公寓大楼。我进入住宅区大约30秒后，一辆警车就跟在我后面，一直尾随着我，直到我离开市区范围。我看到路边不远处有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车辆，于是把车停在路边，询问公园管理员我后面的科罗拉多城究竟在搞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吗？科罗拉多城是全国最大的摩门教基本教义派群落。他们认为，如果你想上天堂，就要实行一夫多妻制。”我在西部生活了很长时间，然而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科罗拉多城，才知道生活在一位娶了75个老婆（其中好些都是在十几岁时嫁给他的），名叫鲁伦大叔的一位高龄税务会计出身的先知绝对掌控之下的数千名多配偶者。
好，所以你有普遍兴趣（信仰、宗教），并偶然发现了特定的环境（科罗拉多城）。然后呢，你是怎样把它发展成一个“故事”的？
Jon Krakauer：我是在小城俄勒冈州的摩门教徒中间长大的，他们的信仰之力让我着迷。儿时，我周围的孩子完全相信他们来世会去天国，会在那儿成为众神，掌管自己的星球。来自不可知论者家庭的我受到他们激烈信仰的冲击。此后，我一直想了解这种信仰的根基。无意中发现科罗拉多城，这让我第一次隐约感觉到或许能在摩门教基本教义派的神秘文化中找到故事。
我是个讲故事的人。我需要一个能够组织想法的架构。如果我确定一个潜在的故事足够丰富，并且决定努力争取的话，我就会疯狂地开始寻找能够使故事进展下去并能阐明我想要表达的观点的材料。
你寻找的是哪一种人物角色？
Jon Krakauer：我寻找的采访对象不仅要在我想讲的故事中扮演核心角色，还要恰好能说会道、复杂、坦率。他们是不是生气了，或者出人意料的聪明，或者有种古怪的幽默感一呃，那很重要。单单迷人的个性就能写成一本书，这是不可否认的。对非虚构作家来说，这是宝贵的一课，是我通过阅读特雷西·基德尔、珍妮特·马尔科姆和约翰·麦克菲的作品学到的功课。
你是怎样找到《天堂旗帜下》的人物角色的？
Jon Krakauer：在进行较早期的调研时，我写信给马克·霍夫曼（Mark Hofmann）。他从前是摩门教传教士，后来丧失了信仰。霍夫曼因伪造了一些损害摩门教会的历史文献，以大价钱卖给（不想让这些文献落在爱管闲事的学者和新闻记者手中的）教会领袖，之后又用炸弹杀死了两个人，徒劳地掩盖他所出售的文献虚假的事实而声名狼藉。霍夫曼被抓住，被定罪，并被送进监狱。他自1985年起就被关押起来，从未接受过新闻记者的采访。总之，我写信给他，委婉地请求采访他一次。两三周后，我收到了一封回信，不是霍夫曼写的，而是他的狱友，一个名叫丹·拉弗蒂（Dan Lafferty）的家伙写的。他因杀死自己的侄女和嫂子进行祭祀而被判无期徒刑。拉弗蒂在给我的信中说：“马克不会接受采访的。但我却很乐意跟你谈谈。并且我会是你所见过的最狂热的信徒。”
不管你信不信，我差点儿谢绝了拉弗蒂的邀请。我想跟霍夫曼谈谈，他的拒绝带给我的失望使我对摆在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但我决定走个过场，采访一下拉弗蒂，跟他在高度设防的监狱谈一个下午。走出监狱的门，走进犹他州灿烂的阳光里，我感到天旋地转。我因拉弗蒂向我讲述的事而惊骇不已。但就在那时那地，我知道我在书的核心故事和最重要的人物角色的抉择上碰到了困难。
其他人赞成这是个好故事吗？
Jon Krakauer：一开始不赞成。我知道这很难让人接受，因为宗教是个让许多人感到极端无聊，主题，也因为作者放弃自己家乡的地盘去写某些新鲜事物的时候，出版商就会紧张。我根本不觉得新书的主题有多偏，因为这些是我的作品中一直在探讨的主题，即使是在表象之下探讨。兰登书屋的反应特别冷淡，这伤了我的自尊。他们说：“怎么没有山呢？”所幸双日（Doubleday）的一位敏锐的编辑立刻就明白了本书的要义。所以，我最后跟他们签订了合同。
在决定是否要写一个故事时，你会有什么样的思维过程？
Jon Krakauer：写一部书是这么难，这么痛苦-需要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除非这个主题抓住了我的要害，不肯善罢甘休，我是不会去做长得可以写成书的项目的。
例如，在1992年为《户外》杂志写了有关克里斯·麦坎德利斯的故事之后，我发现这孩子在我心里挥之不去了。我沉迷于他的故事，想了解更多他在最后的日子里的事。大家都跟我说，一个误入歧途的孩子死在阿拉斯加荒野的冒险故事写不成一本书，说我是在浪费时间。我没有获得大额的预付金，只拿到几万美金。然后，在我递交了一份六万五千字的原稿之后一年，我的编辑被解雇了。兰登书屋另一个版权标记的一位有名的编辑-被人们像神仙般敬仰、我也极其钦佩的一位编辑-寄了一封信给我的代理人，解释说原稿错误百出，甚至不宜出版。那对我是个巨大的打击。所幸维拉德的另一位编辑说服她的老板赌一把。这是一个残酷的、变幻无常的工作。要以长篇新闻为生，你必须至少有点天分。或许更重要的是要顽强，要坚决。最重要的是，要有运气。
你一直都是这样坚决顽强的吗？
Jon Krakauer：不是的。我放弃过一个故事，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和研究了，是几年前，四州交界处地区三名反政府叛变者光天化日之下在科罗拉多科尔特斯的闹市用自动武器射杀了一名警察的故事。警察把这几个歹徒追进了荒原，其中两人被发现已经死在那里了。第三名逃犯始终没有抓到，或许还在那儿。我喜欢在荒原里消磨时间，为这个故事进行调研的那段时间是很快乐的。我开始探索科罗拉多高原偏远地区一些美丽的槽峡谷，但对于这个故事的主角，那名可能还活着的逃犯，我发现他不是合我心意的选择了。他是个讨厌的家伙。这个家伙还没可爱到让我投入几年的人生去写的地步。
可爱程度是你决定是否写一个人的准则吗？
Jon Krakauer：不完全是由可爱程度决定的。丹·拉弗蒂肯定不是很可爱，但他却是《天堂旗帜下》的中心人物。我发现他是个复杂有趣的人。我放弃的逃犯故事中的主要角色缺乏道德的复杂性和让我保持兴趣的深度。他只是个悲哀的、充满仇恨的年轻人。尽管拉弗蒂怎么说都很可恶，但我发现他有吸引人甚至令我同情的一面。他为我们讲述了有关我们自己的一些烦心事。
你做的是什么样的调研？
Jon Krakauer：本来，我干劲儿十足。在写《天堂旗帜下》这本书的时候，开始写之前我做了三年多的调研。曾经有那么两三次，我雇佣私家侦探帮我寻找躲避的逃犯（每次都是无果而终），但我从未雇佣过研究员来帮我调研一部书或杂志文章的背景。我喜欢做调研，远远超过对写作的喜欢。我总是先从整理图书卡目录、书店、优秀的书商、互联网和报纸档案开始。方位感-对所述风景的熟悉程度-对我来说始终很重要，所以我买了许多地图。
《天堂旗帜下》调研期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杨百翰大学、盐湖城公共图书馆和犹他州历史协会梳理卡片目录。摩门教徒是如此热衷于记录自己的过去，以致任何与摩门教的历史有关的的案都塞满了庞杂的资料。
我特别留意那些能帮助我把不相干的故事串联起来的名字或事件。例如，在（天堂旗帜下》的早期调研中，我了解到丹·拉弗蒂和他的兄弟罗恩加入了一个叫先知派的图体，在那里学习如何接受神启，包括神命令他们割开嫂子和女婴的喉咙的启示。所以，我研读了该教派的圣书，找出所有成员的名字，然后寻找它与书中其他一些故事的联系。因着对先知派的研究，我能够在拉弗蒂兄弟、科罗拉多城、伊丽莎白·斯马特（Elizabeth Smart）、杨百翰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一夫多妻社区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
有没有任何让你回头去找的特定资源？
Jon Krakauer：审判笔录是一座信息的金矿。通常，你必须直接向法院书记官购买这种笔录，那是出奇的贵（为了写《天堂旗帜下》，我花了几千美金买了审判笔录），但却物有所值。你会了解到你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了解不到的事。你本来没指望能找到的人被传唤作证。而且，笔录中通常有这些人的住址以及其他生活细节。笔录也是故事的巨大源泉。这种故事与我所构建的不怎么相似，但律师们都试图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来推进他们的目标，这些相互矛盾的故事常常具有启发性。
你在哪儿或者跟谁学的做报道？
Jon Krakauer：20世纪80年代初，当发现自己破产并失业了的时候，我就成了一名新闻记者。我那时是个木匠，但建筑行业特别不景气。我刚刚结婚，妻子也没有可以领薪水的工作。我非常绝望，以至于反复考虑申请进入法学院，我甚至为了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而学习。我的朋友和攀岩同伴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把我从那样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他刚刚离开学术界，首先成为《地平线》（Horizon）杂志的一名编辑，再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说新闻报道“比敲钉子要有意思得多”。他跟我说：“杂志会给钱让你去有趣的地方旅行，和有趣的人交谈。开始做就是了。慢慢就会了。”
我买了一本书，学习怎样用所有的手指打字。然后，我又买了一本书，学习怎样成为一名杂志作家。这本书基本上都是胡扯，但的确教了我怎样有效地写单页的自荐信，这可是一门非常宝贵的学问。你得有时髦的文笔，用新潮的语言，把你的想法的有趣之处通过最精悍的篇幅传达出来。这本入门书建议规定一个数量，每周大约投递十封自荐信，我就照着做了。我在杂志圈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我想地位、级别较低的编辑更有可能查阅自己的邮件，而不是居于高位的大人物，所以我把自荐信寄给了他们。我投给《户外》杂志的第一封自荐信给我带来了一项碰运气的任务，投给《滚石》的第一封自荐信也是。为打入《史密森尼》（Smithsonian），我试了好几次，最终也开始在那里接到任务了。
你是怎样从关于登山的写作转到别的主题的？
Jon Krakauer：我意识到，我不能专门写探险类作品，因为能给我足以谋生的工作量的户外杂志太少了。在我短暂的生命里，我干过很多不同的工作，所以我试着把我在其他领域学到的东西充分地利用到写作任务中去。我向《史密森尼》投了一篇关于阿拉斯加锡特卡商业鲱鱼捕捞业的新闻稿，那里整季的捕捞可持续六个小时，能使船长及其船员暴富。我之所以了解，是因为我在一艘58英尺长的阿拉斯加拉网渔船上工作过。我用我所学的建房知识为《建筑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写有关建筑学的文章，为《花花公子》（Playboy）的每月专栏写了两三年有关健康和健身的文章。
你的记者立场是怎样的？
Jon Krakauer：我力图做到公平、客观，但如果我足够关注一个要写的主题，那很可能是有目的的。我几乎一直试图提出论据，尽管我通常喜欢间接地提出来，而不是拼命向读者灌输。我想要触动读者，将他们置于紧张不安的事实之中。但我从不抨击谁，不论主题是什么，我都尽可能带着同情与共鸣去写。
例如，写《天堂旗帜下》的时候，我纠结于如何在提出“毫不动摇的信仰面临危险”这个看法的同时，表达我对有着根深蒂固宗教信仰的人的敬意。尽管我是个不可知论者，但我被宗教情怀的表现深深打动了。当我听到人们热心地讲解祷告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或者，比如说听着爱美萝·哈里斯（Emmylou Harris）用天使般的嗓音颂赞耶稣，我有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理解人们渴望认识神。我自己也有相同的渴望，我感觉它深入骨髓。但那不会阻止我报道人们常常在虔诚的外衣下所做的恶行。我很赞赏摩门教徒的很多东西，在《天堂旗帜下》这部书中，我试图表达这种赞赏，同时尖锐地质疑管理摩门教会之人的某些行为。
你怎样设定自己报道的进度？
Jon Krakauer：我常常工作到濒临崩溃。我所写的人常常会邀请我待在他们家里，这从报道的角度来讲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会很危险。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逃避的处所，我可能会过早地崩溃。我一般更愿意一天与他们一起待上六至八小时，然后撤退到我的住处或旅馆房间。
作家小传 ｜ Jon Krakauer
乔恩·克拉考尔的自尊心被他的编辑对他最新的书《天堂旗帜下》的一份初期草稿的冷淡反应伤害了。克拉考尔最畅销的两部探险故事作品《荒野生存》和《走进空气稀薄地带》相继出版之后，这位编辑对接下来的这部作品-有关摩门教和1984年的一场活人祭，长篇大论地描述该宗教历史的粗鄙故事-感到很困惑。“新故事里怎么没写山呢？”他问道。
但那位编辑没有体会到，在《天堂旗帜下》这本书里，克拉考尔没有背离，而是延续了他的一贯的主题：那种看破红尘的极端信教者与信仰、理性间的微妙关系，无论他们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登山运动员还是宗教狂热分子。克拉考尔没有重写这部书，而是换了出版社，然后《天堂旗帜下》成了他的第三部畅销书。
克拉考尔扭转了美国探险故事的传统。他对采访对象的认同、大量的个人投入都使他的自然／探险类著作与众不同。
乔恩·克拉考尔1954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市（Brookline）。在他两岁时，全家搬迁到俄勒冈州科瓦利斯市（Corvallis）。八岁时，父亲带他攀登俄勒冈州一万英尺高的三姐妹山南峰（未能成功），这激发了克拉考尔一生对登山运动的痴迷。
克拉考尔的志向与他父亲对他的心愿不同。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希望儿子也拿到他的文凭（威廉姆斯学院和哈佛医学院）。克拉考尔上初中时，父亲送他去波士顿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新英格兰学院的精英面试。克拉考尔在等待他的阿默斯特学院面试时，听取了另一位应试者的一些建议：“老兄，你应当考虑一下路边那所嬉皮士学校。”
罕布什尔学院是一所实验学校，办学才两年。克拉考尔在那儿看到的第一名学员是一个穿着透明衬衣的女孩。这所学校不分年级，有尸外活动和裸泳池。他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申请了提早决定，并被录取了。“当时，罕布什尔比哈佛还难进，我以为父亲会很自豪的。”他说。这件事后，父子俩两年都没有讲过话。
克拉考尔学的是环境科学，为了完成毕业论文，获得学位，他致力于在一座号称“鼠牙”的阿拉斯加山脉上开辟一条险峻的新路。大学毕业后，克拉考尔断断续续地做过木匠和商业渔民，以支持自己爬山的爱好。1974年，有人邀他在美国高山俱乐部的杂志上写自己攀登阿拉斯加三座未曾探索过的山峰的经历，这是他的第一个写作任务。这篇文章最终招来了更多任务，特别是《户外》（Outside）杂志给的任务。1983年，克拉考尔辞去了建筑队工头的工作，开始专心写作。
1992年，一群驼鹿猎人在阿拉斯加的荒野地带发现了一个年轻人腐烂的尸体。《户外》让克拉考尔写一个关于这个年轻人克里斯·麦坎德利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一位活泼的理想主义者-的故事。结果，这篇文章引来的邮件是该杂志前所未有的。许多读者认为麦坎德利斯是个鲁莽的傻瓜，也有人对他的精神追求表示同情。
克拉考尔觉得麦坎德利斯很像自己。“这孩子的饿死，还有他和我的生活事件之间那种模糊的、使人担忧的相似之处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他说。克拉考尔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次特别危险的单独攀登“魔鬼的拇指”--座偏僻的阿拉斯加山峰-的经历，以及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自取灭亡的壮举。而这些，或许正是被把麦坎德利斯推向危险边缘的那股莫名其妙的力量驱使着。克拉考尔写道：“来到阿拉斯加，麦坎德利斯渴望踏入一个未知的国家，找到地图上的漏耕地。然而，1992年，地图上已经没有漏耕地了-不是阿拉斯加没有，哪儿都没有。但克里斯的逻辑很特殊，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他想出了一个优雅的解决方案：他干脆不要地图了。按他自己的想法，如果别无他处，这片未知领域仍会保持神秘。”
《户外》的文章发表一年以来，克拉考尔仍对麦坎德利斯无法忘怀。他得到一部书的少量预付金，用两年的时间追溯麦坎德利斯当年的路线。《荒野生存》是克拉考尔的第一部畅销书。托马斯·麦克纳米（Thomas McNamee）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道：“通过麦坎德利斯的童年、他逐渐成年过程中频繁的社交和冷漠的退学，通过对那把他带到阿拉斯加的两年心神不宁的徘徊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克拉考尔先生精心构建的故事把我们从猎人发现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带了回来。我们对他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麦坎德利斯神秘，越觉得故事新奇。”
1996年5月10日，克拉考尔随着一支23人组成的探险队登上了高达29028英尺的珠穆朗玛峰顶。一天下午，峰顶下起了暴风雪，使几支探险队的向导所犯的错误进一步加剧。最终8人丧生，其中包括喜马拉雅山脉最著名的两位向导斯科特·费舍尔（Scott Fischer）和罗布·霍尔（Rob Hall）。
从这次登山事件逃生后，克拉考尔起初并不想写一部关于此次经历的。杂志文章发表之后（该文章获得了1996年度美国国家杂志报道奖），他发现自己了几个想要更正的重大错误。“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经历使我的生命彻底被震想了。全面详细地记录事件，不受有限的栏寸约束，对我来说变得至关重要。”他在引言中写道。悲剧发生之后，他进行了无数次采访，对有关这次登山的许多矛盾的叙述进行权衡，并梳理大本营无线电记录簿，以寻求真相。《走进空气稀薄地带》高居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两年之久，同时入围普利策奖和全美书评人协会奖。
少数几个那天攀登了珠穆朗玛峰的人-包括克拉考尔自己-都没有受到批评。“不争的事实是，我心里有数，但最终还是去了珠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我期待着死亡的发生。这种想法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到良心不安。”他写道。“围绕珠峰的争议改变了他。”《国家地理探险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Adventure Magazine）的编辑约翰·拉斯马斯（Jhon Rasmus）说，“乔恩觉得关于珠峰的这部书某种程度上是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出现的结果，而他从最终成为悲剧的故事中获益了。”这是他对引起最大争议的向导的批评。克拉考尔指责阿纳托利·布克瑞夫（Anatoli Boukreev）在他的所有客户下山之前就离开了峰顶，并指责他没有补充氧气。在这部书较晚版本的附言中，克拉考尔称，但愿自己在珠峰事件后与布克瑞夫的争论中能“不那么尖锐”。在布克瑞夫自己写的关于珠峰灾难的书问世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1998年，克拉考尔创立了珠峰96年纪念基金，资金来自他自己的版税。
《荒野生存》和《走进空气稀薄地带》的成功给克拉考尔带来了财富，让他能够自由地停止为杂志写作，仔细地选择下一部书。第三部书，他想进一步探索贯穿于他作品中的主题。克拉考尔很多儿时的朋友都是摩门教徒，他一直惊叹于其信仰之激烈：“我的摩门教朋友的信仰是如此笃定、彻底。我却来自一个不可知论者的家庭。”
当他无意间发现了科罗拉多城-横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边界的一个大型摩门教基本教义派群落时，他隐约感觉到，这或许给他的冥思提供了一个环境。当克拉考尔获准采访丹·拉弗蒂（Dan Lafferty），一个在活人祭祀上杀死了自己的嫂子和侄女的摩门教基本教义教徒时，他知道自己找到了讲故事的话题。
《天堂旗帜下》完全脱离了克拉考尔先前作品的文风。尽管这部作品是由深刻的问题激发的，但直等到自注他才现身，并且表述了自己的神学信条：“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有神，尽管我承认在非常恐惧或绝望或因看到出乎意料的美景而感到惊讶时，会不知不觉地祈祷。”
人们对这部书毁誉参半。许多评论家指责他忽略了摩门教的正面特征。“有些事一定能说明主流摩门教盛行的原因，我怀疑这只是残留的独裁主义的黑暗能量。”罗伯特·赖特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道。《当今时代》的马克·恩格勒推测克拉考尔不懂神学：“他将宗教和科学的复兴作为相互排斥的选项，重新引发了一场冗长的陈腐争论，几乎没有对深刻理解道德标准及其意义的问题产生多少作用。假如克拉考尔没有忽略现代神学的浩瀚，因其在理性和信仰之间提供了更微妙的和解，那么克拉考尔自身对宗教的寻求会更令人信服。”在《华盛顿邮报》上，安·鲁尔则称之为“必须细细品读的一部杰作”。
摩门教会更是恼火，在该书出版前两周发布了一篇五页纸的、单倍行距的辩驳文章，称这部书是“对现代教会真实性的全面进攻”。该教会谴责克拉考尔利用一个原教旨主义教派的暴力行为来诽谤整个宗教：“他的基本理论好像是说有宗教信仰的人没理性，因为没理性的人才会做奇怪的事。”
克拉考尔为他的报道争辩，并谴责摩门教会粉饰历史。“他们迫切需要攻击像我这样，呈现了对摩门教历史所做的公正的、经过用心研究的，却正巧与官方以及大力修正过的教会版本相违背的描述的作家。我感到特别失望。”他坚称自己写这部书的目的是高尚的。“我想写写他们怎样处理自己的历史，我没想到他们会那样恼怒。”
本文节选自《新新闻主义》
罗伯特·博因顿 著
刘蒙之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