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光的山》裡，你和意大利登山家萊因霍爾德·梅斯納爾談到，要一直走下去，走到世界末日。
梅斯納爾說他想要在喜馬拉雅山裡，一個山谷接一個山谷地走下去，義無反顧。他說，要不就是他完蛋，要不就是這世界先完蛋。“我完蛋的時候這世界是什麼樣子，估計這世界完蛋的時候，應該也還是那樣子。”我也向往着，能有那麼一群背着皮挂包的哈士奇跟着我，就那麼消失不見，就那麼一路走下去，直到所有一切都被抛在身後。不停地走，走到再無前路可走的地方，或者幹脆順着河流，往下遊漂去。這就是我夢想的歸宿，要不就是死于敵人的一槍，要不就是這樣，總之是二選一。
20世紀70年代，包括梅斯納爾在内的幾位年輕登山家，紛紛用起了全新的登山方式。他決心要像爬阿爾卑斯山那樣，來爬喜馬拉雅山。結果，地球上全部14座高度超過8000米的山峰，他都在不依靠大隊人馬、數百挑夫的情況下，成功登了頂。他是無後援，隻靠一個背包便去攀登喜馬拉雅山的第一人，也是不背氧氣罐一一他稱之為“公平手段”——就爬上珠穆朗瑪峰的第一人，是登山界公認的傳奇人物。另一方面，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位著名的意大利登山家，切薩雷·馬埃斯特裡( Cesare Maestri) ，他爬山的方式，是靠着電錘、鎖具和鑽頭，硬将自己一厘米一厘米地拖上頂峰。（拓展閱讀：《悲情英雄：Cesare Maestri 1929-2021》）所以他每次登頂都要耗費數周。這做法真是荒唐可笑。給我那套設備，再加上3個月的閑工夫，我也能爬上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他這種做法，就是對冒險精神的歪曲。他所到之處，也讓那些高山跟着他一塊兒蒙羞、受辱。與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由攀登”的登山方式，它最早出現在加州，攀登過程中，綁在身上的繩子僅起保護作用防止事故發生。盡可能地少用、不用技術設備、這令梅斯納爾被尊為現代登山運動之父。他有着了不起的生存手段，不光技術上爐火純青，而且很懂得審時度勢。在評估風險這件事上，我從他那兒學到了不少。道拉吉裡峰他嘗試攀登過兩次。一次因為雪崩的關系，在距登頂僅150米的地方原路折返了。另一次他一連幾天，隻能由望遠鏡裡看着南麓的一連串雪崩，悻悻而歸。最終，他在1985年才和登山拍檔漢斯·卡默蘭德爾( Hans Kammerlander) 成功登上了頂峰。
《發光的山》的出發點，是我向自己提出的一組問題。那些登山家嘗試去做如此極端的事，他們腦子裡究竟是怎麼想的? 他們追逐巅峰的内心驅動力是什麼? 梅斯納爾曾在南加帕爾巴特峰上失去一位親兄弟，外加他自己的好幾根腳趾。這種情況下，他為什麼非得又去爬了一次？像這樣的人他的動機究竟是什麼？我曾經問過他：“永無休止地爬山，你不覺得這麼做，稍微有點太瘋狂了嗎？”他回答得很簡單：“創造者，必瘋狂。"我始終覺得，他身上有着蛇的智慧，靜若處子，動若脫兔。他曾告訴我說要他解釋為什麼非得爬山，那就像要他解釋為什麼非得呼吸一樣，沒辦法解釋。
拍攝《發光的山》，原本是想為我計劃中更重大的一部作品做個鋪墊。我想在喬戈裡峰拍部劇情長片，那是喜馬拉雅山的第二高峰，危險程度甚至超過珠穆朗瑪峰。既然要做準備，我就想到，不如先去那兒拍一部規模相對較小的短片，權當試水。照理說，我本可以像平時那樣，以最快的速度先寫個劇本出來，但這一次，我覺得有必要先去那個環境下，親身體驗一把。我希望可以就此先摸摸情況，了解在這種地方拍攝電影，有可能要面對的物資困難和技術障礙。為劇組那麼多人提供補給，其可行性又如何？結果，拍攝《發光的山》時，我們遇到了極端低溫，膠片還沒來得及塞進攝影機，就已經像幹面條那樣折斷了。在距離我們1600的地方，一場大雪崩擊中冰川，威力宛若橫向炸開了一枚原子彈，激起的一大團雪花沖我們襲來，将營帳悉數抹平。我當即做出決定，在這裡拍劇情長片的計劃，需從長計議。
梅斯納爾談到了他兄弟的死。
梅斯納爾善于作秀，深谙媒體之道，上過歐洲各大電視台裡所有各種脫口秀。我很了解，我拍這部電影，肯定會深挖内幕，有可能會談起他兄弟的死。我告訴他，“涉及某些問題時，我會走得很遠，但你可以為自己辯護。”梅斯納爾知道，我不會對他心慈手軟，因為電影這東西本就不講究心慈手軟。
一開始，想要讓他在鏡頭前内心流露，并不容易。開機後我們拍攝的第一段戲，是在南迦峰山腳下完成的。我們坐着車，連夜趕路，第二天一早醒來時，已能看見前方的南迦峰。當時天空萬裡無雲，那景象真是讓人歎為觀止。我叫醒了梅斯納爾，讓他站在了鏡頭前。他拿出了自己和媒體打交道時常用的那套說辭，我立馬喊了停機。“我這部電影可不想這麼拍，”我告訴他。“我想要的，是看看你内心深處的東西。"梅斯納爾露出驚訝的表情看着我，陷人了沉默。他能感受到，在這種情況下，我随時都有可能放棄這片子，幹脆不拍了。快入夜時，他對我說，“我準備好了，一五一十都跟你說。”他淚灑當場的那段戲，究竟要不要剪進去、起初我也猶豫過。最終我還是告訴他：“你這輩子做過的那些脫口秀，全都沒什麼人味兒。可這次，你真性情的一面，忽然就露出來了。你不再是過去那個隻知道如何完美征服一座座山峰的運動家了。所以我不打算把這場戲剪掉。”等他自己看過樣片後，也對我們不流于表面的拍法，感到十分滿意
片中他們攀登的是哪座山?
攀登8000米的山峰，被視為壯舉，但世上所有8000米高度的山峰，他已經都爬過了。登山時，上山一條路徑，登頂後再從另一邊爬下去，被視作特别了不起的成就。而梅斯納爾與卡默蘭德爾那一次要做的，是一口氣翻過2座8000米的高峰：迦舒布魯姆I峰和II峰。在那以前，從沒人試過這麼穿越。而且他們那一次，沒帶氧氣也沒帶挑夫，這種做法着實勇氣可嘉，至今為止也再沒别人嘗試過。他倆是淩晨2點出發的，周圍一片漆黑。因為隻能帶很少補給的關系，兩人行動的速度很快。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想要跟上他們，而且還得拿着攝影機，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你在片中看到的那此登頂後的畫面，都是梅斯納爾自己拿着機器拍的。動身之前，他把我拉到一旁、告訴我：“說不定，我們就會死在半路。如果10天内都沒有我們的消息，那一定是兇多吉少了。等救援到，估計要20天，我們根本不可能捱那麼久。所以，萬一真這樣了，你要繼續完成這次登山，我的錢都存在了哪裡哪裡，你替我取出來，把挑夫的賬給結了。”之後他再沒多說半句，轉身就走了。
我最初隻走到大約5000米高度的大本營，然後在那兒遇到一隊西班牙登山者。他們要繼續往上，去清理一些補給站，于是我也獲得允許，連上他們的登山繩，一塊兒又向上爬了1500米。他們選的這段路，沿着冰川向上，一路又險又難，大如辦公樓的冰山，緩緩移動，彼此之間隔着深邃的裂縫。西班牙人爬得也很快，到達營地時，沒能完全适應高海拔環境的我，已明顯有了高反症狀: 為什麼都提不起勁來，渾身發沉，坐倒在地上。這情況不由我不提高警惕，于是決定下山先回大本營。照理說，那些西班牙人本該阻止我才對。總之，我就那麼愚蠢地，自己一個人踏上了回程。我選了最筆直的一條路徑，也沒有跟着插好的旗幟走，那是一片白雪皚能的冰川，我險些落入一道900多米深、被積雪覆蓋的裂縫。感覺就像是差點墜入無極之中。
你是冒險家嗎?
時至今日，還标榜自己是“冒險家”的人，那隻能是自取其辱。我從來都沒有為了拍電影的緣故，做過任何冒險的事。總有人愛瞎傳，說我拍電影時愛故意為難自己。那樣的誤會，真是大錯特錯。如果 《陸上行舟》在紐約中央公園裡就能拍出來，那我高興都來不及呢，但問題是，中央公園裡并沒有熱帶雨林。不然的話，我大可以在第五大道的公寓裡待着，由窗口探出頭去，就能把這片子給導了，就像是幾年之後的《石頭的呐喊》(Scream of Stone)，如果能在慕尼黑拍，那肯定再好也沒有了，我大可以每天拍完回家睡覺。登山家或許有他們的動機，偏要去挑戰最難走的路線，但我肯定不是這樣。要是我也故意給自己找麻煩，那肯定一部電影都拍不成。因為拍電影本身就已經夠難的了，而且我這人運氣也不好，總被類似菲茲卡拉多那種夢想陸上行舟的人物所吸引。所以說，我從沒想過要刻意去冒險。我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之所以會有這一切，純粹隻是因為我想做好自己這份工作。
探險 ( exploration )與冒險(adventure) 之間，存在差異。我好奇心重，總愛尋找嶄新的畫面與莊嚴肅穆的地方。雖說常被人貼上“冒險家”的可鄙标簽，我本人對此始終是斷然拒絕的。在我看來，隻有人類曆史早年的男男女女，才配得上這稱号，比如說那些向着未知領域進發的中世紀騎士。從那之後，冒險家的概念，就開始變味兒了。到現如今，誰再提這三個字，那根本就隻會讓人覺得醜陋、可憐、尴尬。像夏爾巴人、巴爾蒂人和瑞上人這種，他們原本就住在大山裡，按照傳統說法，環繞周圍的那些山峰，他們根本就不會去攀登。不想就那樣打破了大山的莊嚴肅穆。面對山川的壯麗，他們沒想過要去做些什麼。而那些無聊的英國紳士，基于某種糟糕的哲學，先是為了爬山而爬山，随後又你争我奪地追求起南極第一人的虛名。其實說穿了，南極并沒有什麼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隻不過是水和浮冰而已，能讓人想到的隻有死魚一一慘白、腐爛、浮腫、肚子朝上地一一漂浮在髒水裡。再然後，那根本就變成了愛自我推銷的人你争我奪的舞台。當代冒險家談起自己的旅行時，愛用軍事術語：“我們征服了山峰”或是“由珠穆朗瑪峰凱旋歸來”。我實在是受不了這套說辭。那就像是回到1910年，你剛從非洲回來，忙不叠地在淑女小姐面前炫耀，說你殺了多少頭大象，你有多牛。但你試試看，在現在的派對上再說出同樣的話來，肯定會有人直接拿香槟酒潑你臉上
我尤其讨厭那種僞冒險主義，爬山的目的變成了探索自我的極限。在這一點上，我和麥斯納有過争執，因為他出現在媒體面前時，故意按着“偉大的冒險家”的概念來塑造自己的風格。那我也可以去嘗試，做第一個赤腳爬上珠穆朗瑪峰的登山者，或是第一個倒着跑過撒哈拉沙漠的人，反正《吉尼斯世界紀錄》裡這種無厘頭的東西多着呢。現在你甚至可以在旅行社訂到“冒險假日行”，去新幾内亞島上拜訪獵頭部落與食人族。早已變質的“冒險主義”概念裡，現如今所充斥的，正是類似這樣的荒唐事，實在是讓我覺得很沒意思。另一方面，我喜歡那個駕駛雪鐵龍 2CV 老爺車，全程倒擋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法國人。還有像是“啥都吃先生” (Monsieur Mangetout) 這樣的人，他連自己騎的自行車都吃了，好像還要吃一架雙引擎飛機。真了不起！
這人已經死掉了。
是嗎? 好吧，但像這樣的人，肯定還會再出現的。
本文節選自
《陸上行舟：赫爾佐格談電影》
中信·雅衆出版 2018年
黃淵 譯本
本文僅供個人學習使用。
本文中個别錯誤經過我簡單校對。
幾年前，有一次我受邀采訪梅斯納爾。我說，我覺得《發光的山》是目前為止我看過的關于您最真誠的一部作品。這裡面有您的驕傲，也有讓您哭泣的往事。
梅斯納爾撇撇嘴，說，well……時至今日，再回憶當年的故事有些遙遠，但你說的沒錯，這部電影是赫爾佐格拍攝的，他是一名天才導演。他和我們一起去往迦舒布魯姆大本營，拍攝了這部電影。與此同時，我還拍了一部關于南迦帕爾巴特的電影，但還沒有上映。這部電影下個月将在法國和德國公映。這部電影同樣深刻剖析了我在攀登時的内心世界。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制作了一系列影片，但還沒有在國家電視台上映。我認為這些影片如同赫爾佐格的電影《發光的山》，都處于同一水準。我很喜歡它，赫爾佐格導演的電影角度很特别，但确實是很天才型的導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