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生于絕症确診後

“人生苦短，戀愛吧少女/趁朱唇未褪色時/趁熱血未冷卻時/明天歲月不再啊”

《生之欲》電影接近結尾，渡邊坐在公園裡蕩着秋千，獨自吟唱這個畫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歌聲中回憶渡邊的故事，又被倏忽拉回葬禮後的現實世界，難道隻有直面過死亡的人，才能懂得生命的意義嗎？

我們的文化中，總是忌談死亡，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正是如此道理。

然而觀看了這部影片之後，更加感覺死亡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生議題，如果不能勇敢的坦蕩的直視死亡，或許很難得以領悟我們為什麼而活，成為“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中的“有的人”。

渡邊是一個死于影片開始的二十多年前，又在罹患絕症後重生的人。

渡邊是一個市政機關的小官僚，幾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坐上了市民課課長的位置，他木讷不善言辭，甚至有些懦弱，過着幾十年如一日的生活，正向辭職的女孩兒給他取得綽号那樣，像一個“木乃伊”。他處于官僚體制中，不斷被同化、消蝕。

若不是因為沒辦法堅持需要去醫院檢查身體，他就可以創造整整三十年沒有缺勤的記錄了。然而這時的他被檢查出了胃癌。妻子早逝的他獨自支撐着家，在他想把将死的消息告訴兒子時，卻聽到了兒子兒媳正計劃着如何使用他的退休金換房子。

從與三流作家同行到與辭職女職員相遇，渡邊開始探尋生命的意義，他想在人生的最後階段獲得快樂，最終幡然，還是應該去為别人做些什麼吧！于是他一改生病之前的工作做派，為建造公園忙前忙後，最終公園建成，他的生命也走到終結。

日本市政實行議會市長制，市政部門對市議會和市長雙重負責，同時卻可能存在效率偏低的問題。科層制下是人性的逐漸喪失、森嚴等級制度導緻的官本位思想，以及忙碌卻無為的現象出現。

渡邊正是在這種環境中的官員。

他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在既有的體系中小心謹慎，近三十年來保持全勤，已經做到了課長的位置；

初入官場的渡邊對工作有過熱情，他也曾寫下厚厚的一本《促進辦公室效率方案》（然而後來這本手冊放在他的抽屜裡，被當作廢紙擦拭着手上的印章）；

他是一個稱職的公務員麼？他忙碌，像體系内每一個同僚一樣，但更多的是假“忙”，可能隻是為了讓上司看到自己的“努力”從而避免工作态度上犯錯誤；面對市民們的投訴，市民課和廢水課、環境課等一樣選擇了“踢皮球”和“甩鍋”的方法，因為隻有不作為才可以百分百保證不犯錯，從而維持現狀；

但我們難道可以說他沒有能力麼？

影片結尾，公園建成。衆人的回憶中，可以看到他不顧一切的奔忙身影。他熟知這一套無力改變的官僚體系，了解甚至曾經有過對于其中同僚的心态，但是他還是做到了，成功跑通各個科室将公園建成。

作為一名官員，渡邊是一位有工作熱情和工作能力、勤勞敬業，卻無奈在體制裡被吞噬，更加小心謹慎的人。

而在生活中呢？他為了兒子的幸福忘記自我的人。他重視親情，卻最終被親情抛棄。

渡邊的确診在影片中用了非常有趣的手法進行呈現。

不可說不可說，愈是難過不忍面對的事情愈要選擇回避。

因此，渡邊不會直接被醫生告知：“你得了癌症，你活不長了。”

那麼，确診後的渡邊身上發生了哪些轉變呢？

我将這種轉變歸納為兩個方面：反抗工作和反抗生活。

渡邊在20多年前就死了，他死于體制對個體的異化和對人性的消磨。在這套人員衆多、機構冗雜的政府體系中，作為普通官員的他是個模糊的形象。他忙碌，但碌碌無為；他是市民課課長，卻并沒有切實解決市民訴求。辦公室裡的他不停地看着懷表，但時間對于他來說，隻是不停變化流淌的數字而已，他需要的隻是重複地在文件上蓋章、簽字。他為什麼而進行所謂的“活着”呢？為了守護自己的椅子。而在那套壓抑的體制中，最有效的作為是無作為。

病後的渡邊開始反抗。他來到辦公室，仔細閱讀文件，研究污水這個需要被解決的民生問題。在極其嚴格的上下級制度中，他敢于反抗上級，提出訴求。他一改假忙碌的工作作風，開始真正做實事，在外跑前跑後，到各部門聯絡推進工作，雖然每個部門都有難處，去最終被他勸服；到現場考察部署，與時間賽跑，終于在生命的盡頭留下了點什麼。

渡邊的發妻早逝，查出胃癌之前的他生命中除了工作，就是孩子，或者說他不敢出一點差錯的完成工作本身就是為了兒子。然而在他得知病情回家想和兒子說明時，卻聽到了他與兒媳對自己退休金的謀劃；在他以為兒子會叫他談心時，卻被冷漠留在門外。

于是他“不再”為兒子而活了。在生命的最後，渡邊想要獲得真正屬于自己的快樂。這種快樂分為三個層次：1）與三流小說家經曆的紙醉金迷；2）與辭職女下屬展開的愉快交流；3）生命價值的最終實現。

有什麼是沒變的呢？我依然從工作和生活兩個方面看：其實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可以說是變也沒變。他返還到了初始的狀态，回到了寫下《促進辦公室效率方案》的時候。那份熱情與對市民問題的重視，可能是三十年前他心底的東西，它們并沒有改變，隻是在漫長的二十多年被埋上了。而親情就更加難以被割舍了，死後的他還是把簽名、印章和申請退休金的文件留給了兒子。

死亡隻是一場漫長的告别。

毫無意義的活着才可怕。

最後想讨論的是影片後半部分衆人所争論的話題：誰建了公園？

日本在市政上實施的是議會市長制，立法權和行政權分别由市議會和市長來掌握并相互制衡，但極易導緻行政效率的低下。這種低效率在影片中也有所表現：市政廳内部僵化腐朽，職員人浮于事，職能式組織結構的缺點暴露無遺，各部門間溝通與合作十分困難。

公園由誰所建。渡邊？副市長？還是各個部門的合作結果？我們似乎不能簡單的得出一個确定的結論。

是渡邊對生命意義的覺醒使他下定了他為市民解決問題的決心，也是他的堅持不懈讓各部門同意了建公園的提案，亦是他在修建過程中的實地調研勇敢無畏保證了工程順利的完成。

确實，正如葬禮上一些人片面或苟且的說法，副市長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沒有公園課等的配合，僅僅單打獨鬥的市民課無法完成這份工作。

但是來到葬禮的市民的哭聲徹底回答了這個問題。特别是我們還可以聽到兒童的哭聲，赤子之聲更為純粹，這也是導演本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那麼，“公園”象征了什麼呢？人的一生不該簡簡單單碌碌而過，他總要給世界留下些什麼。渡邊留下的是公園，導演黑澤明留下的則是一部部偉大經典的作品，或許每一個平凡的我們也該思考生活的意義，搭建一座自己的“公園”。

參加葬禮的人大醉一場，在酒精的刺激下每個人都從死去的渡邊上學習到了什麼，但是清醒後複歸庸碌的行政日常。根本性的體制沒有改變，個人短暫的覺醒并不會發生實際的作用。

直面死亡的渡邊找到了人生的意義，他有所為，他不遺憾。

而繼續在壓抑的環境中重複無意義工作其他官員卻隻能在日複一日的“忙碌”中繼續被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