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并非一無是處，但在此隻想談談阿娟。

使用殆盡對阿娟是多重意義上的。

從生活狀态上，她始終處于做菜、洗碗、縫紉、處理水産的動作循環裡，當人們在餐桌上吃飯聊天時，她在做菜與端菜的折返裡，當男孩在海邊玩鬧時，她背着水産在遠方招手，當阿強需要用功時，她寫滿心得和心事的課本被不加詢問地征用，她是男孩愛情的客體，是一家歡鬧的支撐者，當鏡頭着力刻畫阿姨及阿慶家庭其樂融融之時，這個女孩被隐身幕後。

從人物前史來說，她被迫棄學、被施暴的經曆，不僅被創作者用來為其“主動隐身的家庭地位”提供了一種合理化，也被用多層次地利用在叙事張力上——前期她的沉默為觀衆和男孩提供一個被猜測、探究的懸念位置，後期她則被安排賦上一封直白到自剖式的信（你是否能想象一個為文鳥之死發出如此敏銳而詩意的感歎的女孩，會這樣向一個男孩訴說自己情感及身體遭遇的極端暴力，就像本來被蚊子一叮就有感覺的人，突然轉化成扯出腸子卻毫無痛覺一般）為這場男孩的離别提供最後一道情感升華。

再往前一點，她遲來地意識到寫着她的課本被哥哥征用而發火，換到的是一記推打，她倒在地上後「你還打我，要不是你不讓我讀書，我會遇到那種事情嗎」的質問，在跑出畫外後，并沒有得到下一個鏡頭的關注。接下來，當男孩被以舉家之力安排去往海上釣魚、讀書、在灘塗上共享一次巨大的建造、在日出時看到故事燦爛的實現——飛翔的魚精時，在這些日與夜裡，女孩是什麼樣的心情和神态呢，鏡頭輕輕地略過了這一切，好像她在那聲呐喊後再度恢複了隐形，這些都不曾存在，也沒有什麼因質問而得到改變。隻有在男孩即将回到台北時，女孩才又一次地被功能化地從故事邊緣召喚，她跑回家中，做什麼呢，去拿她唯一的那缸熱帶魚，連同那封信，獻寶給男孩。

這也就來到了第三方面，她的失學、她的夢、她曾經對生活的愛，與這具象化的熱帶魚一樣，被同時送給了這個在人生階段上最相近的男孩。即便我們知道，阿慶在海裡再怎麼努力護送阿強，電視上的同學、學長學姐再怎麼歡迎和支持這名被綁架的男孩，乃至教育局是否真的考慮過為他保送升學，對落在警車遠遠後面的阿娟來說都沒有實際上生活的意義，但故事并沒有呈現出對此任何的停留或疑問，它贊賞着溫情的一家人、祝賀着這名男孩，作者選擇了一個對她最缥缈的益處——好似另一個人的幸運能為她替代了漫長過去和未來的困境。

作為東亞家庭成長起來的我們，都太熟悉這種虛妄的移情手段，父母對孩子的、老師與學生的、情侶之間的，乃至國民對國家的，難道我們在電影裡，還要再次為這種移情手段所統治嗎？被強暴的經曆無法、也沒有任何必要為男孩（充滿快樂、溫情和夢想）的綁架做獻祭，男孩的夢想也永遠不會代替女孩的夢想。女孩失去的，永遠地停留在了那裡，僅此而已，請不要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