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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黴黴演唱會的小葉、茉莉和鐵梅。《好東西》放映後引發了諸多讨論和延展内容。然而,将這部作品置于以男性導演為主導的傳統電影框架中評判,未免有失偏頗。或許隻有當女性與男性在電影行業中的話語權和作品數量相對均等時,那些符合某種範式的評價才真正具有意義。與其對電影和導演進行放大鏡式的全面審視,更為長遠且有效的努力是:為這些上桌的女性,哪怕提供最微小的支持。讓能發聲的女人繼續發聲。顯然,這樣的“好東西“”仍然稀缺,上桌的女性也遠遠不足夠。電影是溝通方式

我排斥看一種類型的電影,這種類型的電影喜歡在節假日黃金檔鋪滿院線。它們通過誇張刻意的笑點升高情緒,再通過突兀的轉折催淚煽情。

這種好似“過山車”的情緒體驗,實則是猛踩油門隻上了一個土坡的情緒操縱與情緒落空。

一部電影開始放映,背後的創作團隊便通過影片與觀衆展開對話。《好東西》選擇了細膩的現實觀察與現代視角。重視觀衆、相信觀衆。這也是電影備受好評的原因。它的情緒曲線是自然的,與我們現實經曆緊密挂鈎。

電影裡的每個角色都在“好好說話”,導演沒有利用誤會去推動情節的發展,既沒有回避沖突也沒有回避解決沖突,利用語言溝通和肢體擁抱,當場解決問題。

有一條關于“你是《好東西》裡面的誰?”的微博,收到了很多網友的轉發評論。“我是看不懂暧昧揭穿朋友吃完飯會拉稀的人;我是愛情的障礙;我是地鐵上拉鐵梅往我肩上靠的那女的;我是賣二手拳靶給前夫的同城賣家;我是觀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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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地鐵上拉鐵梅往我肩上靠的那女的”

這種走出影院,在生活裡因為一些小事,突然想起的電影情節,就是電影的售後。

從《好東西》點映第一次觀看這部影片,直到正式上映,那段接近兩到三周的時間裡,我也和陸陸續續看完電影的很多朋友,讨論劇情,讨論細節,讨論與我們現實的關聯。影片雖然會結束,但它永遠儲存了我們的時間,成為了我們記憶的一部分。

而上一次從電影院走出,後勁很大的還是《宇宙探索編輯部》。此後,當一行人走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過一種飛沙走石的日子時,總會想到“Journey to the west”。

所以,并不是說,國内審查嚴格對我們的影響隻是少看點國内電影多看點外國電影,就可以了。這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我們仍然且一直需要“共同語境”下的創作。電影與生活的接近程度越高,對人内心的沖蕩就越是具體與龐大。而接近真實是對創作者的巨大挑戰,這包括對自我的袒露程度,和現實觀察的轉化。

《好東西》的體驗很像在看女性脫口秀專場,演員們的生活離我們很近,嬉笑怒罵中輸出觀點,可能有點冒犯但又幽默地輕松化解。我們當然無法因為一部電影,發生什麼改變,但做到了把我們一直以來積攢的、想說的話以電影的形式,堅定敞蕩又富有激情地呈現在熒幕上,像在組成着新遊戲燈箱上的光,我們需要這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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