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推焦納粹标志逐漸放大，然後爆炸升格。61年這麼玩兒很前衛。13min鏡頭圍繞發言的韋德馬克一周。17min整對馬克西米藍謝爾直接用了一個邵氏鏡頭！因為在這個鏡頭中直接讓謝爾從經翻譯的德語改用英文緻辭。
此片中雖然馬克思米蘭謝爾用德語口語的英語與法官曲塞對話（此情形同樣見于此片中其他跨國别對話，但有意思的是，蒙蒂克利夫和蘭卡斯特這兩位扮演德國人的演員都并不會說德語）明明雙方都能夠不經由翻譯而明白彼此，但卻仍在戲劇動作上還原真實情況：默認二人使用語言不通而要抓起聽筒通過同聲傳譯交流。
而在另一段落傳喚蒙蒂克利夫扮演的證人上庭時，美國控方韋德馬克先像他詢問，二人通過傳譯交流，此時克裡夫特的表演格外突出了這種因語言不暢和翻譯的略微延遲而導緻的溝通卡頓和頻繁思索。而在韋德馬克完成詢問後，謝爾代表的德籍律師接手，他建議克裡夫特“拿下傳譯聽筒直接交流”，可事實上我們看到，他們兩人仍用英語完成了對話，韋德馬克方才也是這麼做的。當然，在此片中也有特殊橋段：開庭時屈塞質詢蘭卡斯特是否認罪服辯，蘭卡斯特不為所動，此時謝爾像庭上提出抗議，“原告對于法庭的審判權力表示懷疑”一句謝爾用德語發言，鏡頭給到傳譯員，用英語複述庭上。此後所有本應需要傳譯介入的對話，在視聽上均無具體鏡頭表述，也沒有讓演員用除英語之外的語言發言。僅僅隻有剛才所講的戴上或摘下傳譯器的動作表述。我們可以說，在這個美國電影中，英語毫無疑問是占有絕對霸權地位的，導演每一次讓其他語言“闖入”，都是别有用心的詞語調度，在這裡更像是是一種“戲劇語氣”的表述，觀衆在熟悉的詞句語調中幾乎處于一種“語言的無意識”狀态、此時唯一的主導是影像事件的發生，而外語的“不和諧音”的突然介入，打破了這種狀态，使觀衆從影像語言空間中驚醒，又回到了日常的語言空間，這讓觀衆驟然感到陌生，從而警覺地思索到“影像”這種正在發生的存在，進而，觀衆反應到：謝爾隻不過在扮演着一個角色罷了，這是我們面前的一出好戲！但紐倫堡審判作為一個真實的曆史事件毋庸置疑，這就形成了一種參照關系，一種互文性——影像獨立于現實又再生産之。而影片持續進行，事件的推進讓觀衆來不及思索這一表述的内涵遍被迫被其裹挾前進，他們在影像持續不斷的推進力的包裹下放棄了對于實在的追求而将自身和判斷力完全交給了銀幕上的發生。聽之任之，直到落幕，才可能從中醒來，但這一種知覺卻不會因此消彌，而會不斷的侵蝕我們的日常語言經驗。好萊塢也正是在這樣的互文性之中不斷加強影像的神秘主義傾向和對觀衆的精神控制，用另一種“語言”說教、輸出、批判、緬懷…如此片中一些段落，操控了觀衆的情緒，用這樣一種手段，一種極為高明的導演把戲，一種運用電影的自我呈現機制而達到戲劇效果的絕妙手筆。
于是，我們看見了一個重要問題——語言在電影（另一種籠罩性的語言）中幾乎無關緊要，重要的則是不可說的現實經驗的具象化及一種超語言邏輯的行為方法。這也即影像的存在，作為一種知覺的存在。而在今天，它幾乎強大到可以和語言分庭抗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