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女孩》之後，《彙票》（Le Mandat）是塞姆班的第一部彩色電影嘗試，這部電影同樣屬于德勒茲的“少數”概念的範疇。影片同樣以一種外來文化作為背景（從法國寄來的彙票），并借由這種外部的沖擊來攪亂本有的非洲“落後性”生活。這種叙事結構一直保持到塞姆班的晚年創作中，在他生命倒數第三年，2004年的影片《莫拉德》（Moolaade）同樣是設置了從法國回來的村長兒子功成名就，并見證了自己村莊的愚昧與滞後，最終說出了典型性的宣言“爸爸，懲罰一個人很容易，但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未來人人都會看電視”。而在《彙票》中，塞姆班繼續着自己對于“西非—法國”二元結構中的意識形态沖突和經濟結構描摹的嘗試。在《彙票》的背景中，黑人男性作為一種懶惰、遊手好閑、不勞而獲、狡詐的形象出現，而與之對比的，是貫穿塞姆班生涯的善良正直、果斷勇敢并用于抗争的女性角色（無論是《黑女孩》中的保姆、《彙票》中的妻子，還是《莫拉德》中阻止割禮并施用巫術的女人）。西非女性的此類面向在塞姆班的電影中，第一次以一種系統化的方式，呈現在視覺媒介的留影中，這正是一種“少數”意味中的使不可見可見。

進而，若将視角放到德勒茲對于“少數”概念的一個前提的揭示上，即古典政治電影與現代政治電影之間的一個區别在于，現代政治電影将公共領域與私人空間的那種透視關系取消，而“私人事務跟社會或政治直接性混淆在一起”[1]。繼而帶來的區别，簡言之，作為群體性的階級隻是通過“少數”的人民得以展現。例如，《黑女孩》中黑人女性勞工的個體展現，并且通篇直白的旁白，成為影片表達方式極端向内收縮的力證；《彙票》對于黑人男性“家庭之主”的個體性反思，雖然折射着整個西非社會男性的懶惰、反現代化、偏向于愚善的誠懇，但是其并不是通過一種嚴格的“透視關系”展現整個階級，而是将那種“尚待整合”的人民的無限性呈現出來。德勒茲将這種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電影是在這種少數狀态之中，“片段化”與“爆裂”中形成的。

[1] 德勒茲.電影II:時間—影像[M].黃建宏譯.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