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個視頻鍊接????：【十二年萬裡追兇！被執念所困的普通人 張譯新片《三大隊》觀影感受-哔哩哔哩】 https://b23.tv/4982Qgr

今天看完了《三大隊》，和這個暖冬很是相襯：一部不那麼刺激的追兇片。

18年讀了網易人間工作室的這篇年度點擊冠軍《請轉告局長，三大隊任務完成了》，故事不長，卻有種潛在文字下的澎湃感。如今經曆影視化改編後，這份平靜之下潛匿着的洶湧仍然得有很好的保留。

這是一部典型的“陳思誠式”的電影，又是熟悉的“陳思誠+青年新銳導演”的創作模式，融彙和調用公衆之于公共話題的樸素關注和情緒傾斜，以人物對外部環境變化的直觀知覺推動叙事和人物弧光的呈現。攝影風格上，多數時候向觀衆隐藏攝影機的存在，克制的視聽語言、直白明快的剪輯節奏、突出情緒積蓄的節拍器打法，在快節奏的叙事中呈現一種元素的雜糅和符号奇觀。在《三大隊》中，這一規範繼續沿用，但也能看到戴墨導演個人風格的探索嘗試。

原型故事既已足夠動人心弦，怎樣在類型化叙事的兩小時中壓縮數十年的追兇路途，又怎樣把握這之中真實人物的塑立和蓦刻，如何去完成紀錄文學的藝術化視覺呈現，怎樣在演員獨特演繹風格之中找尋讓觀衆共情的抓手，這很不容易。

在看的過程中會産生很多自然的聯想，影片之于九十年代獨特氣質有着敏銳的捕捉，張譯飾演警察角色的堅守和倔強會讓人自然而然地讓人想到年初《狂飙》中的安欣，張譯之于這類角色克制的沉默中偶然的爆發演繹的十分精準，“執念”的表現在很多細節的表現中一步步推動着情緒。但程兵的确不是同樣執着着的安欣，他是個活在過去的人，遇害的小女孩青春才剛剛綻放，破碎了的三口之家，為追兇而引發疾病逝世的師父，由此中斷暫停了的人生……所有這一切，讓他與記憶糾纏，與過去糾纏，與自己糾纏。

而這份糾纏帶來的，是更鮮明的人性的立體呈現，是關于自我存在認知問題的真實思考。最後離隊的蔡斌在起初是最不積極的一個，鑽研佛法也隻是為了逃避過去，他說“我執”，“執”的是什麼，是對自我存在的執着，佛學中認為有一個獨立、永恒的自我實體。佛陀教導我們要超越這種執著，認識到一切都是無常、無我、空性的。蔡斌會重回三大隊，事實上也正是因為他難以逾越這份執著，他在最後勸程兵的“人得向前看”也出于這份難以逾越的無奈和妥協。

所有人都在勸程兵向前看，受害的小女孩父親勸，陸續離場的隊友們勸，曾經的上級勸，甚至師娘也拿出師父追兇時的“脆弱”來勸他放下。在那個普遍追求增長的年代，因為前方總是充滿着未知的驚喜和可探求的收獲，所以“向前看”似乎意味着一種可确定的安全感的依附，所以同時，“放下”就是在承認一種失去，承認生活中确有無奈的遺憾，承認前方有着可追求的生命意義。

這種對“向前看”和“向後看”集中回顧，從“東北文學”受到關注，到大批九十年代風格的影片出現在市場，本質都是經濟轉型在文化現象中的體現。當向前看不再意味着發現，不再意味着獲得，那我們又應當怎樣定義我們自己呢？

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探讨了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關系。他認為，存在主義是一種主觀的哲學，它強調每個個體的選擇和責任，每個人都必須為他人的選擇負責，這也涉及到對他人自由的尊重。

王二勇被抓的時候一直在說“我，不是我”，似乎“我”的邊界被抹平了，多年來他謹慎細微，他學着去做一個規矩的人，去抹掉過去髒污的記憶，他有了穩定的生活，他選擇了忘掉這一切。程兵已不再是警察，他本也可以選擇抛掉這些痛苦，可太多的痛苦壓負在他的肩上，他必須要為過去求得一個答案，他必須要為他人做出這份犧牲的選擇，這是他的哲學。而王二勇真的能抛下過去嗎，不，他下意識的謹慎，他暴虐的流露，他“上廁所時要玩俄羅斯方塊”的習性是無法抹除的，人永遠不可能真正改變為另一個人，沒有人能完全和過去割席。

而本片的真實感還在于其他隊員的陸續離開的呈現，他們同樣是可愛可親的一群人，敢作敢為，紀律嚴明，功夫了得。三大隊剛集合複出的時候是本片的一大燃點，活寶式的老廖、媳婦不離不棄的坤兒，都給影片帶了很多笑點，正是這些活生生存在着的人們在為了這份看似不太可能尋求的正義在奔波，哪怕他們已脫下制服。但也正是隊友們或因家庭或因姻緣或因疾病“掉隊”，才對比出堅守這份信念的程隊的執着。他對于存在的認定與蔡斌的“我執”不盡相同，更是接近于存在主義，強調個體的自由、責任和選擇，關注個體如何在存在中找到意義。它的焦點更多放在個體的自主性上，而不是佛教所強調了的超越個體存在的執着。他為他對王大勇的憤怒傾卸的選擇承擔了後果，他也始終堅信要讓王二勇為他的選擇付出應有的代價。這是他的人生觀和選擇觀，也是他這份頑強的執着的信念來源。而蔡斌最後躺在河灘問自己“我是誰”，也恰恰證明了他在這一連串過程中對自我認同的迷失。

《六祖壇經》曰“無所執念所念是正，有所執念所念成邪。”所以要“一念放下，萬般自在”。可程兵偏不忘，偏不能忘，小女孩腦後淌出的鮮血堆疊出魔鬼的血影，這讓他怎麼忘？師傅因為追兇命喪于途，這讓他怎麼忘？因為王大勇的淫賤的挑釁和王二勇不知所蹤的猖獗，三大隊淪為囚徒，家人疏遠，警服被剝，這讓他怎麼忘？所以這份執念困着他，他脫不得，也逃不掉。

這裡存在一個劇作的博弈，影片并未過多涉及到群衆對于三大隊的支持，隻有追捕王大勇的群戲和受害者父親送的茶葉蛋呈現了這種和諧的警民關系，這使得程兵執念中信仰的支撐有些弱化，但如若在出獄後群衆予以理解和熱情，那隊友的退出勢必要受到負罪感的綁縛，所以在兩難中選擇于此，也在之後通過流氓惹事一段予以補充。

在影片的叙事結構中，除了時間的順延外，還有着空間地理的轉變，從茂名到長沙再到德陽到沈陽再回到茂名，一次次的追尋，一次次的摸查，一次次的行動，程兵手裡的線索堆積成一座高山，他是推石下山不知疲倦的西西弗斯，他是移山不怠的愚公。而在這個過程中各個城市特色的呈現和空間的鋪開由于快節奏的叙事顯得輕率，有種“流水賬”的感覺，這個問題在《拿破侖》中同樣存在，但影片之于凝練有效的對白書寫、恰到好處的包袱抖開以及精準的情緒捕捉也算較好地遮掩了這個不足，畢竟時長限制，可以理解。

影片淡化了“刑訊逼供”的負面性，以合理的情緒動機巧妙消解了這個略顯沉重的話題，也讓程兵與家人的疏離自然地發生，“孤勇者”的堅守形象也就得到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