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uple is a chaos.

雪白的山間木屋,安靜的一家三口和一隻狗,未曾想到混亂的降臨會給每個人帶來墜落和審判。

在全球範圍内狂攬包括戛納電影節金棕榈大獎、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等280項大獎及提名後,導演茹斯汀·特裡耶帶着她的電影《墜落的審判》一同來到她所觀察到的“映後讨論女性主義最多的”中國。

...
茹斯汀·特裡耶

這次,她講述的是這樣一個殘酷的故事。在阿爾卑斯山脈的懷抱中,一座複式結構的木屋如孤島般靜默而立,隐匿于雲霧缭繞的山間,仿佛被世界所遺忘。

沒有鄰居的喧嚣,沒有朋友的足迹,隻有夫妻二人、他們視障的兒子和一隻狗。整個家庭的生活節奏被不為人知的夫妻争吵和瑣碎的日常所填滿,繼而又被一場突如其來的無聲的墜落所打斷。

...

專注接受新書采訪的妻子,忽然被樓上丈夫循環播放的強節奏旋律打斷,伴随而來的是箭在弦上的緊張和沖突。狹小的木屋依然安靜,卻見證了這場沒有目擊者、但終将被世俗的法庭用放大鏡來審判的悲劇。

這場悲劇中的每一塊木片、每一道裂紋、每一件物品,都被毫無預兆地沾染了現實的沉重與命運的無常。還有生活其間的人,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言語,掙紮、沉默、悄然哭泣與内心絕望的呐喊,都在漫長的審判中無聲地回響。

...

影片中的木屋與法庭,一個向内,一個向外,與世隔絕的安靜與甚嚣塵上的争辯,構成墜落和審判之間彼此勾連又彼此互斥的叙事場域。

相比一般的法庭戲,茹斯汀·特裡耶是用婚姻作為更深入的影像切口,探讨法律系統如何利用虛構的物理性“證據”來審理案件,以及在此背後的性别歧視與保守假設。

而劇本分工的精妙之處在于,法庭戲用大量的筆墨來展現檢察官對桑德拉的審判,書寫着當被審判者的犯罪動機不可證僞的時候,控方是如何妄加推測,以及這些推測可能如何地遠離真相。我們得以目睹,檢察官是如何淪為主觀釋放惡意卻不自知的“不可靠叙事者”。

...

影片《墜落的審判》堪稱用人物情緒和氛圍構建電影真實性的絕佳範本。犯罪紀實和心理剖析的元素,在特裡耶精密編織的叙事網絡中被融合得天衣無縫。作為觀衆的我們,則在緊張的故事推進中,一邊不由自主代入推理角色,一邊被提醒着不斷反思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

特裡耶在采訪中多次提到,她向來對犯罪紀實故事有着濃厚興趣,并希望通過這部電影展現一些非常複雜且模糊不清的主題。即使當影片結束時,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并與現實形成強烈的互文:它們噓枯吹生,甚至在世界不同國家都有着極為複雜且得不到統一答案的理解偏差。

...

但特裡耶并非是想以懸疑貫穿整個故事,正如她所言,她也絕不是想用一個形而上的或者泛泛的“女性主義”理論作為創作支點。當一位女導演想要更具體、更近一步讨論夫妻間的親密關系時,比《婚姻故事》更深刻的“墜落”之陣痛和“審判”之撕扯便徐徐揭開。

在現代社會中,女性本就難以避免地面臨種種偏見,在家庭關系的地位和選擇上往往面臨着更為露骨的生存困境:

桑德拉的雙性戀身份成為案件中的不利證據,是社會對女性及性少數群體的不公評價和刻闆印象;

...

回憶中最為狼狽不堪的木屋吵架戲,展現的是當男性被調換位置,置于傳統家庭性别秩序中的第二性時,那種性别力量失衡帶來的“墜落”會真正演變為戴錦華說的“跳樓”,而這也正符合弗洛伊德曾經提出的“客體性焦慮”;

當桑德拉在中餐館看似“慶祝勝利”結束後重回家中,兒子和她交流的語言已經悄然地從慣用的英語替換為法語。這種由親密關系羁絆離合導緻的陣痛将永遠持續下去。相比厘清過程真相,收拾殘局往往是更必須履行的母職。

...

特裡耶最終向觀衆們所傳達的是,女性主義之外更需要被剝絲抽繭、令人無限回味的人性議題:法庭上的審判看似是剝奪個人私密性的噩夢,但實際上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又何嘗不是面臨着法庭之外的審判,它們普遍地存在于網絡或現實的一次次吃瓜中;幾乎每個人都是不可靠的叙述者,都在創造一種無意于接近真相的叙事。

當均質化的商業大片開始或多或少地關注起第二性,當教化性與符号化的口号、理論和概念,開始悄然越過第一性的叙事與創作,我們在當下所需要的又究竟是怎樣的女性主義電影呢?是《芭比》還是《熱辣滾燙》......?

...

我們最需要的或許正是像《墜落的審判》這樣,以女性的視角作為第一性主體,自動帶出性别與人性的雙重反思的相輔相成的作品——

在我看來,女性被賦權或者女性主體本身的求權,并不會如想象中那樣給現有的性别權力結構帶來墜落的危機,也因此更不應該被人們用世俗的目光所裹挾、用刻闆的價值排序苛刻地進行審判。

更深的廣義是,當我們試圖依靠窺視得出的“罪證”、不可靠叙述、主觀想象與構陷去接近他人私生活之前,不妨請先尊重生活的真相。

...

帶着以上的種種思考與疑問,我們跟電影《墜落的審判》的導演、編劇茹斯汀·特裡耶女士展開了一次獨家對話:

看電影看到死:法庭電影的最好看之處,往往都在于叙事層面的分工,在于如何講故事。其間關乎所謂的犯罪事實和真相陳述,不同的證詞給出不同的答複和陳述。

影片中有一位檢察官的角色操控着所有觀衆的視點,就像我們通常所稱的“不可靠叙述者”。在創作劇本時,您是怎樣利用拷問與證詞去設置叙事分工的?

茹斯汀·特裡耶:首先,我本身就對法庭、庭審這類題材充滿興趣;創作時,也跟一位著名的律師合作了很久,他是我們的法律顧問。拍攝時,法庭戲的部分其實非常難拍,我也做過一些取舍,對人物有所删減。

為保證整體性,在影片所有的拍攝手法上,無論是通過對法庭上的證詞的審判,還是通過桑德拉的小說去尋找一些蛛絲馬迹,我都是不停地切換各種各樣迥然不同的方式與視角來呈現的,這種拍法也會連續不斷地帶動觀衆的注意力。

...

因為媒介和公衆隻有通過不同的表達去尋找真相,律師其實也在做着同樣的事。而他們所有人都不在場,沒人知道真正發生過什麼,也許隻有狗狗看到。所以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如何用不同的視角去講同一個故事。

關于檢察官這個角色的設定,首先他就是一個很強勢的男性形象,他是一個惡人。從整體的戲劇呈現和編劇專業的角度來說,他的存在也會讓主角的處境顯得更加艱難。

同時,這個人也不是隻代表他個人的一些看法和态度,其實我也想通過他,去反映整個社會對桑德拉這樣一個女性形象的質疑和批判。從社會層面看,她整個人就會由此被貼上種種不合常理的标簽和負面的評價。

...

看電影看到死:影片中的丈夫是一個妻子的輔助者,他生氣憤怒,在家開音樂打擾妻子接受采訪,索性将自己人生的問題全部歸咎于妻子。為什麼這樣設置丈夫角色?

茹斯汀·特裡耶:這次來中國,我聽到不少關于男性與女性在夫妻關系中的職權與地位的讨論,我是震驚的,同時也是被深刻撼動的。人們頻繁地提到,男性與女性的位置在家庭性别結構中被調換這一點,這是貼近現實的意義。

而在《墜落的審判》當中,我認為挺值得注意的是,當法庭正式宣判桑德拉無罪之後,桑德拉也并不是真的就此“赢得勝利”。因為男主角生前處于更弱勢的位置的懊惱,還有他的死亡,都将會持續影響桑德拉之後的生活局面。桑德拉将會持續處理丈夫的死亡帶來的殘局。

...

看電影看到死:直到片尾,最終都沒有筆墨觸及到女主角和律師發生任何關系,我長舒一口氣,真的很感謝您這樣的處理。記得之前主創們在采訪中曾就此充分讨論過,您最終是如何做出現這樣的定奪和取舍的?

茹斯汀·特裡耶:首先,桑德拉這位女主角的私生活本身就已經完全被暴露在衆目睽睽之下,她連同她的私生活一起被凝視、被偷窺、被分析。從劇作層面來說,确實也沒有多餘的位置再提供給她和律師的感情線。

還有一點,事實上他們在結束庭審後去中餐廳那場戲非常重要。表面上,他們看起來是在慶祝庭審赢了,但其實完全是充滿着悲傷的氣氛,甚至他們連個擁抱都沒有。這位律師以前很愛女主,他也許現在還愛着,但是我們無從得知。但因為這場審判,因為這一系列事情,他們之間從現實來說也就沒有什麼可能性了。

...

看電影看到死:我非常喜歡您這部電影的一個原因是:世界範圍内,很久沒人能塑造出一個如此複雜的身處家庭中的獨立女性,而且能把為人妻、為人母、為女人、為社會個體的各種屬性都在同一個故事中表達出來。是如何做到将女性在家庭中不為人知的隐痛如此缜密地在影像中揭開?

茹斯汀·特裡耶:在寫作之初,桑德拉·惠勒也賦予了我很多對于生命隐痛中的私密感的建構之思考。影片中,雖然我想探讨婚姻中的夫妻關系,但女主角不管是基于妻子、母親還是其他屬性,她都不認為自己應該是完美的。這非常重要。

我不願說她是完美的,不管從任何一個女性扮演的社會身份或者角色來說,她都是複雜的、充滿多面性的可能。而社會總是這樣:當一個女性擁有了權力,她就會自然而然地被外界警惕,人們因為警惕而想把她拽入泥潭。

...

看電影看到死:桑德拉·惠勒把這個複雜多層次的角色演得非常到位,您當初為何選擇她來飾演女主角呢?想知道您是在看過瑪倫·阿德的《托尼·厄德曼》之後産生的意願嗎?

我相信,好萊塢還有許多優秀女演員等着跟您合作,比如同為探讨夫妻關系的《婚姻故事》中飾演妻子的斯嘉麗·約翰遜。能跟我們透露您接下來想合作的女演員嗎?

茹斯汀·特裡耶:我的确看過《托尼·厄德曼》,那也是我最愛的四部電影之一。但選擇桑德拉的原因更多是因為,她的表演非常真實、幾乎看不到任何的痕迹。她平時演的更多是戲劇,所以那種在其他演員身上痕迹很重的表演方式,在她的身上幾乎看不到。

其實我們倆認識的年份更早,大約是在十一二年前,當時是在柏林電影節上,桑德拉給我的短片頒獎,我當時就很喜歡她這個女人。再後來就是看完《托尼·厄德曼》之後,我決定要找她來演我劇本裡的這個角色。我們在此之前也有合作過《西比勒》,那個角色就是為她而最終書寫成那樣的。

...
《托尼·厄德曼》中的桑德拉·惠勒

...

拍《墜落的審判》前,桑德拉·惠勒隻問過一個問題,就是到底這個角色是否有罪。她幾乎要求素顔出鏡,不要求精緻美麗的妝容,也非常地投入。拍完後我甚至覺得她的一部分進入了我,對我來說這是很稀有的體驗。

我很喜歡《婚姻故事》。但我覺得,斯嘉麗·約翰遜扮演的妻子在這部電影裡仍然是處于較為弱勢的地位。她同樣是富有力量的女性,她可以顯得更強勢。我曾經跟斯嘉麗·約翰遜私下見過一次,當時我們還沒談到合作相關的事,但我很樂意同她合作,她是非常優秀的演員,希望有一天有這樣的機會吧,誰知道呢?

...
《婚姻故事》中的斯嘉麗·約翰遜

看電影看到死:近兩年來,世界範圍内湧現出各種不同類型的打着“女性主義”旗号或以女性為主角的電影。我認為您的《墜落的審判》是一部很标準的女性電影,作為導演的您是女性,領銜主演是女性,叙事也是從女性的視角切入。

您也曾在戛納拿金棕榈時說,“我想将《墜落的審判》獻給所有女性”。每個好劇本都需要一個創作支點,您認為您的創作支點是“女性”或“女性主義”嗎?在您看來,當下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女性主義電影?

茹斯汀·特裡耶:我的這次創作,其實起源于生活在噩夢中的反思,我的女兒給了我很多靈感,所以我最早想到的其實是孩子視角。我想拍一部男女關系的電影,而孩子是這段親密關系帶給對方的存在,也是離合得失的最大共享者。

影片《墜落的審判》當然是一部女性主義電影,我感興趣的是呈現女性的複雜性與她們所處的被社會強加價值觀與道德審判的複雜的外部環境。但我很反感在創作初期用一個論點或一套理論支撐起一部電影,我們不該隻為了理念而創作。

我認為,真正好的女性主義電影最重要的是,不必去照顧男性的想法和視角,而是回歸到女性作為自我的第一性去思考和行動。因為男導演從男性視角切入的作品,我們已經看過太多,有時候也會不由地代入其中,并對此感到可信。

...

撰稿&采訪| Celeste;公号| 看電影看到死

編輯| 騎屋頂少年;轉載請注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