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老闆而言，員工全身心或如機器一般精準地完成任務是他們的最大願望；而對員工來說，許多工作現在回到了它最原始的目的，即賺一份工資與口糧。因此，如果能把工作與生活徹底地分開，或許也并非一件壞事……
伴随着當代數字媒體與新技術的出現，導緻傳統8小時工作制在許多職場場景下被日漸分解，原本在固定時間與空間内的工作開始彌散進個體的24小時生活，從而導緻了當下一種普遍的“生活成了工作的點綴”結果，也進而使得曾經古典的“工作/生活”二分模式被颠覆。
...或許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近來的熱播劇《人生切割術》中，盧蒙公司就開發了一項叫分離手術的新技術：個體記憶被一分為二，一份屬于公司内的工作狀态（稱作innie），一份屬于外面的生活（稱作outie）。然而恰恰是這個被盧蒙公司宣傳得十分完美的新技術開啟了對傳統個體存在、記憶和自我的摧毀與重塑。
在許多評論《人生切割術》的文章中，人們都關注盧蒙公司分離手術的目的，即為了分開工作和私人生活，從而讓兩者都能不受彼此影響而達到最好的效果。但這一點卻恰恰是對現代晚期資本主義工作現狀的補救，就如《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一書中所指出的，當下個體的工作時間早已經超過了傳統的8小時制，并且這種新的工作模式——尤其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彌散性——導緻人們幾乎24小時處于一種“工作”狀态。
也正是在這點上，我們能夠發現劇中盧蒙公司的矛盾之處，即它還遵守着古老的8小時工作制，并且容許員工下午5點下班。相較于我們當下所處的工作環境和狀态，盧蒙公司更像是一種傳統的公司結構，或說是古典公司制度的稍微現代版本，而非真實的當下狀況。或許，從一開始作為一部科幻劇的故事設定本身，盧蒙公司更像是一個隐喻，是對我們當下所處的社會、工作以及其與個體生活和存在意義的展現。
撰文｜重木
作為現代規訓機器
盧蒙公司與其說是一家資本公司，不如說它更像是一台現代經典的全權機器（Totalitarian Machine）。許多評論指出它與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讨論的“邊沁監獄”（或稱為全景敞視監獄）的相似性。區别于傳統展示性的暴力懲罰，現代規訓制度的運作模式變得更加細膩和隐秘，并且它主要作用于個體的身體，通過各種技術和手段，把人的身體當作一種工具和媒介，從而使其被控制在一個強制、剝奪、義務和限制的體系之中。而這一規訓手段最主要的目的甚至不再是終結錯誤，而是為了實現一種“靈魂控制”，即“不僅控制他們的行為，而且控制他們現在的、将來的、可能的狀況”。
...在《人生切割術》中，盧蒙公司對此有着一系列完善且細化的規訓方式，其目的也是為了能夠通過消滅個體的多種不必要的情緒達到一種自我控制的理性狀态。就如當下諸多公司内部的企業文化或規章制度也往往有着此類作用。這一狀态與他們的工作有着密切的聯系，但很顯然恰恰是“機器化”的個體改造導緻其不得不面對可能的問題。因為無論如何，個體總非機器，任何一處短路或是稍猶疑就可能對整個流暢的系統造成短路。新員工赫利的到來以及其極具個性的叛逆氣質，成為這個一向風平浪靜且總能準時完成公司季度任務的宏觀數據精檢部的問題。
在很多地方，《人生切割術》都流露出典範式的理性和科學主義，很大程度上，它也可以看作啟蒙主義最極端的産物。在以賽亞·柏林的《啟蒙的時代》中，啟蒙主義的重要理想和信念之一便是人類最終能夠僅僅依靠其理性來建構一個良善的塵世之國。而伴随着其後科學技術的發展，機器與科學理性漸漸成為個體理性中的主角，一種科學主義與對機械規律的着迷讓現代思想中充滿了對理性規劃的信念。也正是在這一普遍思想的影響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才得以獲得自信，而其中的工作問題，尤其是對效率和标準化的追求，使得社會經濟發展得到了質的變化。
...埃倫·拉佩爾·謝爾在其《工作：巨變時代的現狀、挑戰與未來》中便指出，恰恰是工業時代雇主們對效率的追求，使現代工作的細化和标準化得以實現；而因對效率的關注，使資本主義經濟得以迅速發展，但與此同時産生的問題便是“效率至上”所導緻的剝削與對員工個體生活的侵蝕。在《人生切割術》中，盧蒙公司的部門細化、員工工作的隔離幾乎到了一種妄想的程度，這種絕對的制度隔離對現代工作個體的意識和道德産生了鮮明的影響。
成為一顆“螺絲釘”
現代工作的細化和标準化帶來的一個典型特征，是職業道德和規範的重要性增強，在日漸分化的工作模式之中，員工與員工之間的交流漸漸降低且對彼此的工作内容所知甚少。伴随着現代專業的分化和隔絕，導緻每個人隻要圍着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辛苦耕耘就行，這取消了他們對于自己工作整體的關注以及工作本身的價值問題。
...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了鮑曼在其《現代性與大屠殺》中對德國納粹大屠殺中理性且極具現代工業模式的官僚機器的反思，而如果我們再結合漢娜·阿倫特在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對艾希曼的觀察就會發現，恰恰是“各司其職”這一現代工作美德，導緻員工們的“螺絲釘化”，從而讓他們不必去思考和質問。在《人生切割術》中反對分離手術的宣傳單中便出現對技術造成的個體“道德選擇自主權”剝奪的警告。每個人隻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至于這一工作内容或是其價值問題則不在他們的考慮之中，因為他們幾乎從一開始就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工作在整個系統中所起的作用和意義。
...在這裡，工作和個體自身不再存在任何關系。尤其是如劇中馬克等人所做的數字技術工作，更是與傳統需要身體參與的勞動和工作不同，這也消除了它對個體帶來的直接意義。它隻是一項需要完成以獲得獎勵或工資的任務，對個體本身的生活和生命不再産生任何積極的影響。
或許也恰恰正是這樣的觀念，使得盧蒙公司認為其分離手術是可以被理解的。在很大情況下，我們能夠理解馬克的選擇，他說“工作隻是工作”而已，是一份自己日常生活不需要的記憶，因為它和我們自身無關。因此盧蒙的分離手術就是為了進一步解決傳統中關于工作/生活二元的苦惱，這一手術本身也正是建立在這一意識形态基礎之上。為了更好地工作與私人生活，徹底使兩者分離，從而也就避免了我們當下所面對的生活工作化的困境。
工作不再是為了獲得更好生活或是實現個體意義和價值的手段，反而成了個體存在的目的，最終導緻人的異化。其實，分離手術就建立在工作和生活可以絕對無關聯的基礎上，從而質疑了傳統認為的個體能從工作中獲得自我成就、認同和創造性的觀念，進而也徹底否定了韋伯所發現的新教倫理在現代工作中的延續。盧蒙公司的分離手術幾乎從字面上粗暴地理解了這一異化問題，從而選擇徹底切斷工作－生活的聯系來保障雙方的完整性，但問題也由此而生。
自我剝削與簡化
盧蒙公司分離手術的“副産品”便是對個體意識與記憶的一分為二，而其所挑戰的便是西方自柏拉圖以來就強調的自我同一性（identity）問題。或許《人生切割術》最精彩的部分是我們在這樣一種外科手術的介入下，個體能夠在不同的空間中展現不同的“我”，且二者一般情況下不會出現交叉。雖然盧蒙公司一直強調分離手術的不可逆，但我們最後發現它其實是可逆的。由于記憶與意識的不共享，對個體自身而言，innie和outie完全具有自我獨立性（指分割後的工作、生活兩種模式）。他們雖然都知道在外面還有另一個自己共享這具身體，卻已經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了。
...但這樣的彼此獨立本身卻又是脆弱的。就如我們在第一集看到的對赫利一系列操作所展現的，盧蒙公司在為剛剛完成分離手術的新員工介紹完情況後，便會播放他們outie的視頻，且視頻中的内容也大同小異，即表示自己是自願參與分離手術的，由此來安撫或是打消innie在公司内的不滿或辭職傾向。在這裡，公司内與生活中的兩個自我是存在等級的，後者主宰前者，就如當赫利想盡辦法希望辭職時，她看到自己的outie錄制的視頻，後者強調：“我才是真實的人，你不是。我來下決定，你沒有這個權力，給我乖乖在公司幹活”。這便是吊詭之處。
許多評論指出此處的隐喻是現代資本主義工作制度中的規訓通過内化而形成的自我剝削和壓制。一方面，我們可以這麼理解，但另一方面，我們或許還可以就此來讨論個體同一性本身的霸權問題。這一同一性霸權也是當代最典型且隐秘的剝削形式，即個體削減自身複雜性，從而導緻（或渴望）自身處于一種純潔的狀态之中。恰恰是在這一削減過程中，我們進行自我規訓的同時也對自身非人化處理。在《人生切割術》中，宏觀數據精檢部的四位員工都因為某種原因而自願地選擇接受分離手術，男主馬克的經曆或許最有代表性，他為了逃避妻子車禍身亡之後的痛苦和悲傷而選擇分離手術。
...分離手術在這裡像是記憶剪切器或是對個體感受到的複雜情緒進行抹除的手段，尤其是痛苦、悲哀和難過等“消極情緒”。而盧蒙公司的分離手術所面對的也恰恰是人類身上的各種情緒，在這裡，我們看到個體需求和現代工作模式需求之間的聯結點，即對于自我情緒——非理性——的逃避。這一方面是科學理性本身對非理性的壓制，就如福柯所說的，理性的建立本身就意味着一系列非理性被排除；另一方面則是現代個體在面對自身情緒問題時漸漸失去了處理和應對的能力，轉而祈求一種機械式的或是科學式的管理。彌漫在現代社會中各種各樣的情緒管理或是情緒練習課程背後所分享的也恰恰是這一套意識形态，古老的“做自己情緒的主人”從古典的修身藝術轉變成當下的理性、科學甚至是醫學化的管理。
...無論是在《黑客帝國》還是《楚門的世界》，我們都會發現，對理性的、科學化且管理井然有序這類極具全權意味特質的颠覆往往來源于個體的“非理性”情緒，而其中又往往以愛情最為經典。在《人生切割術》中，宏觀數據精檢部中原本最循規蹈矩的埃爾文最終恰恰是因為自己所喜歡的對象的突然離職而決定參加其他三人的“颠覆”計劃，而在第一季的最終，我們也發現馬克的innie在公司外蘇醒且發現了自己妻子并未去世。
除此之外，另一個有意思的點是赫利這個新成員，她幾乎從一開始就十分反感在盧蒙内工作，且一直尋找各種各樣方法和手段希望能把消息傳遞給自己的outie，最終甚至不惜自殺。對于宏觀數據精檢部來說，赫利就是那個不穩定因素，是那個機器中的“非理性”因素。雖然劇中并未過分強調性别因素在這裡的影響，但我們依舊可以說赫利的女性身份在某種程度上依舊繼承了西方典型的兩性性别觀念，即作為非理性的、感性且情緒化的“女性”始終是現代啟蒙（男性）理性中最大的bug。而劇中馬克的老闆——另一個最主要的女性角色——科貝爾則是另一類典型女性，即拉康所謂的“陽具女孩”，她們按照男權社會的制度與标準把自己“去女性化”，最終由此得以進入男孩俱樂部，成為其中一員。
......科貝爾深深折服于盧蒙公司創始人的意識形态，并把他當作上帝信仰，對其的信條也是深刻于心。她在盧蒙公司内的形象幾乎是最典型的“全權”形象，她是一種去性别化的男性化，作為這一盧蒙制度和意識形态最忠誠的守護者。她與赫利形成鮮明對比，而有意思的是公司之外的赫利正是盧蒙公司當下掌權者的女兒。
在《人生切割術》中，馬克的公司好友佩蒂是第一個解除分離手術的人，結果兩種記憶的融合導緻她整個生活和存在都出現危機，最終也由此死亡。正是在這裡，盧蒙分離手術的天真被揭露：從來就不存在那種截然無關的兩個個體，即使記憶和意識被空間分割，但它們始終都存在于身體之中，因此也就必然會留下相應的痕迹。工作之我和日常之我其實并沒區分，生命和意識的綿延本身是不可能阻斷的，盧蒙的分離手術所面對和處理的依舊是——隻不過以一種更加誇張或現代性的形式——工作之異化問題。
除此之外，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對于純潔同一性的迷思，一種對于自我存在的有意設限或簡化，把自身複雜的意識、情感、欲望和存在縮略為一個個标簽，放入一個個框架之中。然而，個體始終是一種處境式的存在，即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流變和變化（becoming）中生活、思考、做出判斷以及道德抉擇。
對自我的剝削一方面或許來源于現代工作制度的機械化與其彌散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來源于我們自身對複雜自我的簡化與暴政。我們對自身進步的追求、對“更完美的自我”的塑造以及對内化了的機械思維的信仰，就如韓炳哲在其《暴力拓撲學》中所發現的，這兩點最終都會在績效主義的背景下形成對當下個體存在的最大危機與困擾。
本文為獨家原創内容。作者：重木；編輯：走走；校對：賈甯。封面為《人生切割術》（2022）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