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魔鬼發揮這種作用，不等于發出下列陳詞濫調:就起源而論，惡是障礙、誘惑、試驗場地，它迫使善實現自身，迫使善從潛在性走向現實性。那什麼是惡？在謝林看來，惡是本理應保持純粹潛在性之物的現實化:同樣的力量，隻要一直處于後台，就能為人的行為提供安全的、照料性或保護性的基地，但一旦化為現實，就會變成最具破壞性的狂怒。沿着這樣的思路，在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看來，再也沒有比幹預政治生活、為權力欲望驅使的女人更令人恐懼和惡心的了。與男人的野心勃勃不同，女人渴望權力，為的是促進自己的狹小家庭的利益，甚至更糟，滿足她反複無常的性情需要，因為她無法理解國家政治的普遍性維度(Universal dimension)。這是對謝林下列主張的一種解讀:“同樣的原則、在其無效時，會運載和支撐我們，在其有效時， 會消耗和毀滅我們 ”在被置于正确的位置時，權力可以是良性和撫慰性的；權力一旦它在較高的層面上發揮幹預作用，在本不屬于它的層面上發揮作用，就會變成它的激進對立物，變成最具破壞性的狂怒。同樣的女性特質(femininity),如果處于封閉的家庭生活之内，就是保護性的愛(protective love)的力量，如果表現在公共事務和國家事務的層面上，就是淫蕩的狂熱。......在與此不同的層面上，黑格爾提出了同樣的觀點:某個基礎(Ground)具有的抽象普遍性(abstract universality) 一旦得以直接實現，就會變成絕對恐怖(absoluteTerror)發出的破壞性憤怒，而如此狂怒會毀滅所有特定的内容。我們應該這樣概括這一原則: 因此惡是基礎(Ground)的實現這一原則。

這也是《星球大戰》(StarWars)這一傳奇的意識形态旨趣。更确切些說，這是《星球大戰》關切時刻——“好人”肯·阿納金(Ken Anakin)向“壞人”黑武士達斯·維德(Darth Vader)的逆轉--的意識形态旨趣。《星球大戰》在此利用了下列兩者的顯而易見的并駕齊驅:一是個人層面，一是政治層面。在個人的層面上，“解釋”涉及在佛教中頗為流行的陳詞濫調:“因為挂念俗物，他變成了黑武士達斯·維德。他放不下母親；他放不下女友。他放不下俗物。這會使你變得貪婪，而你一旦變得貪婪，就會踏上通往黑暗世界的道路，因為你害怕失去那些俗物。”絕地武士團(JediOrder)被描述為封閉的男性共同體， 它禁止自己的成員有男女私情。這是瓦格納歌劇《帕西法爾》(Parsifal) 中聖杯共同體的新版本。但更具啟示意義的是與個人層面并行的政治層面:“共和國是如何變成帝國的？與這個問題平行的是:阿納金是如何變成黑武士達斯·維德的？好人是如何變成壞人的，民主是如何變成獨裁的？不是說帝國征服了共和國，而是說帝國就是共和國。”帝國誕生于共和國内在的堕落:“有一天，莉娅公主(PrincessLeia)和她的朋友一覺醒來，說:‘這不再是共和國，這是帝國。我們都是壞人。’”我們不能無視這個羅馬帝國的當代内酒，即從民族一m家們企球縮國的轉移。因此，我們應該就在哈特(Hardt)和奈格裡(Negri)的《帝國) (Empire)的背景上解讀《星球大戰》提出的問題，即從共和國走向帝國的問題:它是從民族-國家向全球帝國的轉移。


《星球大戰》展現的世界具有多種多樣、前後不一的政治内涵。這是理解這個世界具有的“神話”力量的關鍵:自由世界與邪惡帝國(Evil Empire)的對峙；民族-國家的退卻--可以賦予這種退卻以布坎南-勒龐的右翼内涵(Buchanan-Le Pen Rightist connotation);公主、由精英絕地武士團的成員等身份高貴之人的征兆性矛盾--他們保衛“民主”共和國，抵抗邪惡帝國；最後，對“我們怎樣成了壞人”這一問題的正确的關鍵洞識。惡貫滿盈的帝國并非自古有之的，它是在我們這些“好人”與惡貫滿盈的帝國的搏鬥中誕生的，在我們這些“好人”與古已有之的敵人搏鬥中誕生的。以今天的“反恐戰争”為例，問題是這場戰争會把美國變成怎樣的國家。也就是說，政治神話并非具有某種确定的政治意義的叙事，而是空空如也的容器，容納着衆多前後不一甚至相互排斥的意義。問“但這種政治神話真正意味着什麼？”是錯誤的，因為如此政治神話的“意義”，隻是用來充當容納衆多意義的容器的。

《星球大戰前傳一:魅影危機》(Star Wars I:The Phantom Menace) 已經提供引導我們進人這種魅力幫(malee)的重要線索。第一是年輕的阿納金的“基督”特色。他母親聲稱她是以聖靈感孕(immaulate conception)的方式懷上他的，他在比賽中大獲全勝也與《賓虛》(Ben Hur)這個“基督故事”中的著名的戰車比賽有異曲同工之妙。第二是下列事實--他被确定為有潛能“恢複力量平衡”之人。因為《星球大戰》的意識形态世界是新世紀的異教世界，這樣說是完全符合邏輯的：惡的核心形象應與基督一脈相承--在異教的世界裡，基督事件(Event of Christ)乃終極醜聞(ultimate scandal)。

這把我們帶到了《星球大戰》系列影片最新的《西斯的複仇》 (Revenge of the Sith)那裡:為執着于這些新世紀主題付出的代價，是它低劣的叙事品質。這些主題是阿納金逆變為黑武士這個過程--這是整個系列影片的關鍵時刻--缺乏恰當的悲劇肅穆(tragic grandeur)的終極原因。影片沒有關注阿納金的狂妄自大，沒有把這種狂妄自大視為勢不可擋的欲望--幹預的欲望、行善的欲望、為他的心上人艾米達拉(Amidala)堅持到底的欲望、由此而來的堕入黑暗面(Dark Side)的欲望。影片隻是把阿納金描繪為優柔寡斷的勇士，他遷就權力的誘惑， 成為邪惡帝國的獵物，并逐漸走向邪惡。換言之，導演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缺乏真正的勇氣，像他本人提議的那樣，把下列兩者并列起來:一是從共和國到帝國的嬗變，一是從阿納金向黑武士達斯·維德的轉變。阿納金理應成為魔鬼，因為他過度依附自己的行為--看到邪惡無處不在，并與之一決雌雄。他不應該搖擺于善惡之間，而應該轉向邪惡，因為他在依附于善時采取了錯誤的模式。例如，當共和國的議長帕爾帕廷(Palpatine)向阿納金招認，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邪惡的西斯尊主(Sith Master),并表明他有組建帝國的意向時，他利用了阿納金的恐懼及其他弱點，利用了年輕絕地武士的自負和傲慢，把絕地武士說成是腐敗和低效的團體，說成是阿納金飽受痛苦的原因。

在影片即将結束時，阿納金獲悉帕德美(Padme)幫助歐比旺(Obi-wan)尋找他。這時，他無法控制自己可憐的激情，怒毆帕德美，以法力扼住她的咽喉，使她雙腳離地，然後把她扔到牆上，使她頭部受傷。 後來在與歐比旺決戰後，阿納金恢複了意識。他問歐比旺，帕德美在哪裡。帕爾帕庭(Palpatine)告訴他，是阿納金自己殺死了她。阿納金尖叫着，把法力轉換為狂怒，牆體擋住了他的攻擊，但他把醫療機器人打得左右搖擺，這樣帕爾帕庭才使自己免受襲擊....這兩個場景是這部影片失敗的縮影:無法控制的破壞性憤怒，完全相同地進發了兩次，第次是針對帕德美的，第二次是因為第一次行為而生出的懊悔。阿納金在這裡似乎在兩個立場搖擺:一種立場是“壞”的，是對帕德美暴跳如雷；一種立場是“好”的，是對她的懊悔和愛。正确的做派應該是表明，阿納金對帕德美的過度的愛，阿納金對帕德美的過度依附，使他走踏上了邪惡之路...

歐比旺與阿納金的最終對決導緻的結局是，阿納金失去平衡，跌入了烈火熊熊的深坑。他在那裡被可怕地燒焦，像被油炸過一樣。在他氣如遊絲之時，帕爾帕庭的黨羽救了他，把他送往醫院。在那裡，他還活着，隻是已經失去四肢，醜陋不堪。他被浸人用于治療的液體。帝國的醫療機器人治愈了他，把他變成了星球中的裝甲恐怖鬥士。我們都知道，他就是黑武士達斯·維德。到最後，由阿納金變成的黑武士走出醫院，步行在星際驅逐艦的艦橋的，加入他的新主人、銀河系皇帝達斯·西迪厄斯(Darth Sidious)的行列。他們透過窗口，凝視着他們正在建造的終極武器--死亡之星(Death Star)。黑武士邪惡地喘息着。他現在是機器，不再是人。

在這裡，兩個時刻是至關重要的。在決戰即将結束之時，歐比旺最後一次籲求阿納金回到善的道路(path of Goodness)上來。阿納金拒絕了。盡管他已經身負重傷，還是竭盡全力，試圖反擊。我不禁要把阿納金的堅持，視為真正的倫理立場(ethical stance)。這種立場類似于莫紮特筆下唐璜堅守的那種倫理立場。到了最後關頭，石頭客(Stone Guest) 要拯救唐璜，但被唐璜拒絕。在這兩種情形下，在内容的層面上顯現為對惡的選擇(choice of Evil)之物，在形式的層面上顯現為強調自己倫理一緻性(ethical consistency)的行為。也就是說，阿納金和唐璜都知道，從實用的自私自利的角度看，與邪惡一刀兩斷更為可取；他們全都死到臨頭，知道一味堅持選擇邪惡，并無利益可圖。盡管如此，以一種挑釁行為--這種行為不能不顯現為異乎尋常的倫理行為，他們繼續勇敢信守自己的選擇。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要堅持原則，而不是因為他們期盼獲得物質利益或精神利益。

通過這種倫理一緻性，通過他對生存選擇(existential choice)的這種忠誠，作為一個主體的阿納金出現了。他是《星球大戰》系列影片中唯一真正的主體。我們應該在此賦予“主體”一詞以嚴格的哲學身份(philosophical status):主體與人截然相對，主體是處于人類内心深處的非人怪物(inhuman monstrosity)這一過度性内核(excessive core)。這也是達斯·維德不隻是阿納金的面具的原因。我們可以借用古老美好的阿爾都塞的公式說，阿納金這個人被詢喚成了主體達斯·維德。

這個新生主體性(newly borm subjectivity)充當特權媒介是語音， 即那個怪異的、一直都在回響的語音。在随後的幾部影片中，這樣的語音成了達斯·維德的标志。以這種語音，外部世界與内心世界奇異地重合在一起。他的語音通過機器增大，被人工放大；不過，正是出于這個原因，仿佛為了密切注意喘息的聲音，内在生命直接回蕩在這種語音中。它是幽靈般的語音，不是肉體器官發出的聲音：它不是日常外在現實的一部分，而是“精神現實”這一實在界的直接表現。

《星球大戰》之三《西斯的複仇》的失敗是雙重的。首先，按它自己的标準，它是失敗的。它沒有把阿納金的變惡展現為他過度依附于善的産物。不過，這種想法--我們過度依附于善會導緻惡--是司空見慣的智慧，是标準的警告--警惕說教狂熱可能招緻的危險。我們應該做的--這是這部影片的第二大失敗，它真正錯失的機遇--是把這整個格局(constellation)颠倒過來，把阿納金-維德描述成好人，代表着善之“惡魔”根基的好人。也就是說，我們的倫理擔當不就源于我們“過度”的關切和依附，不就依附于我們的下列行為--随時準備打破平庸生活的平衡，并為我們追随的事業甘願拿一切做賭注？這也正是正常的基督教之愛的主旨:對所愛之人的過度關切，幹擾了整體之平衡的“偏愛”擔當。這也是這樣說的原因:在《西斯的複仇》即将結束時， 達斯·維德要他的兒子盧克(Luke)摘下達斯·維德的面具，這樣兒子能夠看到父親的人的面孔，這時，展示一個人的面孔等于倫理退化，即向尼采所謂“人性，太人性”的那個維度的退化。在其最後時刻，達斯·維德使自己去主體化了，使自己變成了凡人:我們失去的是作為主體的維達，是擋在黑色金屬面具後面的那個人(不要把面具與面具後面的人性面孔混為一談)，是以人工方式發出回響的那個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