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電影的曆史元年1999年,《星球大戰前傳:幽靈的威脅》在美國首次進行數字商業放映,全球電影人們驚喜的看到數字電影相比于膠片所呈現的價格低廉,轉運方便等優勢,随即一陣數字攝影機熱潮席卷全球。

而在追求效率和商業的香港電影圈裡,數字電影的浪潮自然更加火熱。

十幾年過去後,膠片幾乎退出曆史舞台,近十年的香港影視裡,恐怕僅有《一代宗師》這一部膠片電影還為人所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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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回首望去,膠片對于香港電影來說意義太過非凡,早年間一來因為膠片的高昂價格,香港的劇組們要省預算,二來因為膠片要沖洗,沒辦法當場看效果,所以香港電影人隻得在表演、美術、攝影等方面精益求精,盡量保證一次過。

膠片本身帶有的噪點和暖色質感對與香港栉比鱗次又柳暗花明的城市特點相得益彰,而像《阿飛正傳》洗壞膠片導緻的全片墨綠色調反倒是賦予了電影不一樣的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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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膠片的故事實在太多太多。無數張35mm*24mm的長方形小片串聯起了香港電影幾十年的起起伏伏,也記錄下了這座城市的滄海桑田,當然也養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電影人。

這一批電影人中,活躍在80、90年代的黃金一代無疑是最為耀眼與被人熟知的,當黃金一代的電影人們齊聚一起,再一次拿出那台充滿回憶的膠片攝影機,去緻敬膠片,懷念舊日。

這部電影最終呈現的情愫會是怎樣?且看他們組建的《七人樂隊》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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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樂隊》的起源來自導演杜琪峯的一個念想,他希望通過七個大導演的合作,以十年為一界,每人負責一個年代,用膠片拍攝七個單元故事,用電影展現香港半個多世紀的時代光影。

洪金寶、許鞍華、譚家明、袁和平、杜琪峯、林嶺東、徐克七位導演齊聚一堂,從2014年至2019年,以五年時光打磨出這封送給膠片的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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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七篇故事的首位,這個位置極其重要,承擔着為整部電影定下基調的職責,而首當其沖的是導演經曆并不多的洪金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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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洪金寶導演履曆不如其他幾位導演,但作為一名從60年代就活躍至今,将香港武打片傳播全世界的電影人,對于這幾十年來電影和香港的發展,洪金寶的感觸要更深,所以當洪金寶以自傳形式将自己兒時的《練功》展叙開來,其給老港片迷的感觸還是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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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60年代故事的導演是許鞍華,身為全世界最成功的女性創作者之一,許鞍華的《校長》選擇展現香港溫暖而治愈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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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短片基調和《天水圍的日與夜》很相似,也是許鞍華導演拿手的細水長流夾雜淡淡憂傷,表現着香港60年代萬物向好,人心純善的一面,令人既向往又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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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許鞍華鏡頭下的60年代是對當時香港教育的感動回憶,那負責80年代的譚家明所帶來的《将夜》則是徹頭徹尾的對香港愛情片的緻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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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夜》片如其名,整個短片講述的就是一對癡男怨女離别前的一夜,80年代對于香港電影來說,本身就是愛情片盛行的年代,譚家明巧妙的通過這一夜将那個年代的香港愛情片經典元素穿插其中,其剪切和鏡頭都有着不少緻敬元素,可以說是給港片迷的一個巨大驚喜,當膠片質感和40年前的愛情情節呈現在眼前,那種觀感宛如穿梭時光,一場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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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和平導演的90年代名為《回歸》,從大的意義上來講自然指的是97年香港回歸祖國一事兒,但袁和平巧妙的以小見大,通過一個孫女從海外回到香港的故事,去展現那個年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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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未在大銀幕上施展拳腳的元華,也小露了一手七小福經典功夫套招,看的人會心一笑。

不過影片更重要是展現了回歸之際,香港作為一座鍊接中西方橋梁的城市是如何形成自己的獨特文化,可謂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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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峯鏡頭下的00年代是《遍地黃金》,這則短片雖然沒有一絲暴力,但是其拍攝風格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杜琪峯的另一部作品《奪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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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杜琪峯以三個00年代的階級跳躍為節點,切片式展現三個年輕人在21世紀的迷茫與無措。頗有以史為鑒,告誡新的香港人的意味,延續了杜琪峯一貫的寓教于樂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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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嶺東導演的10年代是一陣《迷路》,作為林嶺東導演的遺作,林嶺東導演生前沒能完成《迷路》,這也給影片留下了一絲缺憾,但這份殘缺感卻也給予了《迷路》更深的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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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中的高樓大廈與舊照片中的煙火味道不斷閃回,對舊家鄉的思念,對新環境的無措,林嶺東的《迷路》值得所有觀衆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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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樂隊》的壓軸大戲,自然非徐克徐老怪莫屬,愛玩愛突破的徐克在《深度對話》中再次展現着他天馬行空的想象,以一系列的反轉點名“七人樂隊”,緻敬膠片,緻敬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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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尾的一場親自露面直接打破第四面牆,将《七人樂隊》融入2022,既與前六個故事一脈相承,又畫龍點睛,拉高了影片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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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樂隊》首映當天,主持人問及幾位導演拍攝影片的感受,大家提及膠片無一不是萬千情緒湧上心頭。洪金寶表示膠片陪伴着自己長大,如今膠片已經很昂貴了,能再次用它拍片非常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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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鞍華心裡,能跟自己敬佩的導演們一起用膠片緻敬往昔,是一段格外寶貴的經曆。袁和平作為動作片導演,坦言用數碼拍攝更方便一些,如今再度使用膠片更多是一種情懷。徐克與其他幾位導演都有深厚的交情,在他看來最重要的事情在于“跟這些老友們共同完成一部作品,為了緻敬膠片,也為了紀念那些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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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雖然懷念膠片,但也要對膠片放手,在現代科技日新月異之下,數字攝影機已經完全能模拟膠片的質感,甚至比膠片要更不吃光,有更好的柔和度,自1909年一部《偷燒鴨》開啟香港電影,膠片為我們帶來了無數的夢與港灣,而用數字攝影機去完成膠片無法做到的事情是也是時代所趨,膠片沒有死亡,隻要電影人還在,它隻是傳承到了數碼屏幕之上,如破繭成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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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樂隊》是對膠片的緻敬,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在用七個導演的合作無間去教誨新一代電影人利用新的科技去好好拍電影。

就像杜琪峯所表示的,現在的年代,以前電影沒有可能的事都可能發生。“未來的電影會有很多平台,這是創作者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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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膠片,就讓它安心的休息,存放在房間一角,同《七人樂隊》一樣,時而拿出追憶一番,追憶香港的過去,追憶膠片時代電影的美好,然後繼承膠片中記錄下的香港電影人幾十年的點滴,傳承下去,步入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