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寰亞電影在2015年宣布影片的拍攝計劃時,它的片名本是《八部半》——借了和意大利電影大師費裡尼名作的中文名。當時參與這個項目的導演除了洪金寶、許鞍華、譚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嶺東和徐克之外,還有吳宇森。大家達成的共識是,這八段影片必須用膠片拍攝。它以五十年代的香港為起點,八位導演各自抽選一個十年作為背景展開故事,并以最後一個“半部”作為對香港未來的展望而收尾。可惜的是,在此過程中,吳宇森因身體狀況不佳退出(讓他抽中的七十年代成為令人遺憾的空檔),而林嶺東更于2018年因病去世。寰亞在2019年攜着林嶺東的遺作部分重整結構,終于成為了現在《七人樂隊》的模樣。
也許直到看完全片,回溯影片的整體樣貌,我們才會意識到《七人樂隊》和前兩年在國内一時火爆的“我和我的XX”系列影片幾乎處在同一個序列裡,我們甚至可以依此給它取一個更通俗易懂的副标題——“我和我的香港”。這七位在香港電影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導演,各自在十多分鐘的時間裡給香港寫了一封帶着強烈個人特點又心意綿綿的電影私信,從中我們看到了他們每個人眼中過去、現在和未來香港的模樣。
當攝影機徐徐移動走上高樓天台,一群身穿練功服的神情嚴肅認真的少男少女列隊出現在攝影機中,我們大概可以迅速想到這部片的導演是誰。洪金寶的《練功》是這七個片段中最能激起觀衆好奇心的作品。一方面,作為香港功夫電影的開創者之一,他此前從未執導過純粹的劇情片;另一方面,作為演員,他又是香港功夫片明星中文戲演技最出色的一位——早年在《八兩金》中和張艾嘉的對手愛情戲至今讓人難以忘懷;我們經常能在他喜劇化誇張的表演背後,看到一絲率真的情感流露。
果然,作為《七人樂隊》的開場之作,這短短的十分鐘便浸透了洪金寶對于逝去時光的深情追憶:在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叱咤香港影壇的大哥級人物,如果沒有兒時勤奮汗水鑄成的磨練之路,怎會有随後的風光無限。但這一段兒時的練功回憶并非是苦澀不堪的痛楚,反而被洪金寶渲染出了一股獨屬于八十年代港片的輕快和樂趣。在練功、偷懶、被罰與刻苦等不同情緒動作的轉換中,似乎洋溢在舊時功夫片中的動作靈魂和喜劇精神又回光返照般回到了銀幕之上。鏡頭中練功的孩子們臉上充滿了如此自信,因為他們相信一個無可限量的未來在前方等着他們。正是這一點,現在看來讓人無限感慨不禁淚目,歎息那輝煌不再的香港電影正随着時間的流逝逐漸褪色而去。
《練功》中浸透着的輕盈又動人情感讓人贊歎洪金寶不為人知的細膩感性一面,同時它的形式也幾乎囊括了後面六部短片的所有構造特點。首先,秉承着香港電影對于叙事的不同觀念,這七部短片幾乎沒有一部是以講故事方式展開的。相反,它們着力追蹤的是超越故事之上的情緒展現,而這一點是在跨過了故事情節的束縛之後,通過人物的形象和關系塑造而展開。《練功》中的師傅與徒弟,《校長》中的老師與學生,《回歸》中的爺爺和孫女,《迷路》中的父親與妻兒都是帶着傳統中國意味的長輩與晚輩關系;而譚家明的《别夜》和杜琪峰的《遍地黃金》則是現代社會中人與人情感與金錢關系的寫照。
其次,除了徐克的《深度對話》,其他六部短片都采用了拼貼式的剪輯手法,将人物的狀态、情感、動作和不斷變化着的節奏與畫面觸感結合起來,這同樣也是香港電影受到八十年代動作片潮流影響後留下的“後遺症”:形式化的表現主義特征抹去了講故事的“習慣”,而采用更加感官化的方式去感染觀看者的視聽神經。
杜琪峰的《黃金遍地》幾乎是拔得了港式形式主義的頭籌:三個炒股炒房做發财夢的年輕人坐在茶餐廳裡語速快如連珠炮般的吐出财富泡沫,在發财、虧本又發财的跌宕起伏之間體驗着瞬間坐過山車般的心理動蕩;但高速切換的片段卻突然在某一刻靜止了下來:當三個人站在茶餐廳門口,看着店主在深夜将非典時期住在淘大花園的一家人擋在門外,禁不住喃喃自語:“我們能幫他們點什麼呢?”。如果說其他人都在用溫情和感動刻畫個人與城市之間的關聯的話,那杜琪峰是真正抓住了香港的脈搏所在:金錢充斥了香港人的大腦,但共情也是這座城市潛藏的樸素情感,它們看似矛盾,但又是港人不可分割的個性一體兩面。
形式主義在譚家明的《别夜》中則變成了對法國新浪潮的一次緻敬。在一間牆壁漆成綠色的公寓内,一對男女渡過了分别前的最後一夜,他們用詩、照片、情歌、性愛、交織着甜言蜜語和悔恨絕望的對話填滿了封閉的空間。具有斷裂感的人物特寫和劇烈起伏的人物情緒拼貼在一起,形成了這位“香港戈達爾”最獨特的個人影像标志。這就是譚家明的悖論魅力所在:他的詩意形式風格曾經是王家衛靈感的源頭,他劇作的内容是香港一代潮流青年的個性寫照,但他的内核卻是如此曲高和寡以至于最終無人能真正理解他的表達。
看過了林嶺東的遺作《迷路》,我們也終于可以體會到大陸電影和香港電影的一點差别。無論是《我和我的祖國》還是《我和我的家鄉》,幾乎每一個故事都通過人物圍繞着主題做的一件事來凸顯他們和地域的依存關系,它幾乎可以等同于“奉獻即愛”的内在情感表述模式。但當《七人樂隊》的導演們通過電影表達對于一座城市的喜愛時,更多的是沉浸在過去的時光裡回憶。影片中并沒有大家齊心協力共同“建設香港”的片段,但僅僅是生活在這裡幾十年的時光,就足以讓人物對它産生難以割舍的情感,特别是在人物即将離開這座城市時(《别夜》《回歸》《迷路》),它顯得尤為傷感濃重。哪怕是《迷路》中,返回城市的主角在偶然的車禍中去世,也無法剝奪它對這座城市和它的曆史沉迷般的喜愛。
隻有在影片的結尾,徐克戲谑的《深度對話》擺脫了這樣一種對于這座城市無法诠釋因由的沉醉迷戀狀态。在無法設定年代的将來時中,人物們似乎在努力辨清自己的身份,卻又不斷沉入到病人與醫生的錯位轉換之中。幻想成為他者,卻又忍不住對這樣的心理進行一次次診斷的狀态,也正是香港這座城市無法規避的文化心理症候。在此,《深度對話》似乎善意地嘲笑了前六段在情感上的過分沉迷,但同時自己卻也陷入了無法判定身份的困惑之中。而以如是喜劇性的荒誕來結束對一座城市的情感表達,體現的正是香港電影獨有的舉重若輕娛樂一切的獨一無二個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