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19日，朝鮮戰争已近尾聲之時，《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篇中國志願軍英雄事迹的報道《祖國，你的兒子在捍衛着你》。文中提到一位叫馬仁的測繪員，他克服惡劣條件堅持完成任務，負傷後仍義無反顧地投入戰鬥，最終不幸犧牲。馬仁在衆多烈士中并不顯眼，但他的英勇無畏和獻身精神堪為楷模。他曾在日記中寫有“牛虻——保爾——馬仁”的字樣，這是他理想中的英雄譜系。英國作家艾塞爾·麗蓮·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的小說《牛虻》（The Gadfly）出版于1897年，直到馬仁犧牲時，中譯本還沒有問世。馬仁将牛虻和保爾并稱，說明他應是通過蘇聯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得知牛虻的名字。
從保爾那裡發現牛虻，愛屋及烏，這也是當時中國讀者共同的認知路徑，包括《牛虻》的第一位中譯者李俍民。他在晚年撰寫的《關于翻譯〈牛虻〉的一些回憶》（發表于1978年8月10日《解放日報》）中，自述在中學時讀到梅益翻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深受感動，并對書中幾次提及的一位名叫牛虻的人物頗為好奇。此後，李俍民開始自學俄語，立志從事文學翻譯工作，最大的願望就是把《牛虻》譯介到中國。直到1950年代初，他才有機會讀到《牛虻》的俄譯本和英文原版，得以着手翻譯。
李俍民開始翻譯《牛虻》時，中蘇關系正處于蜜月期。蘇聯這位社會主義的老大哥不僅在政治經濟上指明了方向，也為文藝作品提供了學習效仿的源泉。早在清末，俄國“虛無黨故事”便迎合當時的革命風潮，成為翻譯小說的熱門題材。俄國文學名家的作品也開始陸續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自十月革命後“以俄為師”起，俄蘇文學越發受到中國知識界的青睐。随着左翼文學運動在中國的勃興，“新俄文學”即蘇聯時期的作品在譯介中的比重逐漸增加。抗戰時期，俄蘇文學作品的翻譯空前繁榮。到了1950年代初，在“一邊倒”、“全面學習蘇聯”的政策背景下，俄蘇小說，特别是蘇聯小說更是順理成章地成為國内引進外國文學的主要來源。其中最受歡迎的，是契合了時代背景與意識形态、歌頌戰争和社會主義建設中英雄人物的作品。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當時都是家喻戶曉。而這三部作品中，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牛虻》。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三度提及牛虻，主人公保爾·柯察金在戰鬥間隙給戰友們講述牛虻的英勇事迹，在病床上以牛虻的頑強精神忍受傷痛，并坦承自己有意模仿了牛虻對生活和戀愛的态度，“以苦行考驗意志”的“革命浪漫主義”。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十二歲時讀到《牛虻》，從此終生喜愛。而衛國戰争中的烈士卓娅在中學時代也曾為牛虻感動得淚下。被卓娅視為榜樣的丹娘·索羅瑪哈，一位犧牲于蘇聯國内戰争時期的女英雄，同樣是在兒時便被父親推薦閱讀此書。《青年近衛軍》的女主角之一邬麗亞被捕入獄後，曾用《牛虻》來鼓舞獄友。在這樣的語境下，《牛虻》還未正式登陸中國，便與英雄、鬥争、犧牲這樣的關鍵詞捆綁在了一起。
中譯本的出版和删改
在馬仁犧牲後的三個月，即1953年7月，《牛虻》終于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中青社現任副社長胡守文在《能不憶〈牛虻〉》（載2000年8月30日《中華讀書報》）一文中提到，1952年初，李俍民在翻譯《牛虻》期間曾主動緻信中青社聯系出版事宜，中青社以出版計劃已排滿為由回絕了他。後來出版社看到讀者對《牛虻》的殷切期待，方于半年後決定接受譯稿。而當時的中青社編輯江曉天的回憶又是另一番面貌。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風靡全國後，中青社總編輯李庚和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将《牛虻》視為重點選題，再三催促翻譯組，這時恰好收到李俍民的信，便立即安排校訂出版（參見石灣著《紅火與悲涼：蕭也牧和他的同事們》，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
無論具體過程如何，《牛虻》的第一個中譯本最終在中青社問世。作為團中央的直屬單位，中青社擔負的任務是配合團中央教育青少年，出版選題無不圍繞這一目的。中青社建社初期造成較大反響的主要是英雄人物的傳記性作品，《牛虻》也被歸入這一題材。
《牛虻》的組稿和校改事宜由中青社的文學編輯室負責。當時中國尚無在出版物上标注責任編輯的習慣，根據江曉天的回憶，具體被安排校改《牛虻》的是覃必陶。覃必陶原是開明書店（中青社的前身之一）的老編輯，曾與葉聖陶等人合編《開明新編國文讀本》，編寫過外國史課本，經驗豐富。也許正是通過他的安排，李俍民的譯稿轉到了寓居上海的翻譯家傅東華手中，被大幅修改，“其中30％左右的字句已變成傅先生的東吳軟語了”（語見胡守文的文章）。在這樣的基礎上，編輯室又進行了進一步的校改整理，最終以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局的俄語版本為标準對譯文進行了删節處理。編輯在“出版者的話”中将譯本删節一事告知讀者，并明确表示：“我們以為這種删節并不違背原著的精神，而且為了照顧讀者的接受能力，是必要的。”
在編者看來，譯本中删去的是“宗教氣氛過濃”和“跟主要情節無關的繁瑣的描寫”，但對這樣的處理方式，譯者李俍民卻始終頗有微詞。直到1954年底，《牛虻》出版一年半之後，他還緻信出版社表示不滿，認為對古典作品應當保持完整，删節的理由也站不住腳。幾個月後出版社方面回信，仍然堅持對不健康的地方必須删除，并未打算恢複（參見胡守文的文章）。
據筆者統計，中青社初版的《牛虻》譯本對原著有五十九處删節，共四千兩百四十七詞，實際遠非宗教内容和繁冗枝節所能概括。這些删節使人物形象和思想傾向與原始文本發生了偏差，清晰地傳達了編者的價值觀。比如牛虻對瓊瑪自述“曾經落到勇氣喪盡，到頭來發現自己是一個懦夫”，為了突出牛虻堅毅頑強的英雄性格，這番話便沒有保留。瓊瑪批評牛虻過分強調斯多噶精神，以忍受肉體痛苦和冒險為自豪，在譯本中也無影無蹤。同樣出于維護主人公高大全形象的考慮，雖然從情節上無法徹底删除牛虻與吉蔔賽舞女绮達的同居關系，但也進行了弱化處理，删去了牛虻認為此種同居 “愉快”、“無害”等評論。而牛虻向瓊瑪叙述南美流浪經曆時，幾次抨擊黑人和中國人、東方人的愚昧野蠻，言語間将其貶為低賤的人種。如此有種族歧視之嫌的言論更加不符合标準意識形态，自然也是被删得一幹二淨。
在粉飾主人公的同時，編者也力求讓他們心目中的反派人物顯得更壞，盡量淡化體現其人性一面的内容。在書前的序中（中青社第一版譯本借用了蘇俄國家兒童出版局的俄譯本序言）被批判為虛僞、被視為反動派幫兇的蒙泰尼裡幾度流露出内心深重的壓抑和痛苦，但大都被删減。在集市上他對教區内百姓慈愛的關懷也橫遭删除。書中形象更為負面的人物，如觀點永遠與革命派相左的格拉西尼，瓊瑪也肯定了他豐富的學識。那位一心要處死牛虻的上校，也并非生性殘酷，在審判後曾表示愧意。這些在譯本中删去的細節說明伏尼契對角色的處理并不是概念化、扁平式的，但編者抱着大是大非的階級立場，則要刻意使人物變得黑白分明。
革命小說與青年讀物
經過精心處理的《牛虻》首印二十萬冊，這個印數無疑是暢銷書的級别。一個月後，1953年8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牛虻》中譯本出版的簡訊，稱其為“我國廣大讀者想望很久的讀物”。這部小說被描述為“浸透着革命的英雄主義”，“在小說最優秀的篇幅中，就是描寫牛虻為意大利人民忍受苦難和英勇犧牲的部分”。這樣的評語與編輯的導向相配合，再次确立了《牛虻》作為革命小說的定位。同月，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第十六期上發表了巴人的長篇評論《關于〈牛虻〉》，介紹了該書的曆史背景和故事概要，對小說的藝術特色和思想局限進行了細緻的分析。巴人認為牛虻對暗殺行動的肯定反映了伏尼契受到民粹派個人恐怖主義的影響，并特别指出牛虻具有“悲劇的運命”，與蒙泰尼裡的關系是促使其獻身革命的“宿命的力量”。這樣的看法體現了巴人身為作家和批評家的敏銳，在肯定小說的成就在于“豐富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的藝術概括力量”的同時，也并未将其視為單線條的革命宣傳品。
不久，《中國青年》前主編韋君宜也撰寫了《讀〈牛虻〉》（載1953年9月12日《人民日報》）一文，強調要學習牛虻堅強的革命意志，要以曆史的眼光去看這個人物。韋君宜認為，牛虻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革命的态度具有思想局限性，而作者“關于父子關系的悲劇描寫，确是也在有些地方混淆了人們對于蒙泰尼裡與牛虻的主要矛盾的認識”。這篇文章所針對的是讀者閱讀《牛虻》後反映出的困惑，即抱着對又一個保爾或卓娅的期待去讀這部小說，結果發現牛虻與以往習慣的英雄人物不同，有明顯的缺點。這樣的觀感實際上體現了《牛虻》被人為設計的革命文學定位與文本本身相偏離的尴尬。即使通過删節和評論引導這樣的手段，也無法完全掩蓋其自身的異類氣質。
在宣傳喉舌的大力推動下，《牛虻》順理成章地流行開來。團中央将《牛虻》列入向青年推薦的書籍名單，各地紛紛舉辦探讨這部小說的座談會。在1955年修訂的“初級中學文學教學大綱草案”中，《牛虻》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起，被列為初中三年級課外閱讀參考書目。耐人尋味的是，作者伏尼契曾明确表示，這本書絕非面向青年讀者。
1897年7月，《牛虻》出版一個月後，伏尼契緻信俄國友人、白銀時代的名詩人明斯基，讨論《牛虻》俄譯本的發表問題。明斯基的夫人齊納依達·溫格洛娃當時正着手将此書譯成俄語。明斯基提出将《牛虻》俄譯本刊登在《神的世界》（Божий мир）雜志上，伏尼契對這一刊物毫無了解，在信中提出了幾點顧慮。她表示不願将譯文發表在二流雜志上，如果是宗教性質的刊物，當然更不合适。而引起她最大擔心的，是看到有人在評論該刊時使用了“青年讀者”的字樣。她疑惑地問：“難道這是青年的刊物嗎？我想他們未必能從《牛虻》這樣的食料上得到什麼好處！要知道它并不是‘為青年男女’寫的。”（譯文引自《外國名作家書信精選》，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然而與作者的願望背道而馳，《牛虻》在蘇聯流行開來後，成為向七年級學生（時為十年制義務教育體系）指定的課外讀物，并先後推出多個英文簡寫本，作為英語教材使用（參見Lewis Bernhardt“The Gadfly in Russia”，載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1960年秋季号）。小說從蘇聯移植到中國，仍然采用青年讀物的定位。
改編與扭曲
無論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的是否還是作者心目中的那部作品，《牛虻》在中國迅速流行開來。到1953年10月，出版僅僅三個月内，《牛虻》便已兩度重印，發行量達五十萬冊。
1954年，梁羽生在他供職的香港《新晚報》上發表《龍虎鬥京華》，成為中國新派武俠小說的開端。次年，他讀到了《牛虻》，被這個故事深深打動，也萌發了新的靈感。随後他創作了《七劍下天山》，将牛虻化身為一男一女兩個角色，故事背景移到了清朝初年的反清鬥争，但仍借用原故事的人物設定和戲劇沖突，很多細節甚至原封不動地照搬了《牛虻》中的描寫。《七劍下天山》自1956年2月開始在《大公報》上連載，至1957年3月完稿。在連載期間，便有讀者緻信指出該書主人公為牛虻的化身，并懇請作者不要讓其重蹈牛虻的悲劇結局。梁羽生旋即在1956年10月25日《大公報》的“三劍樓随筆”欄目中（與報館同事金庸、陳凡共同撰寫的專欄）發表《淩未風·易蘭珠·牛虻》，詳細解說了《七劍下天山》對《牛虻》的移植和改編。梁羽生的匠心和讀者的慧眼都說明，《牛虻》的中譯本不僅風靡于大陸，甚至在香港讀者中亦頗有同好。
《牛虻》這部暢銷書在出版當年便迅速被改編成了連環畫，繪者是在建國初期被迫放棄山水畫而改作連環畫謀生的陸俨少。這套三冊的連環畫由小書店同康書局出版，同樣大受讀者歡迎。陸俨少後來回憶說，《牛虻》“挽救了即将倒閉的同康書局”，“我也因此免于失業”（引自《陸俨少自叙》，上海書畫出版社1986年版）。在私營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後，這套連環畫又由新美術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重新刊印，廣為流傳。
與連環畫相比，電影是将文字描寫具體化，滿足讀者想象的更直接的途徑。早在默片時代的1928年，《牛虻》便被蘇聯人拍成了電影，編劇之一是著名的文學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但這一版本後來湮沒無聞。1955年，列甯格勒電影制片廠又将這個故事搬上了銀幕，由範齊美爾執導，肖斯塔科維奇配樂，在蘇聯上映時便引起了熱烈反響，主演斯特裡仁諾夫也因此大紅大紫。同年，上海電影制片廠的翻譯片組完成了對該片的譯制，三位主要配音者衛禹平、上官雲珠和程之均為知名演員。電影對小說進行了大幅改編，将牛虻塑造為堅定無畏的革命英雄，蒙泰尼裡則變成了僞善甚至猥瑣的對立面。無助于革命主線的情節，如牛虻在南美落魄，牛虻和吉蔔賽女郎绮達的同居關系，馬蒂尼對瓊瑪的愛慕等等均被去掉。
譯本隻能通過删節盡量修正原書面貌，電影則可以增加原著中沒有的内容，直接體現編導意圖。小說中除牛虻被捕一節外，并沒有正面描寫武裝沖突，青年意大利黨人主要是開會讨論，刊印宣傳品，采用平和的方式進行鬥争。革命黨中最有見地的瓊瑪，便一再表示對暴力革命的警惕态度。書中也沒有表現奧地利人如何壓迫意大利人民。而電影卻着力渲染奧地利軍隊的兇暴行徑和革命者轟轟烈烈的武裝反抗。為醜化教士的形象，編劇杜撰了主教奴顔媚骨地歡迎奧地利軍隊到來一節。奧地利軍隊受教皇之邀前來鎮壓反對派，對百姓作威作福，随意抓人等場景實際上也有違曆史真實。《牛虻》的主要故事發生在1846年，當時教皇庇護九世剛即位不久，表現出親自由派的傾向，輿論環境寬松。而故事發生地托斯卡納大公國由具有奧地利血統的王室統治多年，與奧地利保持良好關系，那時候并沒有發生沖突。至于庇護九世請求奧地利出兵，是1849年短暫的羅馬共和國宣布廢除教皇世俗權力之後的事。
電影編導以及譯本的編輯、評論者對小說的理解在很多地方與作者意圖和文本本身頗有龃龉，一個典型的歪曲是将蒙泰尼裡定位為反面人物。伏尼契晚年曾被蘇聯學者問及這一角色是否源于當時手握重權，反對意大利民族複興運動的紅衣主教安東内裡（Giacomo Antonelli），她驚訝地回答：“怎麼可能，那是個恐怖而讨厭的人。”（語見Anne Fremantle “The Russian Best-seller”，載History Today 25卷9期，1975年9月）據伏尼契自述，她心目中蒙泰尼裡的原型是曾以《一個信徒的話》（Paroles d'un croyant）深深打動過她的拉梅内神父（Hugues-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拉梅内是法國天主教自由派的代表，持共和主義立場并親近革命，後與教會決裂。他對馬志尼宗教觀與革命觀的形成曾有較大影響，而馬志尼是伏尼契少年時的偶像，也是牛虻這一形象最主要的原型。小說中的蒙泰尼裡除私下閱讀但丁的《帝制論》（De Monarchia，主張建立政教分離的統一國家，時為禁書）等少數暗示外，顯得與拉梅内的激進态度和生平活動并不相合。《牛虻》從最初構思到動筆長達十年，人物形象相對原始設定大約會有一些變化，最後呈現出的情節明顯可見作者在與俄國民粹派的接觸中所受的影響。如書中人物對教會和教士的态度更接近俄國知識分子，而非馬志尼時代的意大利。但至少伏尼契絕不是想把蒙泰尼裡這一角色按反動派來塑造。小說的文本細節，尤其是其中化用的大量聖經典故，明确傳達了作者對蒙泰尼裡的憐憫。
“《牛虻》的作者還活着”
1955年，電影《牛虻》的公映使經過刻意加工的人物形象牢牢定格，将這個故事在中國的流行推向最高潮。頗具戲劇性的是，幾乎在蘇聯官方和媒體出于機緣巧合“發現”伏尼契并大舉報道的同時，伏尼契通過另外一個途徑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
伏尼契于1922年離開她自幼生活的倫敦，随丈夫到紐約定居。她沒有親生子女，1930年其夫去世後，她一直與其夫的女秘書安·尼爾生活在一起，主要以教授鋼琴為生，晚年則靠尼爾的微薄收入度日，生活清苦。1955年4月，正值電影《牛虻》上映之時，蘇聯對伏尼契的主要研究者尤金尼娅·塔拉圖塔在《星火》周刊上發表了一篇評述伏尼契的文章，但塔拉圖塔也并不了解伏尼契的近況。這篇文章被蘇聯駐聯合國工作人員彼得·鮑裡索夫用作俄語讀物，教授一位外交官夫人學習俄語。對方讀後卻告訴他伏尼契尚在人世，很可能就在紐約生活。在這位女士的幫助下，鮑裡索夫很快獲得了伏尼契的地址，并登門拜訪，從此和伏尼契建立了交往（參見波列伏依《會見傳奇人物——〈牛虻〉作者艾·麗·伏尼契》，載《名流側影》，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時值《世界版權公約》于1955年9月15日起正式生效，蘇聯當時并未加入，但也公開表示，如外國作者本人提出要求，蘇聯方面可以支付版稅。很可能正是通過鮑裡索夫的幫助，伏尼契委托律師将請求版稅的信遞交蘇聯駐聯合國大使，并很快收到了一萬五千美元（參見前文所引Anne Fremantle的文章）。
同年11月，小說《真正的人》的作者鮑裡斯·波列伏依率蘇聯記者代表團訪問紐約，從鮑裡索夫口中得知伏尼契依然健在，大為震動。和奧斯特洛夫斯基一樣，他從十二歲起便對《牛虻》愛不釋手，發表第一篇文章時，甚至想使用“牛虻”為筆名。波列伏依與代表團其他成員一起拜訪了伏尼契。随後，蘇聯《消息報》、《共青團真理報》等媒體大幅報道了伏尼契在紐約的消息，引起轟動。蘇聯崇拜者們從此源源不斷地給伏尼契寫信表達敬意。塔拉圖塔、波列伏依等人也與伏尼契通信，在信中對其生平經曆和創作過程等問題進行采訪，得到了伏尼契的詳細回答。次年春天，幾位蘇聯人還特意到伏尼契家中，為她放映了範齊美爾導演的那一版《牛虻》，并拍攝了記錄她住處和生活情況的短片。伏尼契對蘇聯人的熱情深表感謝，但看完電影後她說：“不，不是這樣。”（語見Наталья Клевалина 的《艾塞爾·伏尼契要塞》[Цитадель Этель Войнич]，載《環球》雜志[Вокруг света]2005年第7期）
同樣是在1955年底，中國作家封鳳子将來自友人史克（Bertha Sneck）的信轉給作協。信中提到，伏尼契“現在是一無儲蓄地生活着”，建議中國文化界給予版稅幫助（參見前文所引胡守文的文章）。史克的丈夫是美國農業專家，以《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聞名于世的韓丁（William Hinton）。韓丁于1945年來華，随後在中國考察土地改革，幫助培訓農業科技人員。1953年，他因不滿蘇聯專家的官僚作風回到美國，妻女仍留在北京。但美國當時麥卡錫主義的影響尚未結束，韓丁作為親共分子受到傳訊，被沒收護照，直到1971年中美關系緩解後才受邀重返中國。韓丁的胞妹寒春（Joan Hinton）也在1948年慕名來到中國，在延安同其兄的同學陽早（Erwin Engst）結合。此後寒春與陽早在中國定居，緻力于革新養牛技術。而韓丁與寒春的祖母，就是伏尼契的長姊。〔伏尼契的父親是邏輯代數的創始人喬治·布爾（George Boole），四個姐姐各有成就，後輩中亦多傑出之士。〕
韓丁（威廉·辛頓，1919-2004）
韓丁返回美國後去紐約看望了伏尼契，并在與史克的通信中談及伏尼契的貧困生活。從他所描述的情形來看，當時蘇聯人尚未與伏尼契建立聯系。作協收到封鳳子的信後，于1956年初将伏尼契仍在世一事上報給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及團中央，建議付給伏尼契版稅并刊發報道，使讀者了解伏尼契的近況。很快，1956年2月4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了一篇《〈牛虻〉的作者還活着》，公布了伏尼契生活在美國，“晚境悲慘”的消息，并提到了蘇聯方面對伏尼契的關注。2月8日，《中國青年報》又轉載了與波列伏依一同訪問伏尼契的記者薩弗隆諾夫撰寫的《〈牛虻〉作者訪問記》，文中配有伏尼契的近照和手迹。而1956年第4期的《中國青年》（2月16日出版）上，則刊登了記者團另一位成員阿塞拜依的報道《〈牛虻〉作者伏尼契在紐約》。兩篇采訪的内容相似，主要是伏尼契對青年時期與俄國革命者交往的回憶。
最終團中央領導決定，由中青社方面向伏尼契支付五千美元稿酬。總編輯李庚代表中青社給伏尼契寫信，告知其作品在中國出版後已累計發行七十餘萬冊，大受讀者歡迎，影響廣泛。伏尼契于1956年7月23日寫了回信，信中對來自中國的消息表示驚喜，但婉拒了為中譯本作序的請求（引自胡守文的文章）。
政治運動中的《牛虻》
《牛虻》以删節版一再重印。到了1957年春天的鳴放時期，批評的聲音有機會見諸報端，譯者李俍民終于公開發出了對出版社的異議。在1957年3月27日的《文彙報》上，李俍民撰寫了《奇特的删節法——對〈牛虻〉删節本的意見之一》，以原書第二卷第九章中牛虻和瓊瑪關于暴力革命的對話為例，批評出版社采取一種“電影剪接式的方法”，将兩段話拼接到一起，中間删除了瓊瑪對使用暴力可能成為危險習慣的論述。他認為這反映了對古典名著的不尊重，即使是出于保持思想正确性的目的，删除這些内容，而不删除上下文中同樣不夠正确的其他對話，也顯得缺乏統一标準。6月12日，李俍民又發表了《阿爾卑斯山的夕照——對〈牛虻〉删節本的意見之二》，大段引述了第一卷第二章中亞瑟和蒙泰尼裡同遊阿爾卑斯山時，二人對山谷中落日的奇異景象發出的不同感慨。在亞瑟眼中，懸崖下的黑暗如同地獄，而蒙泰尼裡則認為像是人的靈魂。李俍民分析道，這段文字不僅極具詩意和美感，也與人物的心理緊密結合，體現了蒙泰尼裡内心的痛苦和沉重，并與第二、第三卷中的描寫相呼應。《牛虻》寫作上的特色是細節的反複暗示和呼應，作為一位認真的譯者，李俍民自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在他看來，譯本中遭到删除的阿爾卑斯山夕照一節，以及結尾時蒙泰尼裡發瘋等描寫，都是被錯誤當作糟粕的藝術瑰寶。他還希望中青社的編輯“在經過幾年的研究以後能夠得出結論”，将這些部分還與讀者。
此番鳴放并沒能改變《牛虻》譯本的面貌。當時中青社的出版重心已從外國文學翻譯轉到“三紅一創”等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上，《牛虻》不再是編輯關注的焦點。1958年，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伏尼契作品全集，書後附有伏尼契與波列伏依等人的部分通信，以及根據伏尼契的回憶材料所作的傳略。此前《牛虻》的俄譯本均有删節，在這一版本的文集中，則首次以全本譯出。1958年1月的《讀書月報》刊登了伏尼契全集在蘇聯出版的消息，但在中國，伏尼契的作品卻并未被進一步譯介。
此時的中國，整風與反右鬥争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着。中青社的總編輯李庚、文學編輯室的副主任吳小武（蕭也牧）和陶國鑒均在1958年成為右派，主任江曉天兩年後也被免職。1958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論伏尼契的〈牛虻〉》。編者在書前的說明中表示，某些右派分子“引用外國古典作品中的片言隻句”，“宣揚一些有害的資産階級思想”，因而對外國古典文學有必要進行分析和批判。在這本由北京大學西語系的學生和青年教師撰寫的小冊子中，幾位作者批評了牛虻的思想局限性和性格缺陷，并以嚴厲的措辭抨擊蒙泰尼裡的虛僞卑鄙，認為一些讀者對他的同情是分不清敵我的糊塗立場，為資産階級抽象的“愛”、“人性”等觀點所蒙蔽。
耐人尋味的是，同樣在1958年，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編寫的《英國文學史 1870-1955》為伏尼契辟有專章，對《牛虻》主要人物的評價已不再像幾年前的電影版那樣簡單化。文學史的作者将牛虻對蒙泰尼裡的感情描述為“真誠的而被痛苦壓抑着的愛”，蒙泰尼裡是“相信自己在做善事的溫情的利他主義者”，“在品質上善良而高尚”，結果“不僅使自己成了虛僞的宗教思想的犧牲品，而且使别人受這種思想的統治”（引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中譯本）。評論者批判的矛頭是指向宗教，而不是個人的反動或僞善。這套文學史仍是以強調革命與進步的評價标準貫穿始終，對《牛虻》的理解發生變化似乎主要是從伏尼契對蘇聯學者的答複中吸取的意見。但當時的中國讀者沒有機會聽到這樣的聲音。
《牛虻》出版後曾首先撰文分析的巴人在1957年初寫過一篇題為《論人情》的文章，認為“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品，總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義的”，而當前的文藝作品則“缺乏人情味”，“缺乏出于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1960年2月，姚文元發表《批判巴人的“人性論”》，稱巴人的多篇言論“露骨地宣揚了資産階級的人性論”，由此在文藝界掀起了痛斥巴人的旋風，人性和人道成為過街老鼠。而政治形勢也在迅猛變化着，中國和蘇聯由昔日的親密盟友轉為惡言相向的敵人，曾經左右了中國欣賞趣味的蘇聯文藝作品越來越多地淪為修正主義毒草。《牛虻》雖然沒有正式受到批判，但這樣一部體現了資産階級人性，同時打上“美帝”與“蘇修”烙印的作品，無疑顯得不夠正确，不合時宜。
1960年7月27日，九十六歲高齡的伏尼契在紐約寓所病逝，這一消息在中國未見報道。從1960年起，由于“三年困難時期”紙張缺乏，報刊、圖書用紙的定額均被大幅削減，文藝書籍的印量尤其受到限制。《牛虻》自從1959年第九次印刷後，便沒有再重印。“文革”開始後，文藝刊物紛紛停刊，絕大部分外國文學作品成為禁書，書店不再經銷，從此失去了公開傳播的渠道。在破“四舊”，批“封資修”的狂潮中，大量圖書被收繳封存甚至焚毀，曾經的革命小說《牛虻》也在其中。無論是錯誤的階級立場，還是“小資情調”的愛情描寫，都足以令這本書成為毒草，不再符合新的“革命”标準。另一方面，此時宣傳機構早已樹立起了大批貼合當下形勢的英雄典型。如1966年7月28日《人民日報》為号召學習烈士劉英俊而發表的社論《人民的好兒子》中，列舉了從董存瑞到雷鋒等十餘位在不同情境下可供效仿的本土楷模，認為這些持有“無産階級革命世界觀”的英雄是“曆史上一切英雄豪傑無法比拟的”，并将這種革命精神的來源歸結為“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在這樣的語境中，牛虻顯得隔膜和落伍，已不具有推廣的價值。
但民間的流傳從未停止，《牛虻》仍是青年中最熱門的讀物之一。許多知青寫下的回憶不約而同地提到當年私下傳閱《牛虻》，一本書輾轉多人之手的經曆，甚至常常用手抄的方式滿足對精神食糧的渴求。在1977年開傷痕文學先聲的小說《班主任》中，作者劉心武将《牛虻》用作“文革”禁書的代表。積極向上的好學生與劣迹斑斑的小流氓都想當然地将《牛虻》視為黃書、壞書，作者用這一典型事例抨擊“四人幫”對青少年心靈的毒害。不久，蘇聯的《牛虻》電影在中國再度上映，重現了當年觀者如雲的盛況。随着否定它的那個時代本身受到否定，這個曾經廣泛傳播的故事又重新進入了主流視野，以“撥亂反正”的姿态，被重新肯定。
再度流行
1978年4月，為緩解“文革”禁锢導緻的嚴重書荒，國家出版局調撥了印制《毛澤東選集》的專用儲備紙張，重印了三十五種經典文學名著，含外國古典文學十六種，《牛虻》也在其中。“文革”期間新譯的外國文學均為内部發行的“黃皮書”，号稱供批判使用，普通讀者無權購買。此次重印是十多年來首次大規模公開發行外國文學作品，反響極大，出現了讀者在各大書店門前排長隊等候購書的熱烈場面。
中青社此番新印的《牛虻》以1959年的版本為底本，但與舊版差異頗多，不但更換了封面，也去掉了蘇聯人所作的序和插圖。書前加了一篇署名“編者”的導言，對牛虻認識不清階級沖突，具有“資産階級思想和作風”，以及冒險主義的傾向做了批判，對蒙泰尼裡則嚴厲地指責為“反動階級的鷹犬”、“陰險狡猾”。書後附有李俍民的後記，控訴“四人幫”将《牛虻》指為毒草橫加禁止，并簡要介紹了伏尼契的生平（其中某些細節并不準确）。這個版本為《牛虻》的第十次印刷，也是最後一次以繁體豎排的面貌出現。1978年底再次重印時，《牛虻》改為簡體橫排，保持上一版的基本内容不變，加入了由中國畫家新繪制的插圖。1979年和1980年，這本書以二十萬冊的印量各重印一次，充分反映了當時暢銷的程度。到了1981年12月第十四次印刷時，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化，李俍民撰寫的語言帶有時代痕迹的後記被修改，删去了毛主席和華主席的語錄。此時《牛虻》的累計印數已達到一百六十三萬多冊。
重印後，無論是編者的前言還是譯者的後記中都沒有再提及譯本有所删節，但讀者卻并未忘記這回事。1980年第五期《讀書》發表了一位讀者的來信，信中呼籲出版《牛虻》全譯本，不滿此前的版本“二十多年來竟然一直帶着俄譯本的可惡的‘胎記’”。然而這一呼聲和李俍民當年的抗議一樣沒有得到回應。
1978年8月，被稱為新時期第一本文學刊物的《十月》雜志創刊。主創人之一張守仁在創刊号上發表《〈牛虻〉是怎樣寫成的？》，較為翔實地介紹了伏尼契的生平經曆。1979年夏天，王剛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錄制了《牛虻》廣播劇，于一年後播出。這是他演播的第一部長篇廣播劇，也是中央電台在“文革”後播出的第一部外國文學作品，為這部小說帶來了更多聽衆。
在這一時期，《牛虻》的影響持續不衰，伏尼契的其他作品也随之成為出版界的熱點。1981年，描寫亞瑟離開意大利十三年間經曆的An Interrupted Friendship同時有了兩個中譯本，分别譯為《牛虻在流亡中》和《流亡中的牛虻》，均根據俄文轉譯，書名的更改也是承襲自俄譯本。次年，又出現了第三個中譯本《中斷的友情》。描寫牛虻曾祖一輩生活的Put off Thy Shoes也被譯為《牛虻世家》出版，亦是從俄語譯出。Put off Thy Shoes是伏尼契創作的最後一部小說，于1945年出版。在伏尼契的構思中還有兩部作品，主人公分别是牛虻的祖輩和父輩。但這兩部并未實際動筆，隻是在Put off Thy Shoes書後附有故事梗概，原拟完成的“牛虻五部曲”最終以“牛虻三部曲”行世。随後，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包括五部作品的《伏尼契小說集》。其中《牛虻》直接采用了李俍民的譯本，沒有重新翻譯。《牛虻在流亡中》和《牛虻世家》采用該社此前已出版過的單行本，其餘兩部小說《傑克·雷蒙德》（Jack Raymond）和《奧莉夫·拉森》（Olive Latham，該書後來又有兩個中譯本，書名分别譯為《要塞鐘聲》和《苦愛》）也是由同一批譯者根據蘇聯的俄文版全集轉譯（經過一道轉譯後不乏扭曲原意之處）。
1984年第一期《十月》雜志上發表了張承志震動文壇的中篇小說《北方的河》。小說主人公将牛虻和馬丁·伊登、保爾·柯察金并稱為“真正的男子漢”，引為同道。打動主人公的是牛虻剛強不屈的意志。在《牛虻》走紅的時代成長的作家中，不止一位在小說或回憶裡談及對這部作品的喜愛，史鐵生便是其中的典型。他曾表示，最初使他對小說發生興趣的就是《牛虻》（見《随筆十三》，發表于1992年第六期《收獲》）。在他僅有的兩部長篇小說《務虛筆記》和《我的丁一之旅》裡，《牛虻》都作為主人公喜愛的作品反複被提及。他甚至還親自編寫了一個面向少年讀者的縮寫版《牛虻》。從史鐵生頑強忍受肉體痛苦的體驗，對生死的通達态度，乃至對神性的反複追問中，都俨然可見牛虻的回聲。
紅色經典及反思
中青社李俍民的譯本還在不斷重印着，而《牛虻》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遲至1991年才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五人合作譯出。在書前“譯者的話”中，執筆者回憶，《牛虻》是其第一部接觸到的外國文學作品，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由此影響了其一生所走的道路。他們決定翻譯這部小說卻并非隻為重溫舊夢，而是懷有希望引導青年一代走上正途的責任感。時移勢易，當下青年已經有了新的精神食糧，遠離了曾滋養他們父輩成長的那些經典。在譯者看來，“年輕的一代仍需要牛虻那種為革命忍辱負重，克服困難百折不回，對革命忠誠不渝的獻身精神”。譯者心目中的牛虻與三十多年前主流宣傳話語中的形象别無二緻。這說明1970年代末《牛虻》重新流行後，人們對這本書的理解和定位接續了1950年代革命英雄主義的傳統。所謂撥亂反正，是以1950年代的源頭為正。但經典在新時代可以發掘出新的意義和審美價值，被舊時代強加和誤讀的東西更應厘清，還以原貌。
無論革命英雄主義的宣傳在已飽受多元化文學趣味熏陶的讀者群中是否還會引發同樣熱烈的共鳴，1990年代中期，《牛虻》仍是以紅色經典的定位受到官方推薦。從1994年3月開始，新聞出版署開始推行“書架工程”，至1995年2月已選定三百餘種圖書，文學類作品中包括《牛虻》。1995年8月，新聞出版署發布了第二批《常備圖書目錄》，《牛虻》也赫然在列，并指明為中青社的譯本。借此東風，中青社推出了《牛虻》的修訂版，恢複了李俍民譯文中的大部分删節，由譯者的遺孀撰寫後記。李俍民已于1991年去世，一直沒能看到他一再呼籲的全譯本。事實上，這個新版仍舊辜負了譯者和讀者的期望。據筆者統計，其中仍有十七處共一千七百九十六詞的删節，這些内容在開放已久的意識形态标準下本不該再是禁區。
1997年，《牛虻》問世一百周年之際，宋韻聲撰寫的《〈牛虻〉三部曲及其女作家》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國内第一部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關于伏尼契的專著，但内容粗淺且錯誤頗多（後來）。在1998年第七期《上海文學》上，劉小楓發表了《牛虻和他的父親、情人和她的情人》。文中以倫理關系的視角讓幾位主要人物從各自的立場進行講述，試圖解構已被神化的革命英雄主義叙事。這是第一篇沒有将《牛虻》定位為革命小說的評論，然而其中對人物行為的解讀顯得自說自話，一些情節的描述也與小說的設定頗有矛盾。例如小說中用大量細節來鋪陳牛虻對蒙泰尼裡懷有的深厚感情，但文章作者卻忽視了這些明顯的線索，把牛虻的态度描述為一味的怨恨與複仇，将他參與革命簡單解釋成借此報複私人的痛苦，而不考慮他抱有為國為民的理想，真誠投身革命的一面。毋甯說，作者出于自己叙事的需要建構了一個與以往的革命文學面目迥異的文本，但這仍是一種扭曲，并不是《牛虻》本身。
1990年代，随着政治氛圍的變化，俄羅斯學界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等昔日虔誠膜拜的經典都進行了重新評價，将其請下神壇。書中一些維護斯大林時代正統意識形态，有歪曲曆史之嫌的内容受到質疑。類似的反思也在中國出現了呼應。2000年，中國團隊到烏克蘭拍攝的電視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央視上映。劇中的保爾與以往中國人熟悉的形象頗有差異，如對契卡的粗暴作風和肅反擴大化等“陰暗面”表現出懷疑和批判。劇情也突出了保爾身上人道主義的品質。随着電視劇的播出，諸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嗎”、“新時期是否還需要保爾精神”這樣的追問一時間成為熱點話題。
随後，制作方順勢投拍了在中國語境中一直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緊密相連的《牛虻》。《牛虻》電視劇在經過兩年的籌備後開機，仍舊與烏克蘭杜甫仁科電影制片廠合作拍攝。杜甫仁科制片廠的廠長尼古拉·馬先科1980年便曾執導過一部《牛虻》的電視電影。這一版本約三小時，與1955年版電影相比篇幅擴大了一倍。片中細膩刻畫了牛虻與瓊瑪的愛情，也較為充分地表現了蒙泰尼裡内心的痛苦，沒有跟從舊版将其塑造為面目可憎的僞善者（新版中飾演蒙泰尼裡的是著名演員兼導演邦達爾丘克）。這個版本在中國曾有譯制，但沒有廣泛傳播，影響甚微。中國版的電視劇《牛虻》長達二十集，據導演吳天明自述，拍攝此劇是力圖在信仰缺失的時代歌頌愛與信仰，“立足于當代社會和觀衆的需要，以新的視角來诠釋劇情和人物”（語見《為愛為信仰——在〈牛虻〉劇組主創和演員會議上的講話》，2003年6月）。劇本加入了大量原創情節，例如馬蒂尼變成了亞瑟的大學同學，神父卡爾狄最初是從蒙泰尼裡的口中探得亞瑟與青年意大利黨的關系，甚至安排绮達為營救牛虻而獻身。此類盲目追求戲劇沖突的編造或許是為了迎合年輕一代觀衆的口味，卻損害了原作的風貌。這部電視劇通過了國家廣電總局的審查，但至今仍未公映。
2003年，一部講述“文革”中紅衛兵一代人心路曆程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在美國上映，導演是韓丁之女，深受中國文化熏陶的卡瑪（Carma Hinton）。導演選擇《東方紅》與《牛虻》兩個代表性的意象貫穿全片，借用蘇聯1955年版電影的畫面重溫了《牛虻》的主要情節。片中接受訪談的徐友漁認為，《牛虻》這個結合了革命理想與愛情的故事對那一代青年樹立革命信念起了深刻作用，身邊的同學“都把牛虻作為自己理想的化身”。另一位受訪者朱學勤則表示，年輕時被牛虻堅忍不屈的意志和書中的革命浪漫主義氛圍所感染，而當“文革”結束後重溫電影《牛虻》，印象最深的卻是當初忽略的，牛虻和蒙泰尼裡在獄中相認，痛斥其謊言欺騙并與之決裂的一幕。朱學勤從牛虻對蒙泰尼裡懷有的複雜感情中産生了共鳴，那種發覺受蒙蔽後恍然大悟又痛心疾首的體驗“讓我想起我的紅衣主教，想起我們自己和黨文化的關系”。
将自身經曆與《牛虻》自覺聯系到一起的不僅有紀錄片中的幾位受訪者。以反革命罪被殺害的林昭在獄中曾多次借用牛虻和蒙泰尼裡的關系，抒發自己對一度當作偶像來崇拜的領袖和革命理想的幻滅。另一位學生右派林希翎則稱自己在反右初期因天真愚信而受騙，犯了“類似小說《牛虻》中亞瑟的錯誤”（引文來自錢理群《林希翎：中國1957年右派的代表與象征》，載《今天》2006年第2期）。由此可見《牛虻》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中是何等深入人心，無論是革命還是走到了革命的對立面，他們信手拈來的都是來自這部所謂革命文學經典的同一套話語。
寒春（1921-2010）
1945年，伏尼契的最後一部小說剛出版時，尚在美國研究核物理的寒春曾去拜訪過這位姨祖母，但對其并無深入了解，印象僅限于創作過一些小說和音樂作品。來到中國之後，她才驚訝地發現《牛虻》在中國和蘇聯竟如此家喻戶曉，而身為親屬卻一直沒能意識到她的重要價值。寒春對共産主義革命傾心不已，在她看來，《牛虻》體現了伏尼契的先見之明，“抓住了當下正激蕩世界的劇變的本質”（引自1964年10月24日寒春緻Geoffrey Ingram Taylor的信，原檔藏于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圖書館。泰勒是伏尼契的外甥，英國著名物理學家）。1961年，伏尼契去世後不久，美國一家書商重新發掘出版了《牛虻》。哈裡森·索爾茲伯裡（Harrison Salisbury，美國知名記者，著有多部關于蘇聯和中國的作品）撰寫的導言試圖分析《牛虻》不僅在革命時期的蘇聯大受歡迎，如今仍舊暢銷不衰的原因。他認為這個描寫革命和密謀的故事體現了在現實運動中久已難覓的單純動機和純潔目标，對以推翻當下世界政治秩序為己任的那些國家的讀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參見Pyramid Books 1961年版The Gadfly導言）。索爾茲伯裡以另一種意識形态視角做出的評論，似可為寒春這樣深懷左翼革命理想的讀者對《牛虻》的熱情稱許作一注腳。
作者王蔚
原載于《東方早報 上海書評》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