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感謝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精彩的影像政治流概論，正是有了雅諾維枝想象中模糊黑夜的影子提供一種撲朔的意像和卡爾·梅育的流離生活經曆，這個懸疑故事才不緻淪為平庸刻闆的記憶複述。
在故事的最初框架中，雅諾維枝和卡爾·梅育劍在沛公，矛頭直指國家威權的無限權力，堪破了德意志國家建構中潛在的威權威脅，卡裡加利博士可怕的不受控制的統治欲在精神病院長身份的揭露中達于頂峰，而可憐的因被唆使而被殺死的凱撒大抵在廣度上有普通人的模糊印象，而有意識的驚醒是良心的喚回，也是清醒的反叛，而作者給予這種絕望的本我尋回一份同情，因而在故事展開中文本具有了雙重革命性，一是之于滔天權勢人為刍狗的直觀現實的批判，而在更深的向内挖掘中，理性戰勝了非理智，真相的揭露使威權象征性被拔除。可精神病院依舊矗立，瘋子和普通人仍舊一齊共舞，荒誕的鋪陳直指脆弱的現實：1919年，一戰剛剛結束，1月18日，德國被迫簽署《凡爾登條約》，戰後凋敝的經濟和慘淡混亂的社會狀況一直在内部同時滋生着困頓的壓抑和瘋狂的民族複仇主義。魏瑪共和國時期，為了刺激經濟發展，出台了不少短視的經濟政策，有意制造的通貨膨脹，社會保障的撤離，人民生活水深火熱，公衆信任岌岌可危。兩人前瞻性地預見了僭主的登台，瘋狂的因子在想象的溫床裡徜徉。
而維諾的改編出于屈服商業銀幕的本能，将瘋子的幻想在更宏觀的層面批駁，孤獨的個體被審判為癡狂，揭露化作奉頌，知識分子的批駁融化為大衆所喜的類型故事，站立在今時今地的溯源視角，這是表現主義影像的肇始，但也同時反映了戰後人們向精神世界的集體退縮。象征主義狂想中威權的被推翻和獲勝的現實兩相映照，民衆生活的雙重面貌在這裡探出頭來，反叛寄身于溫馴之下，壓抑無聊的恐怖的灰色在空虛中蔓延。
三位狂飙派畫家恣意筆墨，荒誕的布景、道具、服裝和化妝，一個光怪陸離的影像世界被搭建起來，在影棚内的拍攝規矩井然，兼以濃墨重彩的戲劇模仿痕迹，在很大程度上極具張力的舞台性被保留下來了，幻象在雙重體裁的界壁中為我們窺視，這在形式上也反映了人們退向内心世界的事實。而将之外化為視覺真實的，正是風靡一時的表現主義浪潮。在導演和畫家的協調中，康德、柏洛森和弗洛伊德強調的永恒品質和主觀實質被投射于銀幕之上，在與繪制的打光并不協調的光影效果中，怪異空間的縱深性在扁平的呈現中透露出真實的立體感。而在遠景中嶙峋突兀的建築和鋸齒狀尖銳化的哥特式風格，中景中造型各異的“風景”複合體在透視的不和諧效果中完成了情緒裝點的轉化。一些古怪道具和奇思妙想式的設計都使得這種神秘的黑色愈發濃重，而誇張又極具象征意味的人物服化也使表現主義的情感縱深更為真切，博士一身中世紀術士黑袍、潦草狂放的頭型、猥瑣又合時宜的黑框眼鏡下，獨裁者的靈魂便藏匿于這一片粗糙中。
市集這一“自由地”具有極強的戲劇意味，這一片無政府主義的飛地正是諸戲劇因素的集結點，黑暗由此滋生，人們在這裡尋歡作樂，混沌本能支配着本我殺死超我的理智，這裡和強權威逼下的秩序俨然對立，兩種瘋狂同時異化為另一種偏執。
在攝影上，受繪制的限制，全片皆以固定鏡頭拍攝，人物的出入畫也有早期場面調度的特征，通過黑白膠片的不同染色效果表現晝夜更替，這也是技術條件的限制之于影片表現力的限制。
在社民黨人颠倒黑白的右化中，兩種截然對立的思潮在混沌的形式中保持了一種荒誕的平等，所有人都在發瘋，Nazi在被打翻的調色盤裡呱呱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