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感谢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精彩的影像政治流概论，正是有了雅诺维枝想象中模糊黑夜的影子提供一种扑朔的意像和卡尔·梅育的流离生活经历，这个悬疑故事才不致沦为平庸刻板的记忆复述。
在故事的最初框架中，雅诺维枝和卡尔·梅育剑在沛公，矛头直指国家威权的无限权力，堪破了德意志国家建构中潜在的威权威胁，卡里加利博士可怕的不受控制的统治欲在精神病院长身份的揭露中达于顶峰，而可怜的因被唆使而被杀死的凯撒大抵在广度上有普通人的模糊印象，而有意识的惊醒是良心的唤回，也是清醒的反叛，而作者给予这种绝望的本我寻回一份同情，因而在故事展开中文本具有了双重革命性，一是之于滔天权势人为刍狗的直观现实的批判，而在更深的向内挖掘中，理性战胜了非理智，真相的揭露使威权象征性被拔除。可精神病院依旧矗立，疯子和普通人仍旧一齐共舞，荒诞的铺陈直指脆弱的现实：1919年，一战刚刚结束，1月18日，德国被迫签署《凡尔登条约》，战后凋敝的经济和惨淡混乱的社会状况一直在内部同时滋生着困顿的压抑和疯狂的民族复仇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出台了不少短视的经济政策，有意制造的通货膨胀，社会保障的撤离，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公众信任岌岌可危。两人前瞻性地预见了僭主的登台，疯狂的因子在想象的温床里徜徉。
而维诺的改编出于屈服商业银幕的本能，将疯子的幻想在更宏观的层面批驳，孤独的个体被审判为痴狂，揭露化作奉颂，知识分子的批驳融化为大众所喜的类型故事，站立在今时今地的溯源视角，这是表现主义影像的肇始，但也同时反映了战后人们向精神世界的集体退缩。象征主义狂想中威权的被推翻和获胜的现实两相映照，民众生活的双重面貌在这里探出头来，反叛寄身于温驯之下，压抑无聊的恐怖的灰色在空虚中蔓延。
三位狂飙派画家恣意笔墨，荒诞的布景、道具、服装和化妆，一个光怪陆离的影像世界被搭建起来，在影棚内的拍摄规矩井然，兼以浓墨重彩的戏剧模仿痕迹，在很大程度上极具张力的舞台性被保留下来了，幻象在双重体裁的界壁中为我们窥视，这在形式上也反映了人们退向内心世界的事实。而将之外化为视觉真实的，正是风靡一时的表现主义浪潮。在导演和画家的协调中，康德、柏洛森和弗洛伊德强调的永恒品质和主观实质被投射于银幕之上，在与绘制的打光并不协调的光影效果中，怪异空间的纵深性在扁平的呈现中透露出真实的立体感。而在远景中嶙峋突兀的建筑和锯齿状尖锐化的哥特式风格，中景中造型各异的“风景”复合体在透视的不和谐效果中完成了情绪装点的转化。一些古怪道具和奇思妙想式的设计都使得这种神秘的黑色愈发浓重，而夸张又极具象征意味的人物服化也使表现主义的情感纵深更为真切，博士一身中世纪术士黑袍、潦草狂放的头型、猥琐又合时宜的黑框眼镜下，独裁者的灵魂便藏匿于这一片粗糙中。
市集这一“自由地”具有极强的戏剧意味，这一片无政府主义的飞地正是诸戏剧因素的集结点，黑暗由此滋生，人们在这里寻欢作乐，混沌本能支配着本我杀死超我的理智，这里和强权威逼下的秩序俨然对立，两种疯狂同时异化为另一种偏执。
在摄影上，受绘制的限制，全片皆以固定镜头拍摄，人物的出入画也有早期场面调度的特征，通过黑白胶片的不同染色效果表现昼夜更替，这也是技术条件的限制之于影片表现力的限制。
在社民党人颠倒黑白的右化中，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潮在混沌的形式中保持了一种荒诞的平等，所有人都在发疯，Nazi在被打翻的调色盘里呱呱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