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蘭西》中,Léa Seydoux飾演的女主角France是一位常年生活在公衆目光中的精英。借助攝影機和演播室,她為自己炮制了一個受人愛戴的“公衆形象”——一個極具人文關懷精神的女記者,奔波于斷壁殘垣、槍林彈雨之中,為公衆獻上戰地前線的一手新聞資料;但隻有她的助理和同事知道France的“私密形象”——一個上層階級中養尊處優的虛僞女人。她或是一邊享用美食一邊聽鄰座高談闊論“資産階級的美德”;或是坐在陽光明媚的泳池旁邊假裝關心着第三世界的苦難。

France的“公衆形象”與“私密形象”之間的懸殊差距,代表着無孔不入的現代媒介越來越将人們推向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态。借助媒介的力量,人們得以隐藏自己的真實身份,而随心所欲建構自己的形象。而在衆多媒介中,影像因其感染力強、且易于捏造的特點,而成為最強大的一種媒介騙術,而它也正是France塑造自己公衆形象的工具:影片開場後不久,一場無比滑稽的戲就向我們展示了France是如何在采訪現場弄虛作假,通過擺拍和後期剪輯來編纂出一條“新聞素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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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兩種形象之間的分裂巨大到連觀衆都為之感到尴尬,但身在其中的France卻在兩者之間遊刃有餘,從肆無忌憚的眉來眼去到尖銳地向總統發問,從演播室裡的正襟危坐到和節目結束後與同事嬉笑怒罵,France切換自如,并未感到絲毫矛盾。她早已習慣于媒介所賦予的雙重身份,沉浸在誇贊與愛戴(“民衆很愛”、“你紅得發紫”)之中得意忘形,甚至自己也錯把自己的表演當成了真實。

然而,接連不斷的争議事件逐漸捅穿了媒介所維持的那層假象的薄膜。在此處,《法蘭西》并不隻是簡單地讓France展露出她虛僞的面目,相反,杜蒙向我們展現了她找回真實的過程。意外撞車、出軌、受欺騙、喪失親人……在無數戲劇性事件所喚起的真情實感的沖擊下,原本已經習慣生活在精神分裂之中的France被迫直面現實的世界,悲痛原本隻是在攝影機那一端的素材,現在則肉眼所見、肉身所感。

痛苦掙紮之後,France在結尾牽起了欺騙過她的男人的手,走向了屋外的現實,盡管這代表着她也要同時走向巨大的空虛和絕望。鏡頭向前推去,我們看到France在流淚,這一次,淚水不是面對攝影機的媚俗做戲,而是真實的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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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中,多次出現人物戴着藍牙耳機打電話的情節,這或許是“精神分裂”的另一層體現:人物明明在對着誰說話,卻像是在自言自語(注意,電影從來沒有給出通話另一方的畫面/聲音)。如果說影像媒介帶來的是身份的多重性,那麼語音媒介帶來的則是交互對象的多重性。同樣是在開場後不久,France回到家中,丈夫一邊和另一個人打電話、一邊對她做表情和手勢,兩個語境中與不同對象的交互被融合至同一個情境之中,效果滑稽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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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讓France身敗名裂的,同樣也是一組被發送至錯誤的對象的話語:節目直播過程中不慎打開了麥克風,将私密的對話公之于衆。

最後,提一下《法蘭西》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車内視角。我們看到France坐在大得不成比例的、潔淨得幾乎像是不存在的擋風玻璃前,整個車内空間極為寬闊敞亮,絕不可能是現實中的視覺。而車内視角之後總是接着一個正常的車外視角作為對比,告訴我們這不是簡單的“穿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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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前往自己撞傷的小夥子(一個杜蒙式的怪人)家慰問一段中,車内視角的怪異更甚,她下車時連開門的動作都沒有——因為根本就沒有門,也沒有車的外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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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看見一個藏在樹叢裡的狗仔對着France偷拍了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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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也許車内視角所力圖表現的,正是一個受影像媒介所控制的世界——寬闊、明亮、幹淨、敞開,沒有界限,沒有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