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絕大多數叙事型電影而言,叙事不是事件之間随機的、離散的堆疊(而現實生活其實常常如此)。“叙”字表明了高于事件本身的一種外部力量,它按照自己的原則選擇和排列不同事件,以構建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一連串事件與它們的因果關系構成了一條因果鍊,我們有時稱它為“線索”,這才是叙事真正的基本單元。甚至在一些高度模闆化的電影類型中,事件本身可以被替換,而因果鍊則作為一種程式永遠不變。

這引發了另一個問題:不是任何兩個事件都可以被建立起因果關系的,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事件本身的性質。根據現實經驗,有些事件天然地比其它事件具備更強的引發後繼事件的潛能,也即,有些事件作為“因”,引發的“果”要比其它事件更加豐富和可持續。例如,拿起杯子喝水這一事件,很可能不會引發任何後繼事件(也許會把杯子摔碎并弄傷自己,但這樣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接電話、制定計劃、丢失物品、參加比賽、親人亡故這樣的事件就很可能引發人物的後續行動。

我們可以類比式地定義這種因引發果、事件引發事件的潛能——如果因向果發展的實際強度可以被稱為“叙事動能”的話,那麼因向果發展的潛力就是“叙事勢能”。正如将石頭搬運至高處是在積累重力勢能,而在叙事中加入具備發展潛力的事件則是在積累叙事勢能。

之所以采用勢能的定義,是因為電影中事件的因果關系往往不是即時發生的,在一個事件和它引發的後繼事件之間要經曆更長的轉化時間,因此即便一件事件的發生沒有立刻引發其它事件,它也仍然作為潛在的能量儲存在叙事系統中。而因果之間又往往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并不是孤立的一件事件引發了孤立的另一事件,而是全部舊有事件的綜合孕育了新的事件。電影事件的因果鍊無論如何錯綜複雜、跨越多少時間長度,從整體上看,它的叙事勢能總會有積累和消耗的變化曲線。

比如,在标準的三幕式叙事電影中,第一幕主要功能在于積累勢能,即提供叙事所需的背景、設定、形象、目标、危機,在此之後,這些勢能都會在不同的時機被轉化為動能,并适時制造新的勢能。這樣的電影的結局一般是叙事勢能完全消耗的節點,此時,故事“閉環”,所有的線索都抵達了終點,不再有新的可能性産生。

無論如何,叙事勢能不可能憑空而來,它在一開始必須被積累,因此電影的鋪墊過程是必不可缺的。果真如此嗎?蒙吉的《四月三周兩天》其實提供了一個相當高明的反例。開場,我們看到女主角與男友見面、前往酒店、與醫生見面,這些緊鑼密鼓不斷發生的事件是被轉化為動能的“果”,而作為“因”的勢能在哪裡?我們并沒有看到積累勢能的任何過程。其實,叙事勢能并不是不存在,而是被電影刻意地隐藏了。

在後續的情節中,我們知道:與男友見面,是因為她在此之前已經與男友約好見面;前往酒店,是因為室友已經打電話預約了酒店,而她答應幫室友去開房間;與醫生見面,是因為這是她們今天的計劃。是的,計劃是《四月三周兩天》的核心概念——女主角和她室友的堕胎計劃、男友約女主角去家裡參加生日宴會的計劃……制定計劃是最典型的積累勢能的過程(因為計劃擁有成為現實的潛力),而實施計劃則是将勢能轉化為動能的過程。隻不過,電影将開始叙事的時間節點選定在計劃已經制定完畢、馬上将要開始實施的關頭,這時,叙事勢能已經處于最高點,而它積累的過程則被向觀衆省略。室友如何發現自己懷孕、女主角和室友如何找到醫生、如何訂酒店、如何湊錢,所有這些積累勢能的事件不是沒有發生,而是發生在了電影開場之前。

盡管實施計劃主要是消耗勢能、增加動能的過程,但是計劃中一旦發生意外變故,那麼勢能同樣會增加。《四月三周兩天》中的計劃沒有如預想中順利進行,但這些不順利并不來源自真正的意外,而是計劃本身的缺陷導緻的。女主角與男友吵架(二人此前約好去男友家過生日)、訂酒店遇到問題(室友此前打電話訂酒店失敗)、與醫生見面時受到指責(醫生與室友此前約好親自見面)、被人渣醫生索取身體回報(室友此前在電話中同意并向女主角隐瞞),這些危機不是意外發生、而是“事出有因”,是由此前的事件引發——隻不過這些“此前的事件”和計劃本身一起都被放在了電影開場之前、被向觀衆留白。甚至可以說,這些計劃中的缺陷本身也是(失敗的)計劃的一部分。

如果從這種角度來看,那麼電影自開場起,叙事勢能就幾乎沒有增加過,而是一直處于勢能不斷消耗、不斷被轉化為動能的過程。《四月三周兩天》是一部将因果鍊條從中間切斷的電影,電影中所有的情節都在某種程度上是“果”,而所有的“因”都被放在了電影所留白的時間裡。

這樣巧妙的叙事結構為《四月三周兩天》提供了兩點巨大的優勢。

第一是叙事的簡潔和高效,原本從積累勢能到消耗勢能,從鋪墊到收束,從制定計劃到執行計劃,從因到果,必定要将同一件事情(至少)說兩遍,但現在,隻用呈現果,就可以将因也一并交代,被省略的前因和背景信息被巧妙地編織進入人物的争吵和交談之中,電影的篇幅得以同時維持精煉性、戲劇性和“真實時間”的原則。

第二,對“因”的隐藏也制造了叙事上的懸念,這種懸念的構建邏輯與一般電影恰好完全相反,它所引導觀衆好奇的不是一個行動的“結果如何”,而是“原因何在”。開場,我們看見女主角一連串迅疾的行動,但行動隻是“果”,卻沒有交代“因”,我們不禁從女主角與各種人交流的隻言片語中思考:她們到底是要去做什麼?她們的計劃是什麼?為什麼需要錢?為什麼要請假?為什麼一定需要今晚訂酒店?直到堕胎的計劃在對白中暴露給觀衆,懸念仍然在繼續:醫生想要什麼?他為什麼說這些話?這裡存在一組辯證:因越是不在場,它的在場就越是顯著,勢能的積累也就越充沛,因為因果之間的聯系從未被觀衆如此密切地關注。

《四月三周兩天》的開場第一句台詞是:“好吧。”——單單一句肯定的回答,也即,一組隻有回答、提問卻被隐去的問答對白,正是它啟動了二人的計劃,打開了被隐藏的勢能的閥門,高懸的石頭從空中落下,叙事動能滾滾而來。如果說電影叙事的因果鍊最細微的體現就是問與答組成的對白鍊,那麼這段被隐去提問的開場可謂是整部電影叙事結構的微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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