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前夕,前任男友的母親出國到訪兩人在巴黎居住的小單間公寓裡。劉重燕原以為自己會記錄下這段溫馨的母子海外團聚,即使對前任原生家庭的矛盾有所耳聞。

兩年後,她導演的紀錄短片《Is There a Pine on the Mountain》(暫譯《山中無樹》)入圍今年IDFA的短片競賽單元。影片直指一個現象,家庭暴力往往在不經意中纏綿、延續在代際間。

影片開場不久,一個長鏡頭記錄下一次家常的争吵最終上升成兒子指責和謾罵母親的全過程,言語暴力差點演變成肢體暴力。

透過母子各自的自白,我們知道他們家庭的舊傷——父子之間和夫妻之間的暴力。導演試圖傾聽二者的心聲,調和母子關系,直到送走母親後,家暴出現在自己身上。

影片以其對家庭暴力的關注同時被選入IDFA男子氣概(Masculinity)的主題聚焦單元。這個單元力圖從多角度審視男子氣概,“作為男人”這個充滿争論和脆弱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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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原本沒有中文名的華語紀錄片。如劇照所示,主人公們的臉龐都被打了馬賽克,真實聲音也做了處理,使其意外地擺脫紀錄片過往的倫理困擾。

拿掉面孔和社會身份,導演認為“它能夠觸及到更大面積的不同國籍的觀衆,看到我們自己”。

凹凸鏡DOC有機會與《Is There a Pine on the Mountain》導演劉重燕及項目執行Carina聊聊她們的想法。國内觀衆有機會在北京國際短片聯展及HiShorts!廈門短片周上看到這部短片。

片名:Is There a Pine on the Mountain/山中無樹

導演:劉重燕

制片國家/地區:法國

時長:37分鐘

年份:2022

影片簡介:

"Is There A Pine On The Mountain"這部作品的制作始于Covid-19在歐洲大陸完全爆發之前,它是一部在無法預計事态發展,在尚未顯露的危機逐漸逼近的情況下創作的作品,同時它也随着疫情得到了拓展,類似于導演本人的處境。

故事以導演前任與他母親之間的争吵作為開場,以雙方的内省陳述作為并進内容。影片以自傳體的方式,審視了以危險的父權意識形态為核心的專制極權給家庭所帶來的惡性代際延續。導演透過微觀視角、直面自己親身經曆的虐待關系來理解其根源和解釋相關現象。

影片對主人公們進行了面部模糊處理,其真實的“身份”被遮蔽,使他們成為單純的溝通和交流的容器去引導觀衆聯系起與自身有關的原型人物;但觀衆不難意識到這是一個關于中國婦女在巴黎探望她的兒子的故事。

當人的一部分特質(尤其是由臉部外貌帶來的身份特質)不複存在,當影片展現的複雜沖突在下一輪新啟的虐待關系中結束時,我們能否通過一個更客觀的鏡頭來看待類似事件?其次,是否存在任何可能性,用以改變代代相傳的看似不可改變的意識形态?這也是導演希望我們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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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介紹:

劉重燕:1995年出生于貴州,本科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後入學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Clément Cogitore工作室/Petrit Halilaj & Alvaro Urbano工作室。她從個人的經曆中汲取靈感,創作的作品涉及多種藝術表現方式,包括紀錄片、非虛構影像、視頻裝置、繪畫和雕塑。

IDFA短片采訪|馬賽克下看到具體的人

撰文、采訪:糾結的茶

排版:張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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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個體:“我們要看到自己”

凹凸鏡DOC:整部短片聚集于前任母親的“來訪”,同時又是一次中國家庭關系内部的觀察,奇妙的是這個空間發生在遠在歐洲的巴黎。請導演先談談影片的緣起。

劉重燕:一開始我前任告訴我,他媽媽要來巴黎看望我們,是我提出的可以跟我們住在一起,(後來想這可能是第一個錯誤的開始,到最後更是一團亂麻),當時也是為了大家能省點錢,那他媽媽可以跟我們住在一起。我們之前也有很開明、很公開地讨論過他原生家庭裡的家暴問題。所以我就說那我可不可以在她來巴黎看望我們的時候拍一些footage(素材)。

其實初衷是想拍一個很溫馨的、異國他鄉的家庭影像,結果就是……完全出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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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鏡DOC:影片最大的視覺特點在于對兩位人物臉部的馬賽克處理和聲音處理。這兩處處理除了隐私的考量還基于什麼考量?

劉重燕:出于對隐私的考量其實更是對肖像權的考量。片子還沒剪完家暴就發生了。對方當然不願意讓我曝光。但另一部分是在兩年之後有了距離,更能重新審視這個片子;有了一種想去解構這些元素的想法。

之前我在寫我的statement的時候有分析過,當拿掉決定我們社會身份的一個最基本的元素——面容——的時候,我們更能關注到交流這個概念本身。所以不僅是出于對隐私的考量,更大程度上是符合我本身研究的命題探讨。

我是純藝術背景出身,在巴黎美術學院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交流。在處理影像上的思考方式還是更偏向純藝術一些。這個處理非常切合作為一個藝術項目的需要——如果有什麼元素過于複雜或者是過于具象,影響到對一個抽象概念的表達,在這個影片中是對暴力這個概念的探讨,是對暴力循環的分析。

那片中的人物是誰?他其實可以是任何一個人,因為影片目的是發問,到底是什麼構成了毒性男權(Toxic Masculinity)?一個具象的人臉的因素被降解了,這個社會身份拿掉之後反而它能夠觸及到更大面積的不同國籍的觀衆。因為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個體,其實都可以成為施暴的主體。我們每一次争吵,不管在怎樣的社會關系、親密關系裡,當我們真的面紅耳赤,失去理性,我們所有的暴力都會以言語、以肢體接觸的方式表達出來。所以這也是片子的主旨,我們必須要分析暴力的循環,找到解決的方案,會有解決的方案嗎?這是片子提出的問題。我們要看到的不是這些人具體是誰,我們要看到自己。

作為觀衆:“因為有約束,才有電影!”

凹凸鏡DOC:片名“Is There A Pine On The Mountain”有何含義?

劉重燕:前任的名字,所以也是為什麼片子一開始沒有中文名,但是後來在HiShorts!的堅持下還是想了一個中文名《山中無樹》,正好和英文的問句式名字呼應,感謝中文的博大精深。

凹凸鏡DOC:絕大多數情況下,觀者能根據經驗腦補出人物在馬賽克底下的表情。但也有例外,比如前任與母親在廣場手牽手的那個回頭,似乎馬賽克的處理讓觀衆無法看到人物的表情,你怎麼看待這種局限?

劉重燕:有局限是好事,第一場放映的時候觀衆席裡年輕人比較多,大家看廚房吵架的那場戲都一直在笑,最後一場放映的時候觀衆年紀更年長,多數觀衆50歲以上,就非常沉默,非常嚴肅。影片有局限,那觀衆的局限呢?沒有經曆這樣的男權傾軋的健康家庭裡成長的孩子怎麼能切身體會他們(劇中母子)其實也是男權社會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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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鏡DOC:2020年有部紀錄片叫《歡迎來到車臣》,導演保護人物隐私的方式就是給每個受訪者換臉。如果可以不受其他因素限制,你有沒有考慮過其他方式?

劉重燕:那可能就真的是這句……我在現在在讀的這個Fresnoy碩士後研究機構裡面每個星期至少聽到一遍的一句話了:Ce sont des contraintes qui créent le cinéma! (“因為有約束,才有電影!”)

凹凸鏡DOC:影片有目标觀衆嗎?

劉重燕:沒有,面向全世界觀衆,隻要能找到合适的字幕組。

凹凸鏡DOC:影片中前任和其母親争論的長鏡頭是短片中最顯性的“暴力”。攝影機像是固定在那裡等待事件的發生,你在長鏡頭尾端的入鏡也表明作者不在攝影機後面。請導演介紹一下這個長鏡頭的前後,以及選擇它的原因(有沒有同樣争吵的鏡頭)。

劉重燕:沒有,那個鏡頭确實是唯一一個捕捉到了顯性暴力的鏡頭,因為當時把攝像機架好了之後,他們也都知道攝像機的存在。在影片裡面,大家也能看到我去洗澡了,然後我回來才進入鏡頭,發現他們在争吵,然後介入了他們之間的暴力,所以其實并沒有同樣争吵的鏡頭,也沒有其他補充的鏡頭。就是偶然,很巧合,但是可以說(它)奠定了電影基調,(它是)奠定電影基礎的鏡頭。

凹凸鏡DOC:影片中另一特别的場景就是并置母親回憶自己生下兒子時遭遇的聲音和前任在浴室裡剃體毛的私密鏡頭。在剪輯過程中,是什麼啟發了兩者的搭配,它背後意味什麼?

劉重燕:在Q&A環節也有中國觀衆和當地觀衆都問到了這個問題,就是母親回憶自己生下兒子時的遭遇和前任在裡面剃毛的私密鏡頭。其實當時那個剃體毛鏡頭并不是一個項目裡的,我之前是有一個行為的藝術作品,然後就邀請他來做一下事,所以其實是比較接近一個表演的感覺。但是後來我在剪輯的時候,我覺得“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我覺得兩者其實是在說一個主題,所以就一起剪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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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創作者:我們生活在“相對”的關系裡

凹凸鏡DOC:其實影片裡導演的身份還是比較局外的,更像是從攝影機的角度在旁觀兩人。同時你又如影片中“母親”在父子關系中的位置一樣身處一個調停母子矛盾的位置,你覺得創作和生活中不同的身份如何相互映照彼此?

劉重燕:太難了,這個問題我到現在也沒太明白,因為畢竟那段時期非常的壓抑,我整夜整夜地不敢睡着(親身經曆家暴前或後期都是)。

因為我的原生家庭的背景根本不是這樣,所以我很難做一個對比。我也真的非常難切身體會他們的痛苦。我隻能作為旁觀者的角度,我隻能像他母親一樣嘗試去調停。但是這其中由于毒性男權産生不同家庭成員之間懸殊的政權地位的劃分,這真的很難去……

我真的不可能切身體會他們的痛苦,我隻能嘗試去理解,然後并且傾聽兩方不同的觀點,這也是為什麼會在影片裡面會出現兩個不同角度的獨白。但是在創作和生活中不同的身份如何照應彼此,我覺得是每個藝術家都一直在反思的問題,因為其實這樣的彼此照應可以是随時變換并且非常靈活地變換的,我們應該有能力同時以不同的姿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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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鏡DOC:影片并沒有繼續記錄前任對你的家暴,而是回歸到理解一位女性(她母親)在父權家庭中的可能遭遇(I understood his mother wasn’t simply sewing clothes)。有想過繼續把前任對你的家暴放進去嗎?現在的版本是一種girl helps girl的呼籲嗎?

劉重燕:這個問題有點像個陷阱問題,承接之前那個問題問創作和生活中不同的身份如何相互映照彼此。但是這個問題的提問方式感覺有點隻注意到了我的導演身份而忽略了我作為生活中家暴的受害者,會比較容易被誤讀覺得提問者是在鼓勵我消費隐私、消費傷害。不過我能明白能理解這個問題,确實有可以思考的地方。

我沒有想過把前任對我的家暴放進去,首先當然是因為我沒有機會做出任何反應。兩次家暴都是突然發生的,在那樣突發的家暴情景下,我無法架起腳架拍下對方的暴行,因為個人人身安全成為了首要的問題。但除了這個原因,我也沒有想過比如說把警察的報案記錄或者是之類的所謂“證據”放進去,或者再做個日記之類的作品,至少目前還沒有。就像其他問題裡面也有回答到的,我能給大家展現的雖然隻有這些,但就算是隻有這些,我看這部電影和其他觀衆在看這部電影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這部電影本身不管是呈現方式還是初衷立意的确自帶争議。

大家可以把電影看做是girl helps girl的呼籲,但是我期待的是LGBTQIA2S help LGBTQIA2S,人類幫助人類,星球幫助星球。每一個地區都面臨如何平權的問題,有的地區更尖銳,有的地區的問題隐藏的更深。我是女性,我們是女性,但是每個人都是一個不同個體,問題都還要回歸到自己身上解決。所有被不公平對待的人首先都要自己去反抗,都要反思為什麼受到了不公正、不公平的對待。我們本來就是生活在一個“相對”的關系裡,所有的關系其實都有relativity,我很少給自己精神分類說我是女生,或者說我隻關注女性féministe這樣。

作為導演:紀錄片就是“記錄”

凹凸鏡DOC:紀錄片還有一個永恒的話題,即拍攝的意義性。你覺得完成這部短片有什麼意義,拍攝紀錄片的意義是什麼?導演同時也拍攝劇情片,你認為劇情片與紀錄片二者的關系及區别是什麼?

劉重燕:完成這部短片最大的意義就是告訴所有的受害者們,任重而道遠,我們要勇于揭露事情的真相,要勇敢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不管以什麼形式,但是一定要對不公平迫害說不。我們雖然曾經是受害者,但是我們并不願意被看作或者是就被标簽化說,“哦,好可憐,ta是家暴的受害者”,我們還是自己。一個人作為個體,歸根到底還是會回頭看“個體”這個意義本身,但是又跟其他所有的社會性因素都在發生關系。

但是拍攝紀錄片的意義……比如說我小時候看所有的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我都會在想那些真實的事件。比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那我就會想那真實的事件到底是怎麼樣的,真實事件中的受害者和施暴者到底是怎麼樣的。

劇情片可能就是那句藝術跟生活的關系。“藝術隻是讓生活變得不像藝術那麼無聊。”哪個法國的哲學家真的忘了,歡迎大家查證。然而紀錄片就像是打破藝術魔咒。因為不管以怎麼樣形式創作,無論怎麼樣創作,藝術的再度創作都是對現實,對真實,對“reality”的美化,或者是藝術化。它都有一個“降銳”的過程,就它的銳度被削弱了。而紀錄片,他就是直接告訴你這個事情是真實發生的,它就是……就是文字的意義——“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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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鏡DOC:過去許多年輕導演都是自己摸索地投遞紀錄片節,或者制片來做投遞和宣發。請Carina介紹你們的發行公司以及你們能幫到年輕創作者的地方。

Carina: 我們Random Headache是一個位于倫敦的電影發行工作室(溝通語言可選中法英),擅長于量身定制的電影節策略和媒體宣發,熱衷于為獨立藝術家/電影人争取他們應得的關注(國際範圍)。許多來英國留學的亞洲學生由于缺乏來自教育機構的支持而感到失望甚至願景幻滅,改善這一現狀是我們的初始立意。通過和我們合作,他們可以放心得到大學一直以來都非常缺乏的一對一深入咨詢和電影行業發展的有效幫助。其實我們合作影人不止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還有印度、日本等世界其他地區的。

目前,我們已經幫助我們的客戶入圍多個國際電影節,包括IDFA(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首爾國際PRIDE電影節、VISIO歐洲藝術家活動影像計劃、Videoex、奧地利YOUKI、電影節蒙特利爾國際動畫電影節——ANIMAZE、Soho倫敦獨立電影節、Supernova數字動畫節和倫敦Fragments電影節等等。有意願和我們合作的獨立電影人/視頻藝術家們,歡迎向我們發送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并附上作品鍊接(不限于一個作品),此外歡迎查看我們的網站對我們的作品有更多了解:

https://randomheadache.cargo.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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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鏡DOC:再次恭喜這部影片入圍IDFA的短片競賽單元。導演講講這次入圍IDFA的心情,和荷蘭觀衆映後的反饋。

劉重燕:很像一場夢境,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烏托邦,大家都懷着熱情和愛參加,就哪怕是professional section,大家也就真的是非常好,非常nice,非常open minded。大家心中的小朋友都被彼此呵護地非常好,然後也見到了非常多優秀的、有趣的、有天分的、勇敢的電影人。

在荷蘭放映的時候然第一場因為年輕人比較多,大家看廚房的那個長鏡頭反而都嘻嘻哈哈的,都覺得很搞笑,然後整個氣氛就被帶動地非常的歡快,直到後來大家發現,哦原來是在講一個暴力循環的問題。然後第二場放映的時候,普遍年長一些觀衆比較多,所以整個電影院的氣氛非常嚴肅,認真,反思,沉重。但是這樣的觀影氣氛對我來說都是不同的。

比如說觀衆都覺得很有意思,都在笑,我反而覺得以後可以沒那麼沉重地來看這個事情了,反而讓我也覺得自己也可以從這個片子裡面把自己摘出來,看事情可以看得更輕松,好像就是在說“哦,雖然那段時期那麼痛苦,每天在精神暴力下嚴重脫發,但是好像沒那麼嚴重,因為我思考了,我勇敢地把自己從那個閉環裡解脫出來了,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這樣笑着。”

凹凸鏡DOC:很遺憾今年北京國際短片聯展延期了,這部影片也入圍了今年的華語競賽單元。向國内的觀衆介紹一下你們的片子。(截至發稿,影片同時入圍今年HiShorts!廈門短片周)

劉重燕:不管是被推遲、延期還是怎麼樣,我無比佩服組織者的勇氣和萬分感謝組織者給我這個機會讓這部短片在國内展映。因為之前和短片聯展的策劃也聊了很多。尤其是在大家都知道的,尤其是在這樣的一個特殊時期,還處在嚴格控制的時期,真的非常感激大家願意來看我的電影。非常感謝大家,也歡迎大家給我反饋。

凹凸鏡DOC:最後請導演和Carina介紹一下自己喜歡的紀錄片/紀錄片導演,抑或是最近看過最推崇的紀錄片。

Carina:我看音樂傳記、自然、曆史主題的紀錄片還有時長較短的實驗紀錄影像多些,沒有專門挑紀錄片看吧;最近斷斷續續在看伏原健之的《人生果實》。

劉重燕:潘禮德的《殘缺影像 L'image manquante》真的是,我無話可說。我心中的其他兩個紀錄片天花闆相信很多電影人也是——克洛德·朗茲曼的《浩劫》和約書亞·奧本海默的《殺戮演繹》。之前我在巴黎美院裡的教授克萊門特·柯傑特Clément Cogitore的《仇恨谷Braguino》和我現在在Fresnoy的老師帕特裡克·奇哈Patric Chiha的《夜色兄弟Brothers of the Night》做得也非常好。

正好昨天還跟他聊到《夜色兄弟》後半部分有一個鏡頭兩兄弟在吵架,然後非專業的土耳其男妓跟攝像機背後一句都聽不懂的帕特裡克在互動,那樣的默契,在遊刃有餘地配合導演。哇真的,對攝像機後的電影人來說真的是太感動了。

以上信息物料來自IDFA官方、導演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