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洲》：關于被剝奪了語言的人

有人說這樣的愛情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則要辯解說，如果人類本就是一種生來殘疾的物種，那麼這樣的愛情隻會是世間唯一可能的愛情。

我對于《綠洲》的基本理解是，這是一個關于被剝奪了語言的人們的故事。

無論是智力低下，還是腦癱，這些都是呈現失語現象的疾病載體。也許非要選擇一個腦癱患者，更多是出于對影像奇觀的需要以及為演員的發揮提供條件，甚至可以指責為一種取巧的做法（文素麗對腦癱者的再現太有說服力，以至于我忍不住不斷把電腦屏幕推遠，仿佛那種殘酷要沖破屏幕刺傷我）而這兩種疾病的共同點，是他們對于自己境況的不可言說，因為這不可言說，他們的大腦被視為沒有思維生成的封閉體，最後，連他們的生命本身都變成了沒有生命存在的，任人處置的客觀物。

在最後警察局那場令觀衆難以在倫理上難以忍受的戲份之前，李滄東已經展現了不能說話者被如何對待。女主人公的公寓是一個沒有任何私密性的場域，鑰匙被放在樓道的花盆裡，可以随意當着陌生人的面拿出，任何想要進入這間房子的人都能輕易得償所願，因而她不能預測何人、何時、因何事會突然闖入她的房間（這也釀成了最後的悲劇）對于所有的闖入者，她隻能被動接受，因而她對于強奸這種極端事件也是完全敞開的。殘疾所帶來的限制并不僅僅在殘疾本身，比如不能自己吃飯，自己洗澡這般日常生活之上，它會修改整個生命的代碼，改變每一個層級的運轉方式。對于女主人公而言，并不是在事件發生之時，她沒有力氣抵抗，她的生命的實質，是已經被限制得隻剩下某種被榨幹的形态，心髒的機械跳動或者持續的呼吸。毀滅必然會發生，她隻是在等待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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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家的負責照顧女主人公的女人和情夫在她的房間裡交歡，證明這裡變成了一個合适的偷情場所，免費、便利，而偷情最需要的條件，則是無人知曉，很顯然，女主人公雖然存在在這間屋子裡，但她并不被視為人，偷情者無須擔心她會告密，甚至無須擔心她是否可以理解眼前事情的意義。當女人（也許由于平時那最低層次的照顧，雖然是連喂狗的精力都不及，但她尚且知道這一團扭曲的持續抽搐的肉體裡有生命存在）略帶遲疑地告訴情夫，“她在看”時，他以無法理解為什麼需要擔心這件事的口氣回答“沒關系”。在很多的電影叙事中，動物的目光都常被作為使偷情者（甚至是正當的情侶）羞慚的存在（比如《華爾街之狼》，我看的太少了一時隻能想起這些，但應該有更多）而這裡的腦癱者是連動物都不如的，她沒有令人羞慚的能力，她被降格為類似于一件家具一樣的存在，不動，無聲。她的觀看不能轉化為言說，觀看就變成了隻有輸入的過程，輸入的内容被大腦如何處理如何理解，因為出口被封閉了而永遠不能被人知道，因而觀看本身也失去了意義。

男主人公對于女主人公的意義，他作為“綠洲”的特殊之處在于，他是唯一想要去破解那一連串毫無意義的能指碎片，在正常人所不能理解的語音中，主動去拼湊出一個連貫的句子的人，他帶有鼓勵意味地重複女主人公的話，因為她沒有能力一次說太多的詞，他作為一個補充的大腦，幫她存儲那些已經費勁說出來的東西，使得她可以安心地接下去說，而不用為上一句話不被理解而焦急（在警察局的場景裡，我們可以看到失去了男主的輔助，女主的話語如何不可能被理解）。在這個過程中，他意識到女主的理智存在，又或者說，他從來就沒有質疑過這份理智。令我慚愧不已的是，她對于曆史的了解，她對于愛的渴望，她最原始的性欲，她雖然緩慢，但是仍舊能清楚表達自己需求的能力，這些事實都在某些瞬間裡引起我的驚奇，“不是所有的腦癱都是智力低下”，這對于我來說是個新知識。

如果說女主人公的失語是直觀的，男主人公似乎有非常好的語言能力，很多時候我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有智力上的缺陷，因為至少在現實中，我知道有很多的人隻是因為坦誠和率真，隻是因為不願意去按照所有人都生活的那套規則去行事，就被視為怪人，甚至被認為是有某些精神上的疾病。從男主弟弟的口中我們得知，替哥哥頂罪是他自己的主意，這可以被視為一種怪異的舉動，因為它違背了人本性中的利己傾向，這是人們懷疑他智商不高的充分理由。當然，家人們是不需要理解這種行為背後的原因的，因為這種話語的施事結果正好符合他們的利益。在男主的話語和思維之間的關系上，家人們判定有一種智力的缺陷和精神的疾病造成了扭曲，因此男主雖然可以說話，但是不被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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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主把女主帶到母親的生日宴會上，若無其事地告訴大家這就是哥哥車禍撞死那家人的女兒時，他毫不在意地反應使得衆人的驚詫和憤怒達到了極點，似乎他隻是帶來了一個無關的人。如何可以在阖家歡樂的日子把整個家庭推向愧疚的深淵，而又不在語言上體現這種惡意呢，這是他的家人們所不能理解的。他的哥哥，也就是那場車禍的真正肇事人，無疑是最為不安的一個，因為男主人公不僅幫他頂罪，更替他愧疚，這是一種令人抓狂的僭越。事實上，男主人公本不應該有任何的愧疚，反而是哥哥，不僅理應對車禍的一家人愧疚，更要對主動頂罪的男主愧疚。按照正常人的思維模式，男主應該表現出憤怒、痛苦、冤屈等情緒，然而他卻反而同情别人的受害者，他的話語無法展現他對于含冤頂罪這件事的任何态度。為了使自己擺脫這種愧疚，将男主判定為智商低下的未成熟的兒童顯然是最方便的做法。隻有那個弟弟，尚存理解的企盼，盡管他根本不可能理解，他問出那句不會有答案的話：‘솔직히 말해 봐，지금 무슨 생각하고 있어？（老實說，你到底在想什麼？）’其實男主人公在想的，他都已經說出口了，可無論是哥哥和弟弟，都堅信還有一些沒有說出的東西，他們一面寄希望于男主是智障的的事實來消除自己的愧疚感，另一方面懷揣着男主裝傻尋求報複的陰謀論，活在持續性的良心不安中。

在故事的高潮部分，男女主人公顯性的失語和隐形的失語終于合流，他們無法告訴所有人他們戀愛的事實，無法讓這種愛被衆人認可。而對于衆人來說，不能相愛，仍舊有活下去的希望，而對于他們來說，愛情的悲劇則等于人生的悲劇，一個再度入獄，另一個則失去了生的希望。

當看到有人在評論區詢問為什麼女主人公不解釋自己不是被強奸的，我懷疑他是不是放了二倍速并且跳過了無數個段落，以至于他剛好理解到了情節的徹底反面。李滄東所展現的恰恰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女主人公如何聲嘶力竭地想要表達自己，說出真相，她的理智是多麼努力地想要沖破那扭曲的軀殼，被人聽懂。她的焦躁卻使得她陷入了不被理解的惡性循環，由于她的親人早已放棄從具體的詞語，而是從肢體語言上去理解她，因而她越試圖說話，表現在肢體上的躁動就越會被她的嫂子理解為是經曆了強奸之後的PTSD，并自以為是地幫她訴說她認為的真相，而女主就會更加着急，仿佛被堵住了嘴的人。情況就變成了：越想說話，就越被視為不能說話，越不能說話，就越想說話。對表達無望之後，女主人公遂用自己的身體砸向桌子櫃子，試圖自殺，或是用這種方式表達她對現狀的否認，然而即使是這種嘗試，都會被理解為是因為無法忍受被強奸之後的恥辱，因此她甚至被剝奪了選擇死亡的正當理由。這是何等深刻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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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人公又為何不解釋呢？答案也很顯然，隻要他要辯解，他和腦癱女孩是自由戀愛，是女孩主動想要和他做愛的，人們就會更把他當傻子，尤其是在他有強奸前科的情況下。傻子可以幹的最危險的事情，就是聲稱自己不是傻子，男主人公似乎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沒有做任何的辯解。他的越獄也隻是想要和女孩子打個電話，在破碎的聲音能指中再度确認她的存在，幫她砍掉樹枝，消除綠洲上的陰影。他對于辯解之不必要的清醒認識，似乎說明他的智力也許還要超越常人。

有人說這樣的愛情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則要辯解說，如果人類本就是一種生來殘疾的物種，那麼這樣的愛情隻會是世間唯一可能的愛情。它使用一種排外的語言，綠洲國的綠洲語，不需要他人的理解，隻需要彼此心領神會。然而正如殘疾人是少數群體，綠洲也是那些快要消亡的所在，它們不斷被侵蝕，縮小，直至消失，總有一天，這個世界上不會再有綠洲，也不會再有少數人的愛情。

綠洲是相對于沙漠而言的，在這裡，所有人理解所有人，或至少，所有人試圖去理解所有人。隻有當綠洲和沙漠不再有分别時，我們才可以承認，每一種愛都沒有分别。可是，那樣的世界是無差别的綠洲還是無差别的沙漠呢？我不得不以悲觀的口吻似訴說這個現實：我們似乎離後者更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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