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把本片的基調控制的非常的溫馨、真誠，并沒有真正給出政治傾向上的嘲諷和批判。除了懸在全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FBI的全圖追殺），所有出現的角色都是可信、可親的。我們看到，在一所看來特别精英範兒、特别“老錢”的高中，丹尼和安妮随意編個謊就可以入學。鑒于丹尼“天降奇才”的人設，所有出現的教職人員都幾乎在職責之内盡可能的惜才、愛才。之後，丹尼也并沒有為自己對羅娜的坦誠付出代價。丹尼的世界，滿是善意。
于是，唯一的阻礙和矛盾就隻能來自家庭内部了。阿瑟和安妮算得上是很出色的父母：顯然他們培養的兩個優秀的兒子。從另一個角度說，阿瑟和安妮也并不是僞君子，他們的一生都算得上“知行合一”了，影片結尾時阿瑟對丹尼說的“我倆用一生嘗試過了“，擲地有聲。那麼問題是出在體制、出在fbi嗎？通過安妮父親之口，導演也否認了這個解釋。于是，似乎一切都隻能歸結為“時代的眼淚”了。
最體現導演态度的，應該是阿瑟和丹尼在皮卡邊上的對話。對所有電影觀衆來說，這應該是最讓人恨得牙根癢癢的一個片段。為了阻止丹尼去音樂學院。阿瑟圖窮匕見的擡出了“集體主義”來壓制丹尼的個人發展。這可以說是導演最明确的價值觀輸出了。
呂美特似乎總是對銀行劫匪有一種執念。從《熱天午後》到《電視台風雲》再到本片，銀行似乎永遠在作為體制的符号，變成受害者。《電視台風雲》更為辛辣，極端左派組織大嚼肯德基全家桶、為了受益分成歇斯底裡。而本片裡的老戰友加斯，差不多也是電影溫馨底色裡能做出的最大的“反派”。如果說亂搞男女關系還可以用嬉皮士文化背景開解，那公然在安妮的診所裡偷信用卡、帶着大把的槍械直接到别人家裡要求入夥搶銀行，就是純純的腦子有病加不負責任了。
所以，影片的結尾，腦子有病的老嬉皮、老劫匪死掉了。安妮在年輕時拼命逃離的那條人生道路，如今她又不惜一切的要幫助丹尼去走。家庭的分開和重組、家庭成員的支持和相互理解，成為了最終的解決方案。當社會運動大潮偃旗息鼓的時候，家庭的庇護才是導演最終給出的答案。
不敢投入感情、建立與他人鍊接的丹尼是悲劇的一部分，與父母多年不得見的阿瑟、安妮，也是悲劇的一部分，在他們的爆炸襲擊中癱瘓、失明的無辜受害者，更是悲劇的一部分。可是跟發生在越南的事情相比，這些悲劇孰重孰輕呢？是不是真的能justify發生美國本土的抗争和犧牲呢？導演并沒有回答，我更不敢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