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裡維特的“賽鵝圖”溯源

“賽鵝圖”這個名詞明确出現在裡維特1981年的電影《北方的橋》中。在看這部電影之前我已經看過一些裡維特的電影了,它們幾乎都給我一種陌生但又似曾相識的感覺,直到“賽鵝圖”(jeu de l' oie)這個詞出現在《北方的橋》的對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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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鵝圖”這個名詞第一次出現(Le Pont du nord, 1981)

此後, Bulle Ogier飾演的Marie在給Pascale Ogier飾演的Baptiste介紹這個古老遊戲的玩法前說到:“這是小孩子玩的一種遊戲,完全碰運氣的一種遊戲,它是由格子組成的,有好的格子,不好的格子,還有陷阱格子,例如,‘墳墓’是一種陷阱格子。‘墳墓’——死亡。但‘死亡’也是一個新的開始,開始一場新的遊戲。”

我在小時候玩過“賽鵝圖”,前進的格數由擲出來的骰子點數決定,但如果剛好到陷阱格子,可能就要往後退幾格或退到特定的格子上,如果運氣好,跳到了有獎勵的格子上,則可前進幾格或前進到指定的格子上。“賽鵝圖”應該是有一點對抗性的,因為需要碰運氣這一點會把不同的玩家吸引到同一個棋盤上,玩家會通過誰先到達終點來決出勝負。盡管在裡維特的電影裡,“賽鵝圖”的對抗性是不怎麼會被強調的,很多時候他的“賽鵝圖”裡的人物還會因為在“棋盤”裡相遇而成為夥伴。

在《北方的橋》裡,“賽鵝圖”的棋盤可以是巴黎,而裡維特直接讓Bulle Ogier 拿着巴黎的地圖說這讓她想到了“賽鵝圖”。到了《四個女人的故事》裡,“賽鵝圖”的棋盤範圍縮小成了兩座房子,盡管故事還是發生在巴黎,但具體地來說,遊戲主要在Bulle Ogier飾演的已息影的女演員Constance Dumas開辦的戲劇課上認識的四個女孩Joyce, Anna, Lucia和Claude(盡管這部電影被翻譯成《四個女人的故事》)住的房子和Dumas的買下的劇院所在的整棟房子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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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ce Dumas買下的整棟房子(La Bande des quatre, 1989)

這裡的“賽鵝圖”不完全是城市“賽鵝圖”了,雖然女孩們下了課會去咖啡廳,電影裡也時不時出現軌道交通的鏡頭(可能是女孩們上下課經常乘坐的班車),還在她們不常去的地方碰到那個總是換用不同名字的男人(後面我們會知道,這個男人大概算是個黑警),但這部電影裡的“賽鵝圖”的棋盤确實變小了。在《北方的橋》裡,巴黎對Marie和Baptiste來說都已經太小,那《四個女人的故事》裡的主要場景——那兩棟房子——就真的顯得像螺蛳殼一樣了,盡管那個黑警有把電影裡的“賽鵝圖”升級為整個巴黎的意思,他跟Claude在城市的高處看到巴黎居民區那些房子的屋頂,然後跟她說,她以為自己很了解巴黎,實際上并不了解屋頂之下發生的事情。但很小的“賽鵝圖”也能隐藏很多秘密,就拿這部電影裡的其中一個“賽鵝圖”——那四個女孩住的房子——來舉例,Joyce說Cécile(她曾經也住在那座房子裡,後來搬走了,房子有空位以後,新來的Lucia住了進去)對她不可能隐藏有很多秘密,因為Cécile要回到自己的房間得經過她的房間,然而整個故事最大的變數就是Cécile,雖然她不出現在片名裡,可她的秘密确實隐藏了許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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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e立的flag(La Bande des quatre, 1989)

1. 四個女人的故事,或第一個螺蛳殼裡的“賽鵝圖”玩家

這四個女性角色分别是Joyce, Claude, Anna和Lucia,她們應是“賽鵝圖”玩家,而不是遊戲裡的棋子,盡管她們受到了一定的擺布,但她們都有她們的自主性。

Joyce

有一次,女孩們聊到她們收到的信件和支票,因為Claude收到了她父親從南也門寄來的郵件,裡面有一張支票,但她看起來其實對此不太高興。女孩們由此聊着聊着,Joyce就表示她非常希望時不時收到一張來自利默裡克的支票。這時,Lucia問,利默裡克在哪裡,Joyce說在愛爾蘭,這似乎為她在一群女孩中比較特别的紅發找到了一絲依據。而Joyce這個名字還讓我想到了著名的愛爾蘭文學《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不知道這能不能算是裡維特設置的一處不起眼的暗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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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e和利默裡克(La Bande des quatre, 1989)

同時,很多細節也或明示或暗示了Joyce根本不喜歡男性,在電影後段,那個黑警像發了瘋的狗一樣親了她的嘴,這讓她覺得非常鬧心,并且提醒那時已跟他扯上了關系的Claude要小心他。有一次在舞台上演戲,Joyce對于飾演的情場高手角色Lisette總是找不到感覺,老師Constance Dumas這時過來給予指導,說Lisette十分了解如何拿捏男人的心,然後就順便問了Joyce一句“或許你對男人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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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ce Dumas來指導Joyce(La Bande des quatre, 1989)

然而她其實既可以演好女角又可以演好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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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e甚至可以直接說她在這一方面“沒有短闆”(La Bande des quatre, 1989)

Claude

在性取向方面,Claude跟Joyce有相似的情況。為什麼這裡不直接說“女同性戀”呢?因為Claude其實不像Joyce那樣清楚自己是不是根本對男人不感興趣,她後來還跟那個黑警發展出了肉體關系,而在此之前她說過她有一個喜歡的女孩叫Sarah,她還曾為了跟Sarah的見面而心煩意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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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e在見面前的焦躁(La Bande des quatre, 1989)

然而那一次見面Sarah沒跟Claude說一句話,Claude覺得自己與她并無可能了,此後她跟那個黑警發展出了關系,在電影裡,Claude接觸的唯一一名男性就是那名黑警,在讓她受挫的與Sarah的見面之前,黑警曾就為了他給Cécile的男友鋪設的陷阱而在Claude的視線裡出現過。Claude和黑警之間也有表現出愛情的台詞出現,但它們都真假難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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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e決定不再愛Sarah了(La Bande des quatre, 1989)

而在跟Joyce進行關于戲劇角色的争論時,Joyce提到Claude演不好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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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e指出Claude演不好女角色的短闆(La Bande des quatre, 1989)

在我自己的觀影經曆裡,Claude這個名字有作為男性的名字在法語電影裡出現過,而在《四個女人的故事》裡,擁有Claude這個名字的是個女生。并且這個名字是無陰陽形式變化的,不管是作為男性的名字還是作為女性的名字,這個名字都寫作Claude。但是其實有不少同一個發音的法語名都是有陰陽性變化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北方的橋》裡的女演員Pascale Ogier,她的名字在作為女生的名字時寫作Pascale,作為男生的名字時是Pascal,侯麥的電影《沙灘上的寶蓮》裡就有一位叫Pascal Greggory(他在米娅·漢森-洛夫導演的《晨光正好》裡是Léa Seydoux的父親)的男演員,而Pascal和Pascale的發音是一樣的。

Lucia

Lucia是葡萄牙人,兩年前為了逃離包辦婚姻來到了法國,并且一直瞞着家裡人在法國學戲劇,而她家裡人以為她學的是理科。她剛搬到那棟房子的時候正值Cécile搬離,她意外得到了對Cécile和她的男友以及那個黑警而言很重要的鑰匙,在被黑警追問時她說鑰匙被她扔到塞納河(la Seine)裡了,而她在跟戲劇課的女孩們聊到對戲劇的看法時提到了la scène,其他女孩說,她們還以為Lucia說的是塞納河(la Seine和la scène同音),好一個美妙的裡維特式巧合。而講到戲劇,她們可能通常說le théâ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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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a說的“la scène”和她的同伴說的“le théâtre” (La Bande des quatre, 1989)

Constance Dumas讓女孩們指出同伴在表演上的問題時,台下的Lucia說如果跟一個人陷入愛河是很難不被察覺到的,她覺得她在台上表演的同伴沒有演出這種感覺,而這似乎可能跟她在葡萄牙時的經曆有關,她為了逃離包辦婚姻吞過毒,第二天就住了院,她把毒藥帶到了法國,毒藥後面也成了對付黑警的一種道具。由于她是第一年進入Constance Dumas的戲劇課,也是那座房子的新住客,所以她很多時候看起來會有種置身事外的感覺,然而光是看她在電影裡的服裝我們又會覺得她就是其他女孩的夥伴,她的服裝跟她們的服裝以及周圍的環境都能融合得很好,看到這樣的場景你又會覺得Lucia并沒有說融入不了其他女孩中。她在舞台上的表演沒有什麼很大的短闆,Dumas說這雖然是她的第一年,但她已經可以做到台詞清晰、情緒飽滿,以我自身經曆來說,用外語念台詞有時可能真的會比用母語更容易做到台詞清晰、情緒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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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a的第一年(La Bande des quatre, 1989)

除此之外,新來到這個團體(片名裡的“bande”真的太妙了)裡的Lucia或許還有不少秘密,比如她在“驅魔”時唱的歌謠。

Anna

因為女孩們各自的來信,閑聊開展,我們得以知道她們來自哪裡(比較明确的是Joyce來自愛爾蘭,Lucia來自葡萄牙),或者至少跟什麼地方有聯系(Claude收到她爸爸從南也門寄來的郵件,雖然這不能直接告訴我們她的民族),然而Anna的情況比她們的都複雜,而且迷霧重重。我們不清楚她是哪裡人。她有一個有點像荷蘭人的名字Anna Van Damme(一個讓我聯想到了Vicent Van Gogh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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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的全名在電影裡出現(La Bande des quatre, 1989)

電影開始的鏡頭就給到了在咖啡廳看書的Anna,也就是說,她是第一個出場的女孩。她看起來不是很像白種人,受社會曆史因素影響,說到八十年代法國境内可能存在的有色人種,我首先會想到Anna可能來自阿爾及爾。其實女孩們原本來自哪裡、她們的民族或種族并不是什麼很重要的事,這裡也不是要得出她們究竟來自哪裡的結論,而是這些事情就是她們會很自然地在聊天中聊到的事,我們完全可以通過這些聊天内容感受到女孩們是怎樣的人,感受到這些原本不存在于現實世界中的人物的所言所行的力量比找到确切的形容詞來定義她們更重要。裡維特根本就是在随性地從生活裡采集到這些可能是解謎遊戲的線索的信息,具體到如何抛出女孩們來自哪裡的信息,我時不時會聯想到一些歐洲文學裡的心理活動描寫,想象這麼一個人物,他看着眼前的熟人或陌生人,由他們的外表聯想到他們的族裔,并且不斷在心裡點出那些他觀察到的細節,因為那些是他給自己無足輕重的判斷找到的依據。我覺得這些描寫本身就是很有趣的,這種思路顯現在裡維特的影像裡更是顯得五光十色,盡管那可能不是電影本身的思路。

Anna有一位遠在美國的男友,他們總是打着跨大洋的電話,半年見一次,而Claude有提到她不能理解這種戀愛模式。并且Anna的男友的名字跟那個總是換着不同假名的黑警的真名很像,電影進行時他說很快會來巴黎見她,結果她就遇上了那個黑警,我覺得這是個魔鬼一樣的巧合。

然而Anna并不是她的真名,她的真名是Laura,Anna這個名字來自她已經失蹤了3年零28天的姐姐。神奇的是,因為Laura一直在用Anna這個名字來跟其他女孩們以及Dumas相處(隻有Joyce意外知道了Anna的真名其實是Laura),所以當她說她叫Anna的時候我就覺得她長着一張名為Anna的臉,當她說她叫Laura的時候,看着她的臉我會覺得她就叫Laura。

2. 黑貓電影

看到街上那隻黑貓了嗎?Anna一開始就有逗她玩,有一次下課,一些女孩們的目光就成功被她吸引了。可能整部電影就是她給我們講的故事,雖然她可能隻是随機出現在街上的一隻普通小貓。但是就讓我們把這隻黑貓看作這部電影的真身吧,或者把它看成那隻黑貓的東西。我感覺黑貓有的時候看起來像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動物,而且它們确實也沒必要過問世事,它們的毛大頭裡好像什麼都沒有反而讓它們有時看起來更可愛了。但有時黑貓又像那種知曉一切的生靈,或許至少是知道某些命運的安排的擁有靈性的存在,我覺得人們很多時候或許也是将黑貓看作一種與命運有關的可愛聖靈的。而且我越寫越覺得,這些就是适用于大多數貓貓的規律啊,而裡維特的電影就是有貓的特質,他的電影裡出現什麼樣的貓就會是什麼樣的貓電影,所以在我這裡《四個女人的故事》是一部黑貓電影。

裡維特的電影很少去關心那些非要我們賦予重大意義的大事,他喜歡拍的是那些跟自己的那部幾乎是從出生就攜帶在身上的懸疑電影鬥智鬥勇的人物。放到很宏大的背景裡,這些像迷宮和“賽鵝圖”一樣彎彎繞繞的小東西可能就像貓貓那種腦袋空空的狀态。可是不刻意去把握宏大事物的來去,而去耐心地去了解一個人為什麼看起來會那麼像懸疑電影也是一種近乎通靈的本事,這是我對裡維特的電影的其中一種理解,裡維特的電影跟貓的眼睛發射出靈性之光時的樣子大緻是很相近的。

這部電影遠遠不止是如片名所說的關于那四個女孩的故事,但是最能體現這部電影的黑貓精神幾乎都能在Joyce, Anna, Lucia和Claude的故事裡看到,雖然于我們的視角而言她們的故事都是不完整的,甚至她們也并非對彼此知根知底。但是那又怎麼樣呢?我知道你有你的秘密,但我就是可以相信你就是能跟我一起救出處在一場陰謀裡的夥伴的夥伴,你有秘密隻會讓我識别出你也是我的黑貓夥伴。可能這是隻有在電影裡才能發生的奇遇,因為四個女孩結成夥伴真的不太有什麼具體的原因,而奇遇就來自Constance Dumas的劇院,這也是Bulle Ogier的舞台。或者還有她們四個剛好又住在了同一棟房子裡。或者還有其他不穩定的變量布局她們的奇遇,比如Cécile,我們很難預測她什麼時候會回到她原來住的那棟女孩們的房子,又會在什麼時候上課或者缺課。

3. 老師的劇院,或第二個螺蛳殼裡的“賽鵝圖”玩家

從女孩們在咖啡廳的閑聊中得知,Dumas買下了劇院所在的那棟房子,房子的一樓是女孩們練習表演的劇院,二樓應該是她的住所,電影裡也有一個Dumas走樓梯上二樓的鏡頭。她的房子似乎比女孩們的房子更加藏不住秘密,因為這樣描述起來,她的房子結構似乎更簡單,然而我們根本無法知道二樓裡有什麼,不論是觀衆還是去上她的戲劇課的女孩。

關于Dumas的鏡頭也充滿秘密,我們隻能大概得到這樣的線索:Dumas确實有條件給Cécile的男友提供藏身之處,可是那個地方在哪裡呢?我們隻知道她房子的二樓有空間,可是為什麼警方在那棟房子裡搜不出Cécile的男友呢?她是有其他地方可以讓Cécile的男友藏身,還是說Cécile的男友雖然一直藏在劇院,但是他們可能有門路和可靠消息源,Cécile的男友因此可以在警察來搜查之前逃走呢?這是裡維特的電影沒有拍出來的“另一個”布滿秘密組織和團體的巴黎,我們或許可以問問Dumas這些事,但因為看這部電影的我們還處在女孩們的視角裡,她們或許也隻知道她七八年前就息影了,并且在某一次之後她的課程就不招收男生了。女孩們跟觀衆們一樣好奇,除了那跟“賽鵝圖”一樣的房子,Dumas還會在其他地方活動嗎?這種對于角色和關注幾乎一緻的未知算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平等。

Dumas在上課時說不要把戲外的情緒帶到舞台上,而裡維特恰恰是用劇場來道出女孩們願意透露的一些秘密的。她說她曾經對自己的表演也很陶醉時舉了一個例子:有位女演員習慣通過觀衆的掌聲來分辨自己表演得好不好,有一次她應該是到荷蘭演出,語種不同的觀衆并沒有為他們鼓掌太多次,她就以為他們那次演砸了。有時Dumas關于表演的見解确實又很像是人生的比喻,盡管她本身并不鼓勵她的學生們把戲外的情緒帶到表演裡。我不太清楚這樣的标準需不需要配上比較清晰具體的指導,或許這因人而異,課上憤然離場的女孩Corrine說Dumas去年的指導還很具體,今年的就變成了各種“體驗”之類的玄而又玄的話語,她覺得她沒辦法從這些指導當中得知Dumas想要什麼樣的表演,她很長時間感覺不到自己的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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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ine的質問(La Bande des quatre, 1989)

實際上Dumas的标準有時似乎太苛刻了,我們幾乎可以通過女孩們在舞台上的表演來推演她們身上發生的一些故事,哪怕那些可以算是她們願意為他人所知曉的一部分隐秘。但誰又能說這不是她對自己學生衷心的期望呢?不過裡維特的演員真的總是能演一些跟他們自己很“貼臉”的角色,或許他的電影是離不開他的“寬容”的。

4. 使用假名的黑警

黑警,名為Henri, Lucien或者Thomas。隻有Thomas是真名,他隻把真名告訴了Claude。如果不是裡維特電影裡“人即懸疑”的公理,這個角色在我這兒其實算是個很無趣的人,然而他是裡維特的人物。他一直在利用女孩們的天真和善良,甚至是性來給他的目标設下陷阱,并且不惜擾亂女孩們的生活。他一直在處理的案子就是Cécile男友的案子,然而在四個女孩們的眼裡,判處那名男子十年監禁就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她們自己排了一出很短的戲,她們幾乎每個人都把法官、原告、被告、原告的律師以及被告的律師,甚至是證人全都演了一遍),并且因為Cécile被卷入事件,她們便一起對付那個黑警,盡管她們選擇的路線可能非常混亂,比如:Lucia可能在鏡子前暴露了自己給那杯為黑警準備的威士忌下毒;Anna想用很危險的方式終結掉黑警帶來的危險卻總被黑警反制;Claude跟黑警發展出了關系但根本分辨不出他是否真心;Joyce原本隻想跟黑警談話把他逼走卻被他像瘋狗一樣親了,這讓她感到非常不适。最後Joyce用意料之外的方式終結了此次危險,然而這之後的變化就像适應了簡單穩定的校園生活的學生突然觸碰到了從未見識過的不穩定變量。

結語:Fin (C' est fini?)

兩個“賽鵝圖”棋盤都有自己運作的規則,就像戲劇裡自有它的秩序,秩序可見時可能就是Dumas的模樣。然而當排演戲劇所在的那個世界失序,即外部的陰謀和秘密勢力導緻指導表演的老師被帶走,女孩們必須自己想辦法把戲演下去,就像當她們的生活被黑警擾亂後,她們不得不采取自己的路線重新奪回她們的自主,哪怕路線混亂,回到戲劇排演,那就是說,哪怕她們看起來演技正在倒退,難以發現自己的進步,她們也不得不在沒有Dumas的指導下繼續表演。這不就是“賽鵝圖”裡的常态嗎?